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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美国占领日本
1945年8月30日，联合国军司令官、在未来五年充当日本“太上皇”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到达日本。
9月2日，在东京湾停泊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在中苏英美荷等国代表的注视下，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签署了正式的投降文件。
麦克阿瑟在位于东京中心、可以俯视日本皇宫的“第一生命大厦”里设立了他的司令部。9月27日，日本天皇裕仁拜访了麦克阿瑟。当天皇到达美国大使馆的时候，美国摄影师拍摄了三张裕仁与麦克阿瑟并肩而立的照片，当这张照片出现在日本的报纸上以后，在日本引起了一阵骚动。日本政府禁止刊登照片，而盟军司令部立刻还以颜色，撤销了所有对出版物的限制。不久，麦克阿瑟发布人权指令，废除了阻碍民主化进程的治安维持法、国防保安法、特别高等警察，一夜之间，思想控制的阀门被打开，为日本护持国体的一整套法律体系就此崩溃。日本东久迩内阁因此垮台。
美国占领日本虽然以盟国的名义占领，但是早在占领之前，杜鲁门总统就说：“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驻日美军以太平洋陆军的第八军和第六军为主体，驻日美军总数达到43万人。
1945月11日，麦克阿瑟向继任的币原首相下达“五大改革的指令”，1，赋予妇女参政权，2，鼓励成立工会组织，3，实行教育自由化，4，废除专制机构，5，促进经济制度民主化。
此后，美国开始了对日本的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
第二节 战后改革
1946年2月1日，日本的《每日新闻》以特讯的形式抢先刊登了由日本内阁领导下的宪法调查委员会起草的宪法法案。这个法案受到盟总的批评，麦克阿瑟认为，日本政府当局不具备撰写宪法草案能力，于是他命令民政局长惠特尼紧急总结宪法草案。
两天后，修改宪法的“麦克阿瑟三原则”出台。
这三原则是：
1，天皇居于国家元首的地位。皇位世袭。天皇依据宪法行使其职务及机能，但必须顺应宪法所体现出来的国民基本意思。
2，废止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日本放弃作为解决本国纷争之手段的战争、进而乃至放弃作为保卫本国安全之手段的战争。日本将其防卫与保护委与现在正推动世界的更为崇高的理想。决不认可日本的任何陆海空军；决不给日本军任何交战权。
3，日本的封建制度要中介其机能。贵族的权利、除皇族以外，皆不及于现在生存这一代以上。华族的地位，今后皆不伴随任何形式的国民的或者市民的独自的政治权利。预算制度效仿英国制度。
1947年5月3日，《日本国宪法》正式施行。新宪法将天皇由战前的“神圣不可侵犯”变成了“日本国的象征，”将天皇总揽国家大权的顶点降到没有任何“国政的权能”的象征性天皇。
1946年元旦，日本天皇颁布了后来被称为《人的宣言》的诏书。申明天皇是人而不是神。天皇的肖像从国家各个机关学校摘了下来。盟总另外发布了神道指令，命令国家和神道神社完全分离，禁止国家支持神社，在教育中排除神格天皇和神国日本的思想。
宪法第九条是鉴于日本军国主义随意发动战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专设的条款。它这样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虽然后来日本建立了实质上是军队的自卫队，但由于第九条的制约，战后日本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建设上，使之在和平的道路上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在议会制度、内阁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上的改革，使日本的新宪法体制基本形成。
在经济领域，农地改革从经济基础上改革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重要支柱的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起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制度。
盟总解散了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经济基础的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十大财阀所占有的企业总资本占全国公司总资本的35%，金融资本的53%，重化学工业的49%。美国的调查报告说：“只要财阀继续存在，日本就是财阀的日本。”美国采取了解散控股公司、排除财阀家族的统治力，股份分散化和排除过度集中四种办法，解散了财阀，虽然在后期美国改变了政策，但是这次改革打破了封建和垄断的金字塔型垂直体制，对日本战后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有能力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登上了舞台；子公司成为独立公司后，独立性和灵活性大为增强。在后来形成的企业集团中，集体领导代替了个人独断。企业不再是为某一个特定家族服务，而是为共同利益而奋斗的“企业共同体”。
在劳动体制改革方面，建立起完全资本主义的劳动体制，改善了城市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
早在占领初期，盟总在战后“初期对日方针”中就提出“理论上及实践上的军国主义以及极端国家主义，应从教育制度中铲除；旧陆海军职业军人及下级军官等军国主义以及极端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均应从监督及教育地位中铲除之。”
美国派出的教育使节团在日本的教育改革中起到了指引航向的作用。1947年3月底，《学校教育法》和《教育基本法》同时颁布施行。这是一个以提倡个人价值与尊严、教育和研究自由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方案。削弱了文部省的中央统治权力，实行教育的地方分权。在学制上实行了男女合校的六三制义务教育。对日本战后的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节 东京审判
1945年12月6日，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和助手齐聚东京，开始组建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到1946年，美国提起起诉的名单中有30位甲级战犯，最终有26名甲级战犯被起诉。
1948年11月4日，东京审判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对25名主要被告下达了有罪判决，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和广田弘毅被判处绞刑。
麦克阿瑟下令将他们的尸体火化后，弃之于大海。却没有想到日本一些人，从１９７８年起偷偷塞进并把他们供奉在靖国神社里，阴魂不散。
第四节 复苏
战后的改革为日本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现代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成为现代日本的全新起点。日本经济在这个基础上迅速起飞，很快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1946年12月10日，东京大学教授，吉田茂内阁煤炭委员会委员长有泽广巳发表了《挽救日本经济败局之路》的文章，其中指出：“将一切经济政策集中倾斜与作为基础原料的煤炭生产上。”“以此为杠杆，即可创造提高生产水平的契机。”
当时面临的日本战后危机，是日本经济濒于崩溃。有600万人失业，约占劳动人口的20%。日本的粮食奇缺，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时连日本大企业的头面人物也找不到聚会的餐馆。物资奇缺、通货膨胀，日本自己发动的战争，将日本人推到“除了被打败，啥也没捞到”的苦难深渊。
美国一开始有一个要求日本赔偿的计划，总统特使兼驻日大使鲍莱公布的报告说，要将日本的陆海军工厂、飞机制造厂、轻金属厂的全部设备和钢铁、造船、火力发电、机械制造的一半设备用于受害国家的赔偿。仅让日本保持２５０万吨钢铁的生产能力。到美国的战后对日政策发生转变之前，实际只拆除了不到原计划的７％、价值１·６亿美元的５万多台机器。
着眼于日本战后经济恢复的是一批有远见的学者和政治家。石桥湛山和大来佐武郎在这一时期在战败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日本经济。吉田内阁很快就以这些人为核心，着手研究日本战后经济重建工作，１９４６年３月公布的《日本经济重建的基本问题》，经修改后成为日本的经济计划。
吉田政府采纳了有泽广巳的建议，以煤炭和钢铁为重点，将融资向煤钢倾斜，通过差价补贴保证生产费用。两年的倾斜生产方式使日本经济摆脱了萎缩的局面，开始了扩大再生产。此时日本又赶上粮食连续两年丰收，经济上略微缓过一点气来。
１９４９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来到日本，以占领军总部最高经济顾问的身份，制定实施稳定日本经济的计划。
在道奇到来之前，国际局势骤然变化，西方和苏联已经处于冷战状态，中国革命迅猛发展，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认为，美国对压制中国革命已经无能为力，在东方只能扶持日本。另外，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认为：如果对日本工业打击过重，日本将会像德国一样成为美国的负担。美国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转变，开始改变赔偿的方针，进行对日援助，把日本纳入美国经济的轨道，发挥日本作为“远东工厂”的和“共产主义运动防波堤”的作用。
道奇在调查后曾经这样比喻：日本的经济好像“竹马”，两脚踩高跷。一根是美国的援助，另一根是日本政府对企业的各种补贴。这种“竹马经济”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必须砍短。为此，一是实施紧缩财政；二是实行1美元对360日元的固定汇率。这两剂猛药都是为了促使日本企业对摆脱美国经济援助和日本政府的补贴的依赖，增强竞争力。
道奇的这种急刹车的政策虽然稳定了物价，解决了通货膨胀，但也带来了相当的负作用，造成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出现了稳定恐慌。就在日本的生产开始出现呆滞的时候，一个转机出现了。日本人为之兴奋不已，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天佑”。
那就是长达三年的朝鲜战争。
这个“从天而降的大繁荣”为日本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时代，那就是“朝鲜特需景气”。作为侵朝美军的后方基地的日本，一下子就卖完了库存的货物。在“特需”的物资中，有７０％属于武器和军用物资，３０％属于劳务。今天著名的丰田公司，在战争之前已经濒临崩溃，一纸军用卡车的合同又使之死而复生。
到１９５２年，日本的外汇储备在三年内增加了５倍，特需收入在１９５２年占到出口换汇的６３％。
当时在日本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只要带“ ”和“ ”字旁的行业都生意兴隆，纤维纺织业和金属业这两个特需部门的订货盈利幅度平均为４到５倍。
两年后，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在特需景气的带动下，已经达到战前的水平，日本也大体完成了战后经济的复兴任务。而它带动的消费和投资繁荣又持续了两年。
但是仅仅依靠美国援助和朝鲜战争的特需景气的天佑，并不能让日本实现经济自立。
50年代，日本著名电影导演浦山桐郎拍摄了一部很有影响的影片《化铁炉林立的街道》，后来成为日本电影明星的吉永小百合首次清纯亮相，它的背景传达的就是日本50年代大炼钢铁的气氛。
1949年9月，吉田茂内阁提出《关于产业合理化》的决议，它标志着日本新的产业政策已经形成，并在整个50年代得到贯彻。
产业合理化有四个主要原则：
1、确立以合理化为前提条件的、最适合未来产业结构的各项产业指导方针；
2、以迅速接近国际价格为目标；
3、依靠企业自身的创造性实现企业内部的合理化；
4、积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提高效率。
最先实现产业合理化的是钢铁行业，在其中，日本政府的通产省发挥了主导作用。50年代前期，日本钢铁业推广了大型平炉和炉前处理及氧吹冶炼技术，初步实现了自动化、高速化、批量化和系列化生产。到50年代后期第二次产业合理化的时候，实现了高炉大型化，年产35万吨的高炉发展成为年产450万吨的高炉。到1960年，日本钢铁企业氧气顶吹转炉的采用率将近12%，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日本工业的发展高度依赖能源，在第一次产业合理化的过程中，政府投入最多的产业是电力产业。50年代初期，日本以水电为主要开发对象。不久就转变成火力发电为主，以国产煤炭进行火力发电，但很快就改为用石油发电。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日本能源的更新换代的速度是惊人的。在这场能源革命中，日本又抓住了一个机遇，中东石油的增产，廉价的石油如同白水一样，成为替代生产成本高昂的本国煤炭。煤炭在以后能源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到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仅仅只有3。8%，而以重油发电为主的大型火力发电占到了77%。另外随着“美日原子能协定”的签署，1957年，日本开始出现原子能热，各大企业相继开发原子能。这场能源革命以及带来的进步革新，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能源革命需要的石油依赖海运业的发展。造船业是日本的发达产业。日本的舰队和许多商船在战争中消耗殆尽，但造船设备和技术人才、熟练工人经历战争大半都保留了下来。在合理化时期，日本政府为重建海运业，在财政上支持各海运公司造船，实行了计划造船的政策。造船企业在这一时期采用了电焊新工艺和分块组合建造方式，所造的船舶吨位也向大型化和超大型化方面发展。到1956年，日本就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位，到60年代，其造船产量占世界造船总量的一半以上。
汽车工业也是政府特别扶持的产业，1949年，美国占领当局解除了限制日本汽车生产的数量的命令。当时日本的汽车产量只有不到3万辆。这以后日产、五十铃、丰田、日野等汽车生产厂家花大钱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为后来日本汽车制造工业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在日本的合理化改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引进路线。几乎在日本的所有机械工业中都采用了这种后来被形象地说成“一号机组进口，二号机组国产”的模式。日本采用这种方式，把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在很短时间内吸收、改进，生产出与国外产品相匹敌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汽车和电子产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中体现出日本产业界和技术人员的学习精神和顽强的创造力。
日本在产业合理化的时期，不能不注意到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双重结构、差距拉大的现实。
日本的中小企业数量极为庞大，在日本经济中占有比欧美国家高得多的比重。而且日本的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依赖性很强，形成了一种垂直的系列关系。绝大多数大企业的零部件加工都由中小企业承担，有的多达几百家，有的多达几万家。中小企业为大企业的加工任务占到自己全部生产量的80%，这是世界罕见的一种现象。
大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依托，适应能力强，弹性大，抗风险击打能力也强。
就在政府全力倾向大企业发展的同时，日本的中小企业利用手中的原料，开始生产生活必需品。1949年，日本公布了《中小企业等协同组合法》，它决定了企业“横向发展”，促进了日本的中小企业之间的互助合作。政府还通过减免税收、提供优惠贷款扶植中小企业。
虽然和大企业之间还存在差距，但是日本的中小企业以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望远镜、照相机这些价格低廉的中等技术产品，以及轻纺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当的优势。在西方和东南亚，日本的这些产品大量出口，占领了国际市场的很多份额，形成了后来被专家称为“中等先进的产品垄断”的现象。
1951年9月，美国以及55个国家召开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其中有48个国家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中国和朝鲜、缅甸、印度这些国家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吉田茂后来说：“对日媾和条约，对军备未加任何限制，也未提及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他对此很满意。但是也为日后日本与亚洲国家的纷争留下了隐患。
旧金山媾和最大的赢家是美国。在签署和平条约的当天，美国和日本签署了《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单方面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美国有在日本境内及附近配备陆海空军的权力。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冷战格局下的美日关系的旧金山体制。
日本实现了重新武装，根据美国方面的意图，日本开始重建军队。1952年，吉田茂自己亲自兼任第一任保安厅长官，他在就任的发言中说：“新设保安厅的目的就是建设新国军。驻军的任务就是要为建设新国军打下基础。”但是，作为一个主张经济优先的首相，吉田茂对美国的要求是有保留的。他的目的是要在美国的保护伞下，“白坐安全车”，尽快发展日本经济。
旧金山和约签字以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在法律上取得了独立。不久，日本参加了“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53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1955年参加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日本从这些组织中得到大批贷款进行了产业合理化，对日本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意义在于使日本加入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要求日本实行贸易和外汇自由化。促使日本产业界认识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意义。
1954年，吉田茂下台，鸠山一郎担任总理，在完成对苏联的和约以及日本进入联合国这两大历史使命后，鸠山内阁总辞职。
1955年是日本战后历史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在日本政坛，日本实现了自由党和民主党的合并，自民党在以后长期独掌朝纲，单独执政。自民党、政府、财界为核心的“政、官、财一体化”的“1955体制”正式形成。
日本经济从此开始了持续18年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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