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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政坛，你来我往，变幻多端，一会儿是帝国，一会儿是共和国，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兰西那样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如此频繁地来回切换。一会儿击败强敌，一会儿又成为他国成长的垫脚石。这是一个胜利与失败交织的年代，也是一个痛苦与激情并存的年代。
第一节 “12时零5分，波旁王朝已经停止统治了。”
1814年5月3日，在反法联军的保护下，路易十八进入巴黎，波旁王朝复辟。
路易十八决定和新体制、新阶级实行妥协。
在进入巴黎的前一天，他发布了《圣旺宣言》，允诺在法国实行议会制。进入巴黎后，他组织了由部分临时政府成员和旧贵族混合组成的内阁。
塔列朗作为波旁王朝的外交大臣和其他欧洲大国进行谈判，于5月30日签订了巴黎协定，法国保住了1792年的疆界，不付任何战争赔款，也不受外国军事占领，并作为平等的大国出席维也纳会议。
路易十八在第二次复辟后，马上着手整顿议会。他下令调整贵族院，7月24日，免除一些他认为不好的人，随后，增补94名新成员，使贵族院人数超过200人，并宣布贵族院成员为世袭。
对于众议院的选举，国王通过法令规定了选举方式，选举分两级进行，先由选区选民团按照各郡分配的议员数，选出各郡议员的候选人，然后由郡选民团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议员。法令还对《1814年宪章》作了两项重要修改，选民的年龄从30岁放宽到21岁，被选举人的年龄从40岁放宽到25岁。众议院成员从262人增至402人。
1815年8月14日和22日进行了两级选举。选举的结果是保王派占优势，路易十八欣喜地狂叫：“如此议会，举世无双。”于是，此众议院就有了“无双议会”的别称。
其实，无双议会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几乎是由旧贵族和流亡者组成的。根据统计，旧贵族在众议员中占35%，而资产阶级占45%。有93人是拿破仑时代的议员，还有10位是拿破仑授衔的“法兰西元帅”。路易十八很清楚旧制度不可能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鲜血和牺牲后原样出现，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也不可能全部抹杀。
但当时的贵族多数人并无路易十八的见识，他们叫嚣着“恢复往日荣耀”。路易十八有时也不得不屈从于他们的意见。
1824年9月，路易十八逝世。临死前，他忧虑地说：“我的弟弟恐怕难以死在这张床上了。”67岁的王弟阿图瓦伯爵继位，称查理十世。他在位期间，实施高压政策。
1825年4月27日，国王颁布了议会通过的《赔偿亡命者10亿法郎的法令》。国家用10亿法郎赔偿逃亡贵族在大革命中的财产损失，其数目比1790年没收他们土地的收益大19倍，赔偿费以年息3%的公债券付给。
为了维护天主教会的权威，查理十世又颁布了《亵渎圣物治罪法》。
查理十世的高压政策引起了人民的反感。法国人民对波旁复辟王朝的怨恨终于在1830年7月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1830年3月18日，议会以221票赞成，通过了一份给国王的《致词》，以人民的名义反对政府。
《致词》指出：“陛下政府的观点要永远符合陛下人民的愿望，《宪章》把这作为公众事务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陛下，我们的忠心和忠诚促使我们对您说，这种情况已不存在了。”议会要求政府必须和议会的政治观点相一致。
5月16日，国王解散了议会。但新选举产生的议会，反对派从221人增加到274人，仍然占绝对优势。对此局面，查理十世孤注一掷，在7月25日签署了四项敕令，史称《七月敕令》。第一项敕令取消出版自由，任何报刊和20印张以下的出版物都应事先获得批准；第二项敕令宣布新的选举无效，解散新议会；第三项敕令实行新的选举法。众议院只由四分之一纳税最多者组成的郡选民团选举，选举资格按纳税额计算，规定只计算土地税、动产税等，营业税和门窗税不再计算在内；第四项敕令规定9月6日和13日召集选区和郡选民团，9月28日两院开会。
查理十世想通过《七月敕令》制服反对派，最终抛弃君主立宪，实行君主专制统治，敕令颁布后立即引起了资产阶级、学生、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点燃了人民愤怒的火焰。
7月26日晚，一些印刷工人和学生结集在交易所和罗亚尔宫周围，高喊反政府口号，并用石块砸碎了财政大臣办公室的玻璃窗。
7月27日，巴黎城内一片“打倒波旁王朝”的呼声。工厂、商店停工停业，工人、学生涌上大街，捣毁带有王室徽章的标志，构筑街垒，和军队发生冲突。晚上，起义已发展成了革命，愤怒的人群砍倒树木，揭起铺路的大石块，设起路障，筑起道道街垒。
7月28日清晨开始，起义范围扩大，混杂着工人、原国民自卫军战士、学生、旧军人的人群奔向大街，起义群众达8万之多，人们举起三色旗，高呼着“打倒波旁王朝！”“自由万岁！”“共和国万岁！”同军队展开激烈战斗，许多部队纷纷倒戈。起义者一度占领了市政厅和巴黎圣母院，宏亮的教堂钟声不间断地在城市上空回荡。国王军队退守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
7月29日，起义者向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发动攻击。占据旺多姆广场的军队倒戈，使驻守在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的军队大为慌乱，在起义者的进攻下溃散了。这一天中午刚过，巴黎就完全掌握在起义者手里。
大臣塔列朗目睹了军队的败退，他写道：“12时零5分，波旁王朝已经停止统治了。”对君主制恋恋不舍的夏多布里昂说：“又一个政府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被扔了下来。”
历时3天的起义取得了胜利。法国史学家称之为“光荣的3天”，在这“光荣的3天”里，起义者死亡人数达600～700人，受伤者约2000人，死伤者几乎都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工人，其中有10多名学生，但没有一个资产者。但最后登上宝座的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他的王朝因为得之于七月革命而被称为七月王朝。
七月革命让波旁王朝永去不归，重新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它不仅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推动了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二节 人们不会在冬天闹革命。
刚刚登上王位的路易·菲力浦与法国传统意义上的国王很不相同，他戴着礼帽，拿着雨伞，穿着胶鞋，不带一个侍从在巴黎大街上散步，有时向路人致意或与人闲聊，他还经常出现在一些敌对政治派别的漫画上，这些带有人身侮辱性的漫画居然还可以在报刊上发行，其开明程度可见一斑。
他制定的《1830年宪章》排斥了波旁王朝的旧徽记，以象征新制度、新社会的三色旗作为法国国旗；宣布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只能颁布敕令推进法律实施，而不能废除或中止法律。后来，他又降低了选举和被选举的资金标准，使法国选民人数由1830年的不足10万上升到1831年的16万。
与此同时，七月王朝对拿破仑的态度与波旁王朝全然不同，拿破仑的光辉又开始在法国
人心头荡漾，人们把他视为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拿破仑逐渐成为神话的代名词。1831年，政府把拿破仑雕像重新放到旺多姆广场青铜圆柱的顶端。
1836年，内阁总理梯也尔主持凯旋门落成典礼，凯旋门本就是为纪念拿破仑的战功而建。1840年，法国举行隆重典礼将拿破仑遗骸运回巴黎，穿过凯旋门，葬于荣军院。英灵归来，而水涨船高的是波拿巴家族，尤其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日后的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二世即拿破仑亲子，从未正式即位，1832年病死于奥地利）。
虽然七月王朝气象颇新，但问题也不少，政府斗争激烈，短短18年，竟然换了17届内阁，政治观点的冲突和政客们的争权夺利，让七月王朝的政策来回摇摆，要求恢复“正统”的波旁王朝派和要求共和的声音威胁着七月王朝的统治。王朝统治基础过小，小资产阶级因为选举资格的限制没有得到应有的政治权力，中上层资产阶级人士总觉得王朝的统治保守而腐败，没能带来法国的大发展，跟英国的差距日益扩大。
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没有大的改善，农村的饥荒时有发生，半数以上的农民目不识丁；工人境遇更为悲惨，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1847年的巴黎，三分之一的人靠各种救济才能过活，纺织工人每天的工资降到0.75法郎，而养活一个有4个孩子的家庭，光面包一项就要1法郎。
路易·勃朗在1839年写道：“早上5点钟你可以在一个工业城市中走走并观察一个挤在工厂入口处的人群。你将会看到不少凄惨的儿童，他们脸色苍白，弱不禁风，发育迟缓，眼神呆滞，面容发青，呼吸困难，就像老头那样弓腰驼背。”
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七月王朝越来越不得民心。拉马丁说，对路易·菲力浦，“法兰西已经厌倦了”。
1848年2月22日晨，路易·菲力浦甚为宽慰地说：“人们不会在冬天闹革命！”但是，当天上午，巴黎就爆发了一场新的革命。
2月22日，巴黎街头掀起了群众风暴，“打倒基佐”（七月王朝最后一任首相）的口号此起彼伏。23日，暴力升级，国民自卫军也投向起义，高呼：“改革万岁！打倒基佐！”菲力浦流亡英国。
拉马丁是二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一批共和派对他表示：“人民在呼唤您的姓名。他们信任您，我们决心帮助您掌权……您将是我们真正的共和国的部长。”
人们对他高喊：“坐上总统的座位吧！”他回答：“去寻找杜邦吧！这位老者将坐上这个位置，这是自由的与共和主义的法兰西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
24日晚，以杜邦为挂名首脑，以拉马丁为实际核心的临时政府成立，此为第二共和国。但共和国并没有令人们满意，它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护工人利益，但有些政策却实在荒唐。
比如，成立“国家工场”，接收12万失业工人，但对这些工人的组织却很不力，真正有劳动机会的不过1万余人，多数人成了只领低工资而无活可干的闲人，后来又因为政府试图改变这一状态而引发街垒战，政府血腥镇压，惨杀1500人。另外，政府还通过“45生丁税”，也就是每交1法郎直接税，还得交45生丁（1法郎等于100生丁）附加税。此举遭到人民极大反感。
与此同时，在英国，一位男子密切地注视着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他曾说：“共和国已经成立，我要控制它。”他叫路易·波拿巴。
到了1848年底，法国举行总统大选，在参选者中就有自英国归来的路易·波拿巴。
对选民来说，农民认为政府就是“45生丁税”，而工人认为共和国是刽子手，而路易·波拿巴是革命之子拿破仑的侄子。选举结果并不出人们意外，路易·波拿巴一人独得750万张选票中的550万张。政权落到了路易·波拿巴的手里。
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进行政变，解散议会。在此后的一年中，拿破仑家族往昔的辉煌让这位波拿巴加快了称帝的步伐。1852年元旦，他下令将国旗旗徽改为鹰徽，以象征拿破仑帝国。5天后，下令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字样从建筑物上清除干净。
1852年11月21日，法国进行是否赞成帝国的全民投票，结果783.9万票表示支持，25.3万票表示反对。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以人民拥戴的名义登上了法国皇帝的宝座，号称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统治正式建立。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此评价说：“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年至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年至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的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第三节 “铁轨时代”。
在第一帝国时，法国的工业革命开始起步，七月王朝时有所发展，但一直没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工业革命的完成是在第二帝国时期。
早在路易·波拿巴成为拿破仑三世前，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有广阔荒地需要开发，道路需要开辟，港口需要疏浚，河流需要通航，运河需要竣工，我们的铁路网需要完善。”“以上就是我要进行的征服。”
此前，法国工业革命的步伐远远落后于西欧许多其他国家，七月王朝十几年铺成1900多公里的铁轨，然而领土比法国小得多的普鲁士和英国的铁路分别达3400多公里和6300公里。许多法国人对革新望而生畏，对机器大加抵制，因为那些轰鸣的机器实在与法国的浪漫情怀格格不入，执掌朝政的大臣如基佐等人居然认为经济发展如果过快，有可能损害“社会和谐”。
拿破仑三世上台后，首先做的是稳定社会秩序，他一方面通过修改宪法扩大皇帝的权力，使议会成为皇帝的统治工具而不是制衡力量，并通过法令限制言论自由，惹得维克多·雨果大骂：“他们扼杀了权利，禁止了言论自由，侮辱了旗帜，践踏了人民，还感到兴高采烈。”
另一方面拿破仑明白新政权必须“满足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利益并使高层阶级归附于自己”。因此他释放政治犯，不论“红”与“白”一律释放。这样，大革命之后动荡的政局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这为法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
一位官员是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情景的：“城里穿行的不再是一群群起义者，而是三三两两去上工的泥瓦匠、木工和各类工人；倘若人们翻起铺路石，这不是为堆砌街垒，而是为了疏通地下的水管和煤气管；房屋不再受大炮和火灾的威胁，而受优厚的征购赔偿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直跌跌撞撞的法国工业革命得以完成。
拿破仑三世重视实业和金融，在国家总体调控下鼓励自由经济，对煤、铁、机器制造业
等工业以及运输业实行减税政策，为各省省长拨出专款进行招商引资，取消高额关贸壁垒，1860年，法国与英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彼此给予10年最惠国待遇。此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欧洲国家都签订了类似协定，法国外贸额在5年内增加了3倍。
拿破仑三世加大铁路建设力度，推动七月王朝未能实现的“蜘蛛网计划”，政府将铁路交给大型公司建设，并向铁路公司提供巨额贷款。法国进入了名符其实的“铁轨时代”。全国铁路线总长度从1851年的3248公里增加到1869年的16465公里，建成了全国铁路网，巴黎拥有12个火车站，成为世界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法国还与邻国铁路连成一线。
铁路网冲破了封闭式的地方经济，推动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也刺激了冶金、机械、采矿等工业的发展，而且为农业商品化和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创造了条件。1852年～1869年间，铁路货运量猛增近10倍，运费则大大降低。1852年铁路公司年利润为1亿法郎，1869年增至8亿法郎。
如果说是铁路这匹巨马驮着法兰西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飞奔的话，那么金融就像一根鞭子，激发出法兰西的潜力，让它的速度越来越快。为了真正发挥出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拿破仑对旧的银行系统进行了结构性调整，使经济金融市场逐渐统一，地区银行业进一步扩展，各大银行在全国建立分行，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中小规模的银行也在不断出现。到1870年，全国银行超过2000家，金融市场的完善，使之像燃料一样为法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可靠的资金支持。
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法国城市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拿破仑三世说：“巴黎是法国的心脏。让我们尽一切努力让这个伟大的城市美丽。让我们修筑新的道路，让拥挤的缺少光明和空气的邻居更健康，让仁慈的光芒穿透我们的每一堵墙。”
他想打造一个崭新的、具有国际大都会气质的巴黎。在17年的时间里，巴黎成了一个大工地，据说，在此期间巴黎人就没“安安静静休息过”，但其成效也很明显。
从12个区增加到20个区，风光秀美的塞纳河上建起了十几座桥梁，街道拓宽，兴建了7.5万座新建筑，在林荫大道两边是整齐的房宇，历史性建筑与新的街道融为一体，城市两侧还出现了森林公园，主要的街道在晚上被煤气灯照亮。今天巴黎的风貌主要是那个时期奠定的。
当然，此时法国被照亮的不仅是巴黎黑暗的街道。
1850年～1865年法国经济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3.5%，而1845年到1850年不过是1.8%。煤炭产量在1851年约为450万吨，到1870年为1300多万吨，是1851年的3倍；生铁产量1851年约为45万吨，而1870年达到近118万吨，是1851年的2倍多；钢产量更为惊人，从1850年的28万吨，到1869年达到了101万吨，是1850年的3.6倍。
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是法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标志，1850年到1870年，蒸汽机马力增加了4倍多。食品工业产品增加了1倍，而糖的产量增加了2倍多。
此时，法国生铁与钢的产量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从1852年到1870年，总出口额增加了近两倍，法国商船队总吨位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
工业、交通、财政经济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农业也有相当增长。从1852年到1862年，法国农业每年平均增长3.2%，这在法国整个19世纪也是非常罕见的。农民生活得到一些改善，比如“下郎格多克的葡萄酒生产者靠着供应巴黎市场发了财。他们很快就热衷于使用那些可以使他们获得资产阶级尊敬的装饰品。这里有的农民家庭现在拥有了两台三角大钢琴”。
与此同时，农民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由1851年的61.5%下降到1870年的49%，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法国“农业的黄金时期”。而法国已经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19世纪上半期，法国在自然科学发展方面超过了英国，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新中心。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的项目，在1751年至1800年间，英国是37项，法国是54项；在1801年至1850年间，英国是92项，法国是144项。在数学领域里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
当然，光靠法国自己的力量还难以迅速实现经济发展，它需要更为广阔的原料和市场。
拿破仑三世是以和平主义者的形象走上帝位的，他在1852年曾说：“帝国意味着和平。”然而拿破仑三世对自己所说的这句话的忠诚度，是远远不能与他对开疆拓土的渴望相比的。在他执政期间，法国的殖民财产增加了1倍，法国刺刀的寒光出现在中国、东南亚、西非和太平洋地区。这些的确为法国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后来也给法国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拿破仑三世对法国周边的领土也充满野心，他击败俄罗斯和奥地利，获得了一些领土，还试图以中立为代价获得卢森堡以及德意志南部几个邦国。
不过，就在拿破仑三世洋洋得意于法国发展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此时其他国家的发展也很迅速，法国从来没能超过英国，拿破仑三世时代依然如此。
此时的美国虽然还处于南北战争的恢复期，但它的发展潜力也因为这场战争而进一步发挥出来，广阔的领土和统一的大市场使这个国家充满了力量。
普鲁士，这个国家的实力看起来与法国还有一些差距，但这是仅就普鲁士一国而言，如果按照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关税同盟来看，其实力与法国已相差无几。而且，普鲁士的军队无论在组织、机动性以及人员素质上都远远超过法国，而且它还有一位杰出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而这位老兄早就看到了击败法国对德国统一的重要意义，普鲁士早已在扩军备战。
法国与之相比，远不像表面上那样强大。
第四节 公民们！让我们到市政厅去宣告共和国成立吧！
法德之间久有争端，莱茵河左岸，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是两国争夺的焦点。
1868年，西班牙发生革命，但仍打算实行君主制，希望寻找一位外国人任国王，最终这个人选落在了普鲁士王室。
这一消息传到法国，引起一片哗然。如果此事成功，法国将腹背受敌，谣言满天飞，有的说3800万法国人将成为俘虏。法国的外交大臣警告普鲁士说：“我们知道将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绝大多数军人、议员、新闻界还有皇后都积极鼓吹对普一战。
法国外交大臣下令驻普鲁士大使与普王交涉，要普王正式作出普鲁士王室成员不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承诺。普王很不高兴，表示自己不能如此承诺，但打算妥协。随后，他吩咐侍从
将交谈内容以电报的方式发给俾斯麦，并授权他对外发布。
颇有心计的俾斯麦删改了电报，使之成为了回绝书。
俾斯麦断定此举“对高卢牛来说，将是一块红色的破布”。果然，消息传出，法国战争呼声日益高涨，军事大臣说，法国士兵脚上的高筒靴的最后一个扣子已经扣好。首相奥利维埃则说他“将以轻松的心情走进战争”。
拿破仑三世曾试图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危机，不过没人理会他。他对人说：“法兰西已从我手中悄悄溜走”，“除非我带头，否则我无法进行统治。”于是，法国于1870年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
拿破仑三世企图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在短时期内打败普鲁士。但是他的准备太不充分，普军的40多万大军早已做好准备，而法军能投入战斗的不过20多万人；普军久经训练，行军速度平均每天约为25公里，而法军不到10公里；普军武器也比法军先进，尤其是大炮比法军先进很多，法军虽有机枪这样的“秘密”武器，但士兵未经训练，几乎没人会用。
8月4日，普法双方正式交火，法军1个师初战失利。8月6日，麦克马洪指挥的军队在法国东北边境被普军重创，阿尔萨斯沦陷。此时，弗罗沙尔指挥的另一支法军在边境地区也遭惨败。连续失败引起法国上下一片恐慌。
8月12日，摄政皇后把前线指挥权交给巴赞元帅。此时，拿破仑三世已经失去了行政权和军事指挥权，他的统治已经终结。而普军乘法军主帅易人之时，迅速调兵遣将，以优势兵力将法军主力分隔开来。到8月底，普军在色当和梅斯分别完成了对法军两大军事主力的分隔包围。自8月30日起，普军猛攻色当，法军伤亡惨重，军无斗志。
9月1日，和麦克马洪一起被围于色当的拿破仑三世决定投降。拿破仑三世给皇后写了一封信：“我简直宁肯死，也不想目睹如此灾难性的投降，然而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使6万人免遭屠杀的惟一办法。”皇帝和全部色当法军都成为普军俘虏。拿破仑三世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法国的土地，萦绕于他心头的是色当之降的羞辱，以至于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在色当不是怕死鬼。”
色当惨败决定了第二帝国的命运，法国君主制的最后悲歌在巴黎唱响。
色当惨败的消息一传到巴黎，9月3日晚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国民自卫军战士和小资产者就纷纷涌上街头，高呼“打倒帝国！”、“共和国万岁！”等口号。
9月4日早晨，示威游行的群众挤满了巴黎的主要街道，大多数工人走出工厂，涌上街头，成为游行队伍中最有生气的力量，推翻帝国和建立共和是他们的斗争纲领。
形势使共和派感到，若再不采取主动，他们就会被一场更为激烈的革命所淹没。甘必大提议：“公民们！让我们到市政厅去宣告共和国成立吧！”因为，市政厅是大革命以来革命者宣布革命的传统地点。大多数群众跟随甘必大和法夫尔离开波旁宫，分别沿塞纳河两岸向市政厅进发。
下午4时，共和派在巴黎市政厅成立临时国防政府。大势已去的摄政皇后欧仁妮出逃，第
三共和国成立。共和制让许多巴黎人感到兴奋，他们认为皇帝没了，战争也就结束了，“我们现在有了她（共和国），他们（普鲁士军队）就不敢来了”。
但是，此时的普军仍然在一天天地深入法国境内，很快普军兵围巴黎。到1871年1月，巴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人们以狗、猫、老鼠为食。虽然巴黎人战斗意志很强烈，“宁愿饿死，决不蒙受耻辱”，但局势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和谈开始了。
谈判结果是德国人从法国拿走了阿尔萨斯的全部和洛林省的三分之一，以及50亿法郎的金币。对此结果，甘必大、雨果等人辞去议员的职位以示抗议。
这一协定对历史的影响可谓深远，它在法德两国之间埋入了一根时常发作的尖刺，法兰西的民族感情因这份和约而受到极大伤害，它在法兰西心灵深处打下了复仇的烙印，让法德两国之间的厮杀不断延续下去。雨果说：“如果人们今天称之为条约的东西变成事实，欧洲将永无宁日！”而议员埃德加·基内说：“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意味着在表面的和平下面进行永久性的战争。”
对于这一问题，德国方面也有人作出了类似判断。俾斯麦对一位法国政治家说：“我敢肯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两国之间将会有一场战争。”
事实证明，这些对未来的认识一一被历史验证，法德两国之间的流血和仇恨仅仅是刚刚开始。
第五节 凡尔赛有管区，巴黎有公社，但在它们之上，高于一切，有一个法兰西
法国新任首相梯也尔此时对巴黎心怀忐忑，他知道法国历次革命都是从巴黎开始的，他认为法国社会的不稳定就是因为巴黎，他打算迁都凡尔赛，并调动大量军队进驻巴黎，他还取消国民自卫队战士的津贴。这一切都让巴黎市民难以忍受，尤其是作为对保留军事要塞贝尔福的交换，梯也尔被迫同意允许德军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阅兵式。
面对德国军队的入侵和丧权辱国的条约，巴黎在愤怒。而此时，梯也尔政府下令国民自卫军上交为抵抗德军而自行铸造的200多门大炮。国民自卫军明确表态：“巴黎要保留自己的武器，要自己挑选领导，并且在不信任他们时把他们撤职。”军队采取了强制措施，但几名军官被国民自卫军抓获，在被痛打之后遭枪毙。
局势向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梯也尔把政府机关撤出巴黎，而国民自卫军迅速接管了市政权力，开始建设公正、平等的理想社会。
1871年4月18日，巴黎公社委员会通过《告法国人民书》，在这份文件中，巴黎公社描述了公社的组织方式。公社是社会组织形式，即使最小的村子也要按这一形式组织起来，它是“绝对自治的”。各地公社“以契约方式联合”，建立统一的法兰西共和国，公社对共和国实行监督。中央政府代表各地公社的联合，负责全国行政。就巴黎而言，公社之下为区，区政府代表公社权力，由各区选出的公社委员分别负责本区行政工作。他们还想到未来各个国家会像巴黎公社那样，联合产生世界共和国。
公社规定所有行政人员都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变质，巴黎公社还成立调查委员会以监督公社委员。为了防止高级岗位像以前那样成为政客们攫取钱财的肥缺，公社规定最高工资为每年6000法郎，也就是一个优秀工人的收入。公社希望通过取消特权来防止人们的腐化。
马克思称赞巴黎公社的领导者说：“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
他们“公开地、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活动，不自命为绝对正确，没有文牍主义的敷衍拖拉作风，不耻于承认和改正错误。”
在经济上，巴黎公社将逃跑企业主的已经停工的企业编制、企业状况和设备清单，交给工人协作社管理，并制定了工人协作社的章程草案，成立仲裁委员会，保证企业主回来时将工厂最终转交工人协作社，并判定工人协作社应支付的赎金数额。
工厂的组织形式是这样的：由全体工人大会选出1名工厂代表负责领导工作，车间主任与工长也由大会选举，如不称职，随时罢免。厂内大权属于理事会，由工厂代表、车间主任、工长与工人代表组成。各级负责人必须向理事会报告工作。
理事会决定雇佣、解雇工人和工人的工资等问题。工人代表由各工厂选举产生，每两周更换一次，每次轮换50%。工人代表既向工人群众传达理事会情况，也向理事会反映工人意见。为了保证公社的利益，由工人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它有权了解厂内与对外一切业务，必要时有权审查。工人工作时间每天10小时。工厂代表每年工资为3000法郎，车间主任和工长工资为2520法郎，工人工资不超过2160法郎。除工资外，别无其他优待与津贴。
我们可以看到，巴黎公社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试图创立一个公正廉洁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一个勇敢而且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伟大实验，但这个实验只进行了72天。
在巴黎开始与凡尔赛对峙的时候，梯也尔的态度就很坚决：“宁要法国，不要首都。”巴黎公社被梯也尔大军围困，而冷眼旁观的德国释放了大量战俘以充实梯也尔的军队。战斗开始了。
1871年5月21日，梯也尔军队从圣克鲁门进入巴黎，“流血周”开始了。巴黎公社陷入苦战，梯也尔的军队逐个街道进行攻击，甚至一些没有武器的平民也死于冷酷的屠杀。最后的战斗在巴黎东郊的拉雪兹神甫公墓展开，200名公社战士与5000敌军血战到底，最后被集体枪杀。这里也就是现在为人所熟知的“巴黎公社墙”。
在此过程中，有多少人战死，很难统计出来，有人估计有7万多名公社战士阵亡，事后，政府又逮捕5万人，20多家法院忙了5年才把这些案子都审完，有1.3万人被判处监禁。
对巴黎公社的看法，历来分歧很大，有人激赏，也有人反感。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但他赞赏巴黎公社的首创精神，特别是自我管理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称赞其为19世纪人类的曙光，最伟大的创举。
而福楼拜的观点全然相反，他认为，公社是“中世纪阴魂的最后一次出现，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它干涉私人之间的契约”。而雨果反对对公社的屠杀，他用“未来诞生于此”来赞美公社，但是他厌恶法国人之间的互相残杀，他说：“凡尔赛有管区，巴黎有公社，但在它们之上，高于一切，有一个法兰西。”“法国人自己打自己”，“骨肉相残”。
不管怎样，虽然巴黎公社存在时间很短，但它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公社对理想的追求与
实践后来在许多国家重演，而它本身也成为一种象征，史诗般地回响在历史深处和后来者的心头。
梯也尔虽然在后来为法国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没有一届政府敢于为他在遍布雕塑的巴黎兴建一座雕像。
第六节 没有工业革命的工业化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近百年时光，法国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来回跳跃。法国人是如此热情而兴高采烈地投入了政治生活，他们有足够的热情与想像力去尝试各种政权组织形式，甚至还设计出了巴黎公社这样的理想国。但是，他们是犹豫而缺乏耐心的，他们热衷于打街垒战，热衷于把一个又一个不好的政府拉下马来，又把一个又一个首脑送上政治舞台，昨天可能会喊“共和万岁”，明天又可能就会说“皇帝万岁”。巴黎的每一场革命都会有牺牲者，也都会有胜利者，不过牺牲者多为百姓，而胜利者很少是人民。
法国人总是觉得共和国就应该没有任何瑕疵，是一个平等社会，但是那个时代要想真正平等实在是太困难了，于是激情散去后是深深的失落，对往昔的怀念又涌上心头，君主制似乎也不错。但当君主真的来到的时候，人们又开始觉得空气太压抑。于是，又是一场轮回，又是一场新的革命与妥协，又是一场新的牺牲与无奈。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人看起来总是面对多种选择。自由和民主的泛滥让法国有足够多的思想家和政治派别，有最先进的，也有最落后的，各种声音在争吵与宣言中为法国指引方向，但方向太多容易引发混乱，法国人民中又有多少人能够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看清前方的道路呢？那么，一旦政治家的吵闹到了不可调和、无法控制时局的时候，就让人民走上街头去渲泄不满与激情，然后谁能收拾残局、击败对手就让谁上台。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君主制的确是逐步被削弱，而共和制虽然步履蹒跚，却也逐渐壮大起来。法国最后一任君主拿破仑三世虽然在开始时加强君权，但在后来也不得不开始了自由化改革，放大议会的权力，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但是改革力度越大，反帝制的声音也越大，甚至有议员说：“我看帝国已经完蛋。”
是的，帝国最后终于完蛋了，但法国发现在近百年的时光里，自己失去的东西太多了，人民的生命和国家的发展都遭到了太多的损害，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统治时期有4万人未经审讯被杀；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死者上万；1871年巴黎公社，又有近10万人死亡……法兰西珍贵的人力资源就这样被不断地消耗着，以至于一些人士痛心疾首地呼吁：“珍惜人类的鲜血！”
一个国家在短短的时间内不断发生这样的动荡，国家怎能发展起来？而且19世纪正是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英德美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工业化，发展国民经济，而法国却时时被动荡的政局打断，反反复复的内部斗争浪费了发展工业的大好时机。即使是正常的年份，政治舞台上的喧嚣也经常夺去人们从事生产的注意力。人们用“没有工业革命的工业化”来形容法国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暗示其工业化进程之缓慢。
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政策的持续性，法国的工业化如何能与其他几个强国相比？英国自光荣革命后，几曾在内部如此大动干戈？美国一场南北战争，虽说利大于弊，但直到今天还让美国人心有余悸。德国除统一之战外，也未有像法国这样频繁的城市战争。于是，当法国茫然四顾的时候，才发现曾几何时它充当欧洲霸主的梦想破灭了，它不仅得接受落后于英国的现实，还得接受被美国、德国超越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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