首页 -> 2008年第6期
文学：边缘突围与精神能量
作者：周邵馨
但是，反思当下中国文学不能充分激起读者热情的原因，最重要的教训，恰恰是文学忽略了对作品精神能量的自觉追求，不能充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我们文学长期以来受到“左”的干扰，积重难返，不仅有艺术问题，更有思想政治问题。我们曾经借助过西方现代派一些文学流派的理论观念，也重温过启蒙主义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经典，批判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复归文学的本性，为今天文学的发展繁荣开辟广阔的道路。但是，迫于当时挣脱文学上极左桎梏的极端紧迫性，我们对西方文学思想特别是现代派文学观念，是匆匆地拿来，匆匆地使用，未能充分地梳理、分辨、扬弃，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理论上的极端性、片面性。特别是，当我们在批判把文学沦为“阶级斗争工具”、“为政治服务”工具的时候，在拯救文学主体性方面取得可喜进展的时候，却又不小心冒出了疏离时代、疏离政治和抽象的反理性等主张，这样文学也就忽视了精神品格的铸炼，严重地脱离了e时代人们的现实要求。
事实上，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反理性、排斥意义阐释，主张玩形式游戏、语言狂欢的，但也有强调文学与社会、与民族、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主张文学是负载“意义”的。至于具体的文学创作，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许多作品，也不是真的无所负载的。史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可谓举世瞩目，它以上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大旱灾为背景，叙述一个佃农家庭离乡背井，远涉几千里到加州谋生的遭际。作家悲悯的心怀，感动过无数读者，并因此而获得“人道主义者”的称号。而史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鼠之间》，政治倾向性就更加鲜明，在这部作品中，他甚至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人还不如老鼠”，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宣示！
笔者认为，对西方文学观念，“破”的时候与“立”的时候，取向应该有所不同。在拨乱反正的时候，矫枉过正，更多地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中一些颠覆性、消解性的主张，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繁荣的事业中，也许就应该更多吸取其积极的思想资源，为我所用。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文学不断增强精神能量，在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精神提升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文学的精神缺失，除了创作思想上的问题以外，与“市场写作”也很有关系。这里所说的“市场写作”，指的是瞄准市场需求，追求市场销量，追求市场效益最大化的写作。因为市场需求和大众需求是扭结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对“市场写作”也不能笼统地加以否定。但市场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市场的需求也是多元的。我们所处的商品社会，常常会释放出一些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境况下类似白日梦的信息，一些竞争激烈、生活艰难重压下抽身远遁和寻求官能刺激的信息。而文学又恰恰有可能提供一种似真似幻的情境，让一些人得到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满足，于是不少相应的作品，也就适时而生。然而它们只是针对一部分人，或针对一部分人一时的需要，可以获得一定的市场，也终究只是一部分、一时的市场，更不要说应不应该谋求这种市场。但是能给予广大读者真正关切、温情抚慰的作品，能给予广大读者有力的精神鼓舞的作品，却能获得最广大的长久的市场。我们要考虑的市场价值，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一点，我们只要想起《哈利·波特》便不难明白。
《哈利·波特》共7部，截至去年7月，全球销量已达3.5亿册，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也许有人会因为它畅销而视为粗浅，但西方不少学者却给了它很高的评价。特别有趣的是，西方报纸上对《哈利·波特》的意义的一些提法：
——一面“现代的照妖镜”
——一部“现代传奇”
——一个“波特世代”
——一种“全球政治资产”②
英国的一次研讨会上，还有评论家把它说成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甚至在会上展示了一幅戴着鸭舌帽穿着工装裤的哈利·波特漫画。我们且不去考虑这些提法是否有道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作家创作的有广大市场的作品，并不只是为读者提供消遣解闷、官能刺激的，他们对社会对人生是有所为的，他们不仅有思想，而且追求思想的重大和深刻。看来，我们的文学要有市场，但不能误解市场。
三
提升人的精神，是文学应该担当的崇高职责。只有当文学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积极作用，使广大受众能从中获益，形成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它才能重新拥有读者，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而前提是文学本身必须具有充盈的先进的精神能量。这里有几个问题也许值得探讨。
第一，是增强文学表现生活的现实性问题。
为了充实、提高文学作品的精神能量，作家应当勇于直面时代生活，敏于感受时代精神。文学史上凡是伟大的作品，都是反映时代生活，激荡着时代精神的，即使是写历史题材，也交融着现实的情致。
从统计学上看，当下我们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是占绝大多数的，但为什么还总让人觉得它与现实不够紧密，对读者不够关切呢？
犹如现代社会与现代性、后现代社会与后现代性，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现实生活与现实性，也是不可混淆的。描写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并不自然具有充分的现实性。有的作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淡化时代背景，有的作家将彼一时代的生活内容移至此一时代来表现，之所以可能，甚至获得成功，就因为生活本身是一个绵延不绝的过程，是不能截然分割的，当代生活的许多内容和形式，与过去时代的生活内容和形式，都是差不多的。我国南方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晚饭，桌上的菜肴，面前的大米饭，手中的筷子，包括那种和和美美的气氛，就这个场景而言，都是与30年、300年前没有太大差别的。描写现实生活，不可能也不应该筛汰这些超时代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但是这些生活现象却不具备现实性的品质。笔者想强调的现实性，应该是只有在当下现实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形式，理想追求和精神气质，是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质。
这就要求作家不断更新知识和观念，努力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前沿知识去发现、研究和把握现实生活，洞察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渴求。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获得充分的现实性，获得充沛的精神能量。
这里，现实性显然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求作家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热情。但现实性不仅体现于感性生活的层面，更体现于精神内涵的层面。因此，现实性又与题材没有绝对的关系，写现实题材不一定自然具有现实性，写历史题材也不一定就没有现实性。因为“历史无法逃避自身的进程。因此，它将一直被人们重写。随着新的当前的出现，过去就变成了不同的当前的过去”③。当作家写出了“当前的过去”的时候，作品就同样可能显示一种现实性的光辉。美国写二次世界大战写了60年，先是狂热的爱国宣传，把美国写成救世主；继而是专注热闹的动作和冒险的故事，追求官能刺激；后来又突出表现战争的残忍，宣扬和平主义；近几年推出的《珍珠港》和《拯救大兵雷恩》等，则瞩目于在战争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普通士兵。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处理，都反映了“当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都显示了“当时”的现实性。
第二，是追求文学的精神高度与深度问题。
当下我国文学缺乏精神高度与精神深度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武侠作品，之所以颇得受众欢迎，成为文学读者的首选，④是因为“侠”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生命形式，他具有以英勇正义对抗权贵势力的肝胆，以个人力量对抗世俗价值的傲骨，作品中往往洋溢着慷慨悲歌之气。但近年来有些作品抽掉了侠与权贵、世俗对抗这一灵魂，陷入山头之争、传人之争、夺爱之争，单纯表现暴力征服与暴力复仇。没有“侠”，只有“武”，这就不但不可能超越前人，反而大大地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