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道教义理与《周易》关系述论(中)

作者:李养正




  三、《易经》并非儒家经典
  
  《易》古经既是占筮典籍,又与《老子》有着深切的内在思想联系,道教早期重要经典如《太平经》、《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以及《五斗经》皆已引《易》入道,自汉代以后历来皆重视《易》学,成为道教义理的渊源之一。那么为什么《道藏》只收载“道教易学”方面的道书(亦即与道教修持方术及科仪有关的注释之作),而不直接在“本文”部类中收载《易》古经或《易》古经与《易传》合二为一的《周易》呢?芽究其因由,道教自认属道家,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史记·孔子世家》皆认为《易传》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所作。东汉班固撰《汉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认为《周易》为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作,为“圣人之书”,故以后称《易经》,归为儒家经典。在学术思想史上,虽然儒、道互补,但儒、道(道家与道教)两家门户之见甚深,各为比势竞誉,道不同不相为谋,每多相互斥贬,道教虽早已引《易》入其义理,并兴起“道教易学”,但是却未直接收《周易》入《道藏》。其实《周易》一书,系《易》古经与儒家阐释《易》古经《易传》的合编典籍,儒家《易传》殊多偏离《易》古经本文的原旨,而且《易》古经成册于西周初叶,根本非儒家业绩,而《易传》成书于战国晚期,非一世一人的作品,乃是儒家弟子相继撰成,将其附合于《易》古经而已,当然不能把《周易》笼统说是儒家经典。“易学”自成独立体系,《易传》不过是“儒家易学”之前导而已。对此问题,历来学术界议论较多,这里略为引述近代著名学者的见解,以益我们明辨《易》古经、《易传》有别的认识: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认为《易经》作于周初,《易传》作于晚周,其间相去已数百年,《易传》的论述,不完全符合《易经》的本意。在高亨注本《旧序》中说:“《周易》古经不是一个时期写定,更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我们从它的内容和形式观察,它的完成当在西周初年。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文王作卦爻辞’,马融、陆绩等(《周易正义》引)说‘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这在先秦古书中没有明证,难以置信。”他对《易传》评论说:“传的部分共七种,就是《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彖》、《象》、《系辞》各分上下两篇,因此《易传》共十篇,旧称《十翼》,都是对《周易》古经的解释。这七种都作于东周时代,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司马迁(《孔子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等说是孔子所作,是不对的。”还说:“《易传》……有许多不符合经文的原意。而且《易传》的作者们常常假借经文,或者误解经文,或者附会经文,来发挥自己的哲学观点,又夹杂一些象数之术。讲《周易》固然不能抹煞象数,然而总是讲不圆满,反而使人迷乱。总之,《易传》仅仅是《周易》古经最古的、有系统的、值得参考的、有正确成份的解释”。又高亨注本《周易琐语》中说:“《周易》古经有传七种,……先儒称为《十翼》,谓《周易》古经之有传,犹鸟之有翼也。司马迁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班固云:‘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汉书·艺文志》)后儒遂谓《十翼》皆孔子所作。按孔子确曾读过《周易》。《论语·述而篇》:‘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路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乃引《易·恒》九三爻辞。皆其明证。至于以《十翼》为孔子所作,则非也。宋欧阳修始谓‘《易传》非孔子之作,亦不出于一人之手’(《易童子问》)。清崔述说与欧阳氏同。(《洙泗考信录》)。’”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关于〈易传〉形成的年代》中说:“关于《易传》即十翼形成的年代,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司马迁于《孔子世家》中,认为《易传》乃孔子所作。此说影响很深。直到欧阳修方怀疑《系辞》为孔子所作。其后,清朝崔述进而怀疑《彖》、《象》为孔子所作。近人同样认为十翼非孔子所作,几乎成为定论。并且认为《易传》各篇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乃战国以来陆续形成的解易作品。……本书同意战国后期说,认为《彖》较早,其次为《象》,《系辞》出于《彖》、《象》之后。十翼基本上成于先秦,乃战国时期的著述。”在《〈易传〉中的哲学问题》中又说:“《易传》的作者虽然属于儒家,但其观点并非只是来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这同儒家的大师荀子一样,其哲学思想反映了战国时代哲学发展的面貌,并非孔孟正统派。将《易传》的思想皆归之于孔子,是汉代尊孔论的偏见。”
  李镜池《周易通义·前言》:“今天我们研究《周易》,首先要把经与传分开。因为它们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不能混为一谈。《易传》之传,主要是借解说经文来阐发作者的思想主张,是适应秦汉时期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就对经文的解释而言,是没有多少可取的。但自汉儒传经以来,历来抱着《易传》不放,以传解经,以传代经,所以无法还经文的本来面目。”
  王开府《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说:“《彖》、《象传》,今古文家皆以为孔子所作。……然《彖》、《象》之作,孔子未曾言,孔门弟子未曾言,即《系辞》亦未曾言。”“《象传》于《革》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革命之说起于战国,见于《孟子》,则《彖传》非孔子所作,直是孟子以后之人所为。”“《象传》于《艮》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论语》亦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象传》为孔子作,则孔门弟子辑《论语》时,何以误孔子之言为曾子之言。《论语》信不误,则《象传》非孔子所作,直是曾子以后之人所为。”
  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中的《易大传著作年代新考》断定:“《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说:‘《乐记》取《公孙尼子》。’《公孙尼子》总是战国时代作品。《系辞》必在《公孙尼子》之前,是没有疑问的。”“宋玉赋引过《系辞》的文句,足以证明《系辞》的年代不可能晚于战国。”“《系辞》和《彖传》基本上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又说:“《系辞》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的作品,著作年代在老子以后,惠子、庄子以前。《文言》与《系辞》相类,《象传》与《彖传》相类,应当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从《象传》的内容看,可能较《彖传》晚些。”
  总之,既然:(一)《易》古经成册于西周初期,而《易传》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甚至汉初,前者为占筮史料,后者为儒家陆续集成的对《易》古经的随意阐释,两者性质不同,何能不加区别,笼统归之儒家称儒家经典?芽(二)汉代之所以定《周易》(《易经》)为儒家经典,关键在于认定《易传》为孔圣之作,今经考证认定,《易传》并非孔圣作,用是战国时期儒家门徒所陆续撰成,“孔子之作”已被否定,则定为儒家经典则失去了凭藉!(三)《易传》虽说是《易》古经释文,有其正确的成份,但大多是借题发挥,阐发的是儒家的思想主张,殊多牵强,而且其所阐发的思想主张,亦非正统的孔孟思想,徒冒孔圣之名,何得而能归之为儒家经典?芽(四)以汉代独尊儒术的偏见,排贬百家,凭借官方声势归入儒家经典,犹如方枘圆凿,其能相合相容吗?芽更有以《传》解《易》、以《传》代《易》者,其去则更远了!
  
  四、《老子》是《易传》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般说,我国传统的古典哲学的源头,学术界认为是形成于西周初期的《易》古经和形成于春秋时期的《老子》。在战国中后期出现儒家《易传》后,由于儒者将《易》古经与《易传》合编成书,统称为《易经》(亦称《周易》),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首定《易传》为孔子所作,继之班固《汉书·艺文志》归《易经》为儒家经典,尔后儒生便热衷于以《传》传《经》,以《传》代《经》,因循日久,也便曾经滋生我国传统古典哲学源出《易传》的错误说法。到宋代,始有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首先质疑,认为“《易传》非孔子之作,亦不出于一人之手”(《易童子问》)。这也便褪淡了《易传》的神圣光辉。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以其博览与精析的治学态度,关注及《易》,并写下了《周易本义》。他在览《易》中觉察出《易传》与《老子》在论说哲理精神上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如两者皆围绕“清、静、精、微”与“阴阳、刚柔”等概念议论道理。这也便透露出两者存在有内在的思想联系,启示后学究其根底,何者的立言出之于前并启迪和资助了后者的立论?芽这自然成了值得探讨的课题。按,《老子》传世于春秋时代,《易传》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前后相距数百年,可是汉以后以《传》代经的学风甚嚣尘上,给人们造成《易传》先出于《老子》的错觉,影响颇深,更是高树“孔圣之作”的大旗,一般读者何敢亵渎?芽论实际,我国传统哲学的源头应说是:《老子》出,哲学兴。《易传》为儒家易学作品,虽也有哲理内容,但它的基调,依然是以重政治和伦理道德为本质特征。就其哲学内容来说,《易传》是融摄《老子》的自然天道观理论而运作的。近代有些著名学者对此发表了十分透辟的见解:如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易传〉中的哲学问题》里说:“《易传》解经,就其对筮法体例的论述和对卦象和卦爻辞的解释说,都企图从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天道观,成了《易传》解易的指导思想。”高亨《〈周易〉大传的哲学思想》中说:“《易传》作者对宇宙形成过程的看法与老子基本相似……应该说《易传》是受了老子的影响。”陈鼓应《先秦道家易学发微》中说:“《易传》借道家的道论来解释世界变化的法则,《系辞传》谈及‘道’处有二:一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两句话非常重要,然而却是对老子道论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系辞》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可能是对《老子》42章万物生成论的一个概括。有关道器的问题,在《老子》书中已经隐约提出,马王堆帛书《老子》有云:‘道生之……而器成之(在今本51章)’,今本《老子》28章云:‘朴散则为器’,意即道散则为器(朴即道,见《老子》32章‘道常无名朴’)。”还说:“道论创始于老子,无论是万物生成之道还是变化之道、以及作为事物原理的道,在老子哲学中都有系统的论说,《易传》中虽然也有十分精辟的概括性命题,但无论就其系统完整性或是理论的建构上,《易传》都是无法与《老子》相比的。……《易传》对老子的道论虽有所继承,但有关道的论述只是片语只字,而无系统性可言。”(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辑。)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中有一段话讲得更为明确:“《易经》是一部占筮之书,《易传》则提升而为一部哲学义理作品。两者相距有七八百年之久,这期间,老子思想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又:李中华《老子与周易古经之关系》中说:“以前,我们总是把中国哲学史中的辩证法思想的来源,归结为《易传》与《老子》两个源头。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产生误解的根本原因,即是割断了《周易》古经——《老子》——《易传》的真正源流关系,从而既排除了《老子》对《周易》古经的继承;又忽视了《老子》对《易传》的思想影响。其实,从《周易》古经至《老子》,再到《易传》,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发展清晰线索,同时也体现了正—反—合的辩证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三个阶段的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有许多共同点,其所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儒道两家对“易学”系统,其中包括对《周易》古经的不同阐释和发挥。”(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辑。)罗炽《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中揭示:“儒家易学与道家易学的发展程式如下图:
      →老子道家之学→
  《周易》        《易传》
      →老子道家之学→
  上图表明两个否定之否定过程。道家易学与儒家易学同祖于《周易》,又殊途同归于《易传》。也就是说,《易传》不能简单地说是儒家易的代表作,它既包括了儒家的周易观,又包括了道家的周易观。两家的思想在不同的传中有所侧重。”笔者摘录诸学者的论断,意在凸现当代学者对《老子》与《易传》关系问题讨论的旨趣,同时也是借重诸名家断言,表达笔者赞同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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