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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朴世堂的老庄学
作者：强 昱
三、注释方法与精神原则
郭象的《庄子注》重点在于内篇，特别是在其“篇目注”，总结概括每一篇的思想，成为今人研究郭象玄学的重要指导。郭象具有调和儒道思想的倾向，把孔子的思想与形象，予以了道家化的处理。但由于外杂篇中太多的道家后学攻击儒家的尖锐言论，其“寄言出言”的方法不能够完全应付，干脆就不予注解，略而不论了。成玄英则说，内篇阐明道的精神实质，而外杂篇重在通过具体的事例加以映证内篇的理论，并不以为外杂篇地位在内篇之下，承认外杂篇“甚有妙理”。且重点注释了《秋水》（第十七）等，使其重玄学的理论建构，进一步完善了郭象庄学在注释体例上存在的不足。
朴世堂则把庄学那些激烈攻击儒家的言论，通过考据的手段，证明它们出自老学派人物之手，认为它不符合庄学的固有立场。而且，他还通过对原典的阅读发现，庄子从未正面批评儒家，凡是尖锐批评儒家的段落，都是对其他人物言论引述。其目的，仅是从不同方面，证明庄子思想的完善深入。只起到一种认识上的衬托作用。这样，朴世堂的《南华真经删补》就可以通过文献与思想内证两方面的线索，把诋毁儒家仁义之说的内容，剔除于庄学之外，以保障他不违背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条件下，发挥内圣外王之道的真精神的目的，又可以在认识上坚持庄学的思想建构超越众家的判断。
由于朴世堂广泛吸收了宋元以来老庄学的精华，能够以一种前后一贯的方法，使庄学内外杂篇的矛盾得到说明。因此，在注释体例上，较之前辈更加严谨。他除了保留传统的“篇目注”形式之外，在内容上也选择了一些宋金元时期学者的注释，作为对郭象注的补充。整部著作，总是先列郭注，再次以他说，然后提出自己的“按”语（其实就是自注），最后则把褚伯秀的“总论”，也有少量的东西取自刘，作为对全篇的总评，形成首尾一贯的严整系统。郭注基本被全部利用，而其他各家的注解则时有删减。这样的结构安排表明，他对郭象思想的重视程度超出了其他。另外也应当特别注意，褚伯秀的“总论”，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道家经典诠释学方法论，发展至朴世堂《南华经删补》，就其基本形式来说，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顶点。
最早以一种逻辑的或是象征的方法，说明同一经典不同篇章的前后排列，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今天所可见到的实例，是东汉赵歧在《孟子章指》中提出的。不过，这种方法在中晚唐时代已经式微。没有料到，褚伯秀对此却情有独钟。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已是十八世纪初期的朴世堂，依然没有放弃这种传统的经典诠释方法。
除对思想性问题进行细致的解释外，朴世堂还对字义与史实等，皆有认真的考证，这些内容构成了其老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内容，分量可观。而他的注文中可以看到他的学术态度，尊重前人的劳动，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总要提出相应的依据与理由，以理服人，从无攻击谩骂之辞，对自己没有把握的各家注释，坦率承认不能做出判断。充满了探索真理的精神与求实的科学态度，虽然他极为推崇庄子，措辞用语皆据实而论，虽认为庄子某些论断，存在着瑕疵，但其思想深度以及救世的情怀，可以证明其人格的伟大。不论是对史事的考证还是对作品内容的分析，都深合著述要求。
经过简单统计，发现朴著对内篇的《大宗师》（第六），外篇的《在宥》（第十一）、《秋水》（第十七）、《知北游》（第二十二），杂篇的《庚桑楚》（第二十三）、《徐无鬼》（第二十四）、《寓言》（第二十七）等，在其整个注释分量上，明显较之它篇为详。研究这些被重点注释的篇目，我们将看到朴世堂理论兴趣的重点所在。过去人们以为，对庄子的文章结构的探索，是清代桐城派文人所为，但实际起始于褚伯秀。他不仅认为内篇前后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每篇各章节之间，也被认为存在着严格的逻辑性。这在庄学史上，是一重要变化。朴世堂继承了这些精神遗产，把它作为理解庄学的要素之一。他选择褚伯秀的“总论”作为总评一篇的提纲，显然赞同褚伯秀的意见。
郭象曾指出，庄子“不经而为百家之冠”。庄子能够成为百家之冠的根本理由，在于他“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内圣外王之道的精义，无不被庄子得到深刻全面的阐发。朴世堂则把庄子的思想精华，定位于对自我存在与自我实现的深刻探索说明。他反对后人关于庄学儒道对立的认识，也痛斥以佛教观点比附庄学的作法，要求通过庄学自身认识庄学。“庄子虽多讥斥诸子，并论儒墨，其著书，本为与惠施之流辨。故《逍遥游》及《天下》二篇，皆以惠施终之。首篇则假惠施之语，以明己意之所存。终篇则深斥惠施，以辨其术之非。其书意，首尾甚明。若其中间所引惠施，亦皆相与反覆辨难者，非如寓言之比。而世未有言之者，故今特发之。庚申九月二十四日，西溪樵叟书。”（《南华真经删补序》）庄学一书，首尾一贯，具有明确的中心。他自信，自己指出的庄学始终围绕着与惠施的论辨，展开自己的思想建构的认识，发前人所未发。他复申此意，“庄子与惠施辨，多在篇末，其著书本意，可知矣”（《德充符》第五）。庄子的用心在于，重塑价值理想，回归淳和的社会环境。由于当时的才智之士，“无不侈然乎其衣冠，俨然乎其容貌，引喻古今，陈说是非，自以为贤，而究其终身之所为，则不过同流合污，以媚世俗”，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使当时混乱的社会生活秩序更加分崩离析。因此认为，庄子“其好恶，与圣贤同”。如果认为这是庄子对孔子或大舜的讥讽，完全是一错误。
在这些错误倾向中，庄子纠正由惠施等辩学之流造成的是非混淆，是其最直接的重要任务之一，却远非庄学的思想中心。庄学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形上学方面。而揭露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空幻，无疑是庄学的重要任务，这与庄学对儒家墨家及道家别派杨朱等的批评，在实质上没有任何不同。从另一方面看，朴世堂指出：“此言今日之曰行曰辩者，是有不能学而求学之，有不能辩而求辩之，适见其小而已。凡人之知，乃于其所不能知者，则唯止而勿强，此为至也。不即于是而强以为知者，天和将败而失之矣”（《庚桑楚》第二十三）。惠施等辨者，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辩者固然是小道，但能否正确揭示辩与不辩的精深内涵，则是认识的重要对象，就此来说，与辩者论题密切相关的言意问题讨论，确实是庄学的重要组成内容。
朴世堂选择老庄著作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归宿，而不是选择孔孟，这一态度至少表明，他认为道家对“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的思想文化冲突现象，认识水平超出了其它学派及其代表人物，打动了他的心灵。他向往“知之其所不知，至矣”的超越精神境界，可当时的社会现实，又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只能通过对道家精神的阐发，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于是他复申此意，“洪迈所云：置论言意之外，而玄之又玄者，实深得注家之膏肓，即此而亦可见也”。不能把庄学理解为无聊的文字游戏，其各种喻说，乃“喻超俗之士，志在高远，非鸹机伏槽之所得同也”（《徐无鬼》第二十四）。他已深契“置论言意之外，而玄之又玄”的精神气质，其“志在高远”者，就是能够使内圣外王的老庄精神，落实于现实生活。
从根本精神旨趣来看，他认为庄子的思想认识要比老子更为深刻完善。与此相关联，他认为儒道两家在终极追求上，并无实质性的矛盾与对立。可是细考朴世堂的全部论述，对儒家的亚圣孟子的偏爱超过了对于至圣先师孔子的肯定，他仅引用过一次《论语》，说明保持自我的君子所具有的独立人格。除此之外，所引“性与天道”不可闻，则是明显否定孔子对终极哲学问题提出过深入的认识。而屡次引用《孟子》，以证实与庄学认识的一致。这一重要现象，可以看出他的目的绝不在于要把道家儒学化，是要把儒家的真理包容于庄学的理论建构中。儒道一致的认识，不过是为道家，尤其是庄学，争取一个合法的甚至于是等同于圣人真理性认识的地位。
外杂篇的真伪问题，在宋元以来的研究者中，曾引起过广泛的讨论。王夫之的研究结果，基本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关于庄学文献方面的成就。朴世堂虽然晚于王夫之半个世纪，但因为王夫之的作品，在其生年尚未刊行，因此，他应当是独立得出了与王夫之几乎相同的认识。以域外人士治中国学问，能达到如此精深的水平，令人赞道。
至于历史上对庄学文献真伪问题的鉴别，其价值究竟何在，这当然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者因学术立场的不同，认识判断上存在着巨大的冲突，这在今天的研究中依然争论不断。如果我们把由内外杂篇构成的庄学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外杂篇是庄子后学的创造，是对庄子思想的发展与解释，那么由文献学研究而来的真伪之分，对于我们区分庄子思想与庄子后学思想的不同，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如果把它们完全割裂，甚至于将其从庄学中剔除出去，则将严重破坏庄学的整体存在，从而把庄子与当时整个社会思想的发展变化，孤立起来。
注：
①本文所采取朴世堂原典及传记材料，皆见《西溪全书》。以下仅注明章序，以示区别。本研究得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资助。
②《道教》第三卷，福井文雅、山崎宏、木村英一监修，平河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３８１页。
③焦竑：《老子翼》、《庄子翼》，采自日本汉文大系本。
④陆希声：《道德真经传》，采自道藏本。林希逸、陈景元、褚伯秀等人的作品，并见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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