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汤用彤对《太平经》的考证研究
作者：赵建永
当时学界过多的强调了道家与道教之间的区别，汤用彤先生则率先注意到了黄老学向黄老道术演变的轨迹，而这正是道家向道教演进的关键环节。从中可以看出道家与道教的密切联系，这也是道教史研究必须先要搞清楚的问题。而对于秦汉之际黄老道家演进的发掘和阐明，汤先生实有开端之功。黄老之学到黄老道术变迁之迹的厘清，对于道家道教学术史的进一步组织、整理，确有相当的贡献。他的研究说明，道教的产生首先是中国固有的黄老道家自然演进的结果。道教形成时的另一特点即其兼容性，尤其是黄老方术和各家理论的碰撞与融合成为道教发展壮大的重要特点：“两汉之世，鬼神祭祀，服食修练，托始于黄帝老子。采用阴阳五行之说，成一大综合，而渐演为后来之道教。浮屠虽外来之宗教，而亦容纳，为此大综合之一部分。” ③这种综合性在《太平经》中有集中体现。故在汤用彤先生看来，《太平经》正是上接黄老，兼容浮屠之教而成“一大综合”的道教最早经典。由此，他展开了对《太平经》的研究。
一、《太平经》出世真伪考
１９３５年，汤用彤先生在《国学季刊》第５卷第１期上发表了长文《读〈太平经〉书所见》。这是国内学术界对《太平经》的创始性研究。文中考订该经为汉代作品，解决了《太平经》的成书年代问题。汤用彤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指导王明先生作的研究生论文《太平经合校》，后来成为研究道教的必读资料。任继愈先生说：“我当时看到这部《合校》是汤先生手把手带着王明作出的，如果说它是师生合著也不为过。” ④王明先生在《太平经合校》“前言”中也声明“这书是旧稿重编。前蒙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先生帮助最多” ⑤。《太平经合校》的编纂以明《道藏》５７卷残本为底本，参照各类引书，加以校、补、附、存，基本上恢复了《太平经》１０部，１７０卷的原貌，为道教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凭。《太平经合校》以扎实的功底和独创的体例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定本和传世之作。⑥
《太平经》的行世是道教产生的重要标志。关于《太平经》与黄老的渊源，汤用彤先生指出，《太平经》亦为安身治国之方，颇含黄老无为之理。又据《汉书·东方朔传》注引《黄帝泰阶六符经》推断其时所谓黄帝之道，已有太平之义。而黄老道术，亦与阴阳历数有关。于吉之《太平经》上接齐人甘忠可《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而来。⑦汤先生推测现《正统道藏》所载《太平经》五十七卷残本，即是琅琊宫崇所上百七十卷的“神书”——《太平清领书》。他断定《太平经》为汉代旧书，根据有三：
他首先依范晔《后汉书》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及王悬河《三洞珠囊》所引，证明《正统道藏》中的《太平经》，唐代已有其书；接着详考现存之经与襄楷、葛洪《抱朴子》及范晔《后汉书》所记相符合；最后证实《太平经》所载之事实与理论，皆汉代所已有，且关于“五兵”、“刑德”之说，若非汉人，则不能陈述若是之委悉。⑧这是《太平经》为汉代之书最关键的证明。
二、从《太平经》反映出的道佛关系来断定其年代
上面所说，主要在于证其内容为汉代已有，然而最确切的证明，则是其中所说非汉时不能有。后项证明，虽似极难，但他通过研究《太平经》反映出的道、佛两教关系，进一步断定其年代在汉末之前出世。这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发现。且《太平经》在与二教的关系上，实甚重要，故颇有研读价值。于此他分三事论之：
（一）《太平经》是否反佛。东汉佛教流行于东海，而《太平经》出于琅琊，壤地相接，平原襄楷因之得读浮屠典籍并于吉“神书”。由此汤用彤先生认为，造此经者如知桑门（后称沙门）之道术，亦不足异。《太平经》对不孝、不好生等四种行事斥驳极详（见卷百十七），就此汤用彤先生认为是指浮屠之教⑨。范文澜名著《中国通史简编》对于《太平经》所言四事亦持类似看法⑩。“巨赞法师认为，范先生可能是受了汤先生著作的影响。他否认《太平经》是对佛教而发(11)，但未能找出充分有力的文献证据。汤先生在与其反复的讨论中又继续补充了一些论证的材料(12)。他们的有关探讨，有助于后人深化认识《太平经》与佛教的关系。
（二）《太平经》是否汲取佛说。《太平经》卷九十一曰：“天师之书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前后圣贤之文，河洛图书神文之属，下及凡民之辞语，下及奴婢，远及夷狄，皆受其奇辞殊策，合以为一语，以明天道。”据此汤先生指出，《太平经》摭采极杂，故其中亦间采佛言。如本起、三界，疑是采自佛经名辞。《太平经》与佛教的不同，以鬼魂之说为最可注意。《太平经》中信人死为鬼，其说与《论衡》诸篇所记汉代之信鬼相同(13)。这种思想与印度的轮回观念相差甚远，所以他认为：《太平经》绝对无轮回之说，自无佛家之所谓因果。但《经》中盛倡“承负”之说，为其根本义理之一。盖谓祖宗所作之善恶，皆影响于其子孙。先人流恶，子孙受承负之灾。承负之最大，则至绝嗣。《经》中援用此义，以解释颜夭跖寿等项不平等之事。《周易·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汤先生指出：
道教承负之说，自本乎此。……但佛家之因果，流及后身，《太平经》之报应，流及后世。说虽不同，而其义一也。故道教对承负之说，视之甚重，而言之详且尽。(14)
他首次揭示了《太平经》的承负报应说不同于佛教因报轮回论，认为“承负”说是在《易·坤·文言》中善恶报应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蒙文通亦赞同此说，称引道：“汤锡予先生谓：佛教说‘自身作业，来生受报（轮回）’，《太平经》则说‘子孙受报’，与《周易》同说。”蒙先生认为“此义最精，亦最显然者”(15)。新的出土文献材料及研究进展也证明，承负说在中土有其直接的思想来源，它以“天道循环”为理论基础，与印度佛教“六道轮回”为依据的果报观异趣，从而证实了汤用彤先生关于“承负”与佛教轮回不同的判断是合乎史实的。
另外，《太平经》的守一、鬼神报应、尸解及种民等学说，均于后世道教极有影响。汤用彤先生重点论述了守一之法在佛、道中的来源。他指出：“守一”一语，亦出于《老子》之“抱一”。但《太平经》中守一之法，疑取自佛家禅法。其根据是“守一”一语，屡见于汉魏所译之佛经中。通过比较，他发现了《太平经》的“守一”与当时佛经中的“禅观”在用语和内容上的一致性。但是这尚不能断定“守一”之法即是来自印度，因为“守一”之法在本土源远流长。饶宗颐、李养正先生在汤用彤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守一”的渊源又作了新的补正。饶宗颐先生认为“守一”一词见于《庄子·在宥》之“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汉代佛经中的“守一”以“格义”释之较妥(16)。关于“守一”的来源虽有不同观点，但汤用彤先生对此问题的提出及尝试解答，却有开创之功，不断启发后学。汤一介先生对“守一”思想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守一”或“守真一”在道教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它正是把个体的人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联系起来的桥梁，是人成“仙”的关键(17)。《太平经》、《老子河上公注》等早期道经反复强调的守一存真之法对后来内丹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太平经》特别重视“守一”与当时流行中国的“安般守意”有关，并相互影响。汤用彤先生指出：守意之说，中国道家养生之常谈。道家养气之方曰吐纳。吐纳者亦犹佛教之安般。现存《安般守意经》，亦多杂入道家言，如“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名为，是清静无为也。”由此，他得出一重要结论：
汉末以来，安般禅法，疑与道家学说相得益彰，而盛行于世也。(18)
由此可见佛教初来，一方面为求生存流布而附会道教，另一方面道教亦取资于佛教，增益其所不能。他对当时佛、道二教互惠关系的揭示，实发前入所未发。在其启示下，李养正先生对道家气法和安般禅法两者如何“相得”，如何能“相得”；如何能“益彰”，进一步作了具体的剖析和探讨。(19)
（三）《太平经》与“佛道”现象。汤用彤先生治道教史，重视甄别史料，但不限于繁琐考订，而是站在“文化移植”三阶段理论的高度来纵览考察。“佛道”现象正是佛教和道教两种不同文化在相遇初期因见表面相合而调和的产物。他首次提出，佛教在汉代为道术之一种，故称“佛道”(20)。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他专开“佛道”一章，从教理、修道行为等方面论述佛教初来与道术的调和。“佛道”说自汤用彤先生提出后，已成为学者们普遍奉持的观点。为了更详尽的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他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佛、道相合与地理分布的关系。《太平经》流行于山东沿海诸地，与汉代佛教流行之地域相同。而佛教亦与其并行，或且藉其势力以张其军，二者之关系实极密切。(21)佛道独盛于齐楚以及江淮之间，这种地理分布由历史文化背景决定。黄老道术源出燕齐，渐及江淮。琅琊（治今山东临沂）滨海地域成为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他说：
《江表传》，称于吉琅琊人。襄楷亦称宫崇为琅琊人。东汉琅琊国，当今胶东沿海地。而琅琊县近海上之劳山。太平道发源于此。琅琊与楚国，东汉俱属徐州。而琅琊平原（襄楷此地人）则现均属山东。楚王英笮融襄楷所在地域，与道教发源地不远也。(22)
原始道教的流行地为佛教流布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东汉事佛的楚王英、襄楷等皆在太平道发源地附近。佛教初来，人地两生，不得不依附流行学说，以至被当成神仙道术来理解和接受。因而以上地域，盛行其教。由此汤先生得出推论：“东汉常并祀佛老。黄老之道以及方士托名于黄老之术，其盛行之地亦即佛教传播之处，为理之所应然。”(23)自楚王英至桓帝，约一百年，始终以黄老浮屠并称，佛教本来面目未显著。当世人士于是乃持之与汉土道术相拟，而信新来之教者，复借之自起信，用以推行其教。而初起之道教与初传之佛教，纷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因此他认为，那时佛道之间的关系非仅佛教附会道术，而实为相资为用。(24)以今之流行话语来说，这是“双赢”的一种表现。汤用彤先生认为：《太平经》虽反对佛教，但也吸收其说。从其对佛、道关系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出：道教之所以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是因为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二种相反相成的态度，陈寅恪先生更盛赞为：“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25)这说明不同文化在接触中所发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外来文化为适应本土民族心理的需要必然要对自身进行改造；本土文化则在不改变自身特质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以实现新的创造性发展和转化。这是他梳理佛、道教关系的用意所在。由此可见，他治道教史，视野开阔，不局限于具体问题而不能自拔，不只是在考证中兜圈子。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论：汤先生“注意从历史的前因后果，从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同时又注意结合地理、社会环境来考察历史现象。这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要求，也是汤先生大量著作常用的一种方法。” (26)
《太平经》的年代及其地位，自汤用彤先生起渐为学界所公认。他的《太平经》研究带动了当时学界对此书的关注，更启发了后学。王明教授对汤先生关于《太平经》成书问题的考证作了非常有意义的发挥和有说服力的论证。他认为汤先生基本解决了《太平经》的成书年代问题。“从此以后，在我国学术界，无论搞哲学思想史的，道教史的，或搞社会史的，以及其它有关专题研究上，都把它作为后汉时代的经典来引用。”(27)由此可见，汤先生的道教史研究是建基于谨严精审的史料考订之上。他为道教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经考证确实的文本，从而为后人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综上可见，道教史研究的深化，依然绕不开汤用彤先生确立的研究方法和关注的理论视角。他对早期道教的奠基性研究，为后人于道教史继续述作树立了典范。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