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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朴世堂的老庄学
作者：强 昱
一、朴世堂的简历
西溪朴世堂的生卒年，相当于中国清王朝的康熙年间。而此时朝鲜的李氏王朝，正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西溪朴世堂的理论建设，与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据崔锡恒所撰《谥状》，与李坦所撰《年谱》，我们可以完整了解朴世堂的生平履历。朴世堂（１６２９－１７０３）字季肯，号西溪樵叟，少号潜叟。出身于大姓之家，十岁受学，然少年老成。“既长，淹贯书籍而必探赜，其义穷解乃止。”三十二岁，是年冬举试“增广甲科第一名，十一月例授成均馆典籍”。从此，朴世堂正式踏上仕途。然而，朴世堂出仕时间甚短，四十岁时（显宗大王九年），“罢职，遂归于扬州水落山石泉洞而居焉”。此后两三年间虽中途曾短暂出仕，可自再度归隐，凡国君召徵“皆不赴”。从此基本过着耕读为家的生活，而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了对古代典籍的注释。
其学术成果，基本上是五十岁之后长期积累的产物。五十二岁，著《大学思辨录》。五十三岁，著《新注道德经》。五十四岁，著《南华经删补》。五十九岁，著《中庸思辨录》。六十三岁，著《尚书思辨录》，余者众多。还曾著农书，以为关系民生，不能不加以留意。七十五岁因受政敌诋毁，被罪流放，经此打击未几病亡①。其后学将朴世堂的所有作品集为《西溪全书》，并附年谱等资料，成为我们了解朴世堂思想与历史的最直接重要的文献。
日本学者野口铁郎与石田宪司，将《新注道德经》系于《南华经删补》之后显然有误②。又《西溪朴先生神道碑铭》称赞其人其学曰：“学足以阐发微言，操足以激励颓俗，文足以方驾古人。有一于此固可以，况兼以有之者乎？盖自近超群绝俗世以来，口耳之学盛，而文气日趋于卑弱。士又以禄仕为急，鲜能自拔于流俗。先生乃于是时，独能辞荣谢官，高卧林泉。其所著述，率皆研究古圣贤遗旨，而其文章，又足以发其意之所欲言。呜呼，可不谓豪杰之姿哉！”观朴世堂其人其学，无愧于此。
西溪先生的历史成就，在当时就被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西溪朴先生神道碑铭》如斯言：“又尝有取于老庄书，以为其说道理，往往精至。为之注释。其解《老》时，不出于薛考功《集解》。盖先生未及见其书，而能偶合如此。《南华》则前无古人，后无能继。其可谓天授神解者与！文章简洁雅健，尤长于论辨。其见人文，鉴别如神”。朴世堂自谓，“吾读书不多，而惟能深思默究，洞见古人之心。故能以少敌多无他，人不能精，而我能精故耳”。今人岂敢谓朴世堂“读书不多”，此乃其自谦之辞。而“深思默究，洞见古人之心”，既是实情，又是朴世堂的自信。故试图立足于儒家思想传统，解释朴世堂的一切举动，未能洞见西溪之心，甚可叹也。
但是《西溪朴先生神道碑铭》的作者，以为朴世堂对《道德经》的注解，虽未曾读薛蕙之书，然精神内容则与之暗合的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至于其谓朴著庄子注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可视为赞誉之词，不能视为信史。然而作者认为《南华经删补》远较《新注道德经》精彩重要，称之为“天授神解”，倒是一语道破了朴世堂老庄学的精神旨趣，集中表现于对庄学的疏解中，值得我们尊敬。薛蕙是明代人，官考功郎，其著当时未曾入藏，如今已被严灵峰收入《无求备斋老子集成》中，便利了学者的研究。而《新注道德经》亦被收录，但《南华经删补》可能因字迹过小，篇幅太大，未被严灵峰先生纳入《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如果我们研究《南华经删补》，朴世堂的《西溪全书》是唯一的版本。但韩国出版机构七十年代末仅影印发行了二百部，使其流传受到了限制。
《西溪全书》是木刻本，各著字体不一，显然非刻于一时一地。仅存的原刻本在二战中，被日本侵略者掠夺至日本。二战后日韩关系正常化，才被最终归还。目前任职于西江大学的郑仁在教授，受其师前高丽大学校长金钟烈教授之托，前往日本携归韩国。金钟烈教授是二战后韩国第一位留学台湾学习中国哲学的学者，师从方东美先生。以上情况，承郑仁在教授面告。从这一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溪全书》曲折命运，反映了那一段悲惨历史时代的具体而微的动荡局面。
二、思想来源
朴世堂老庄学的理论成就，主要体现于《南华真经删补》与《新注道德经》这两部主要作品中。然而，两者份量相差悬殊。这当然与《老子》言简意赅，而《庄子》文词繁富不同有关。
按照朴世堂的自述，从汉代以来，“后之说老子者，多宗晋人，以为微言妙义。讹而又讹，益可悲也。余观明陈深所为《诸子品节》，载《道德经》八十一章，其笺解不著姓氏，疑亦是深所自为者。及林希逸所注，皆舛谬不足以得其十一”。因此，出于“不可使其意不明，重误后世”的目的，“故于暇日，略为疏释云尔”。据朴世堂介绍，陈深“明时人，字子渊。生万历间，编《诸子品节》，采入诸注（《南华真经删补·采辑诸家姓氏》）。而林希逸（肤斋）是南宋时人，著有《庄子口义》等。其注以会通儒道为宗旨，较为肤浅。朴世堂感到当时流行韩国的陈深与林希逸之作，与老子的真精神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倾向，他才以自己的体会，对《道德经》的旨意重新予以发明。“新注”一方面是指超越“晋人”，这当然是指著名的王弼《道德经注》与《老子指略》，另一方面，直接针对陈深与林希逸的不足。朴世堂认为，老子“其道虽不合圣人之法，其意亦欲修身治人。盖其言约，其旨深”（《新注道德经序》）。既承认孔子与老子之道不同，又不贬低其价值，认为老子五千言“其言约，其旨深”，老子之道在于“修身治人”，与孔子没有根本冲突。
朴世堂的老庄学，以明代著名学者焦竑《老子翼》与《庄子翼》为蓝本，加以删增而成③。与焦竑《老子翼》集注与自注结合的著述形式不同的是，在《新注道德经》中，朴世堂基本以自注的形式阐明自己的认识，仅有少量的引文。仔细阅读其作品，在《新注道德经》与《南华经删补》中，所依据的思想对象，存在着明显差别。表面上，他十分不满王弼玄学，但在实际内容上，却根本无法摆脱王弼玄学的巨大影响。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汉魏以后对《道德经》的注释，基本上不能脱离河上公或王弼的范围，朴世堂也不例外。他既然严厉地批评了王弼玄学，那么我们就要问，究竟是前代的哪位思想家对老子哲学的认识，最能打动他的心灵。经比较对照，可知中晚唐时期陆希声的《道德真经传》，与朴世堂思想具有明显的同一性。朴世堂对《道德经》的注解，取资于陆希声者为多。
陆希声是与大文学家韩愈同时代的人，先韩愈而亡。陆希声认为，老子与孔子立说的时代背景与意义，是由于“大道隐，世教衰，天下方，大乱当。是时天必生圣人，圣人忧斯民之不底于治而扶衰，救乱之术，作周之末世，其几矣。于是仲尼阐五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据三皇之质以救其乱，其揆一也。盖仲尼之术兴于文，文以治情；老氏之术本于质，质以复性。性情之极，圣人所不能异，文质之变，万世不能一也”。老子与孔子思想的建立，都是对当时社会混乱动荡局面的回应。他们的目的，都在于挽救历史的困境。陆希声总结概括了老子的宗旨，并回顾了学术史的发展演变，指出了各家之说的缺失。“夫唯老氏之术，道以为体，名以为用，无为无不为，而格于皇极者也。杨朱宗老氏之体，失于不及，以至于贵身贱物。庄周述老氏之用，失于太过，故务欲绝圣弃智。申韩失老氏之名，而弊于苛缴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于虚无放诞。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 ④。很明显，陆希声以为历史上的老子思想继承人，都不合格。
对此，陆希声以为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到，古之大圣思想实质的一致性，仅为外在的表达形式所迷惑。道之本质，究竟何谓呢？陆希声的认识是：“老氏本原天地之始，历陈古今之变，先明道德，次说仁义，下陈礼乐之失，刑政之烦，语其驯致而然耳。其秉要执本，在乎情性之极。故其道始于身心，形于家国，以施于天下，如此其备也”。这当然不能说老子“捶提仁义，绝灭礼学”，而是内圣外王之道备于一体的博大思想体系，任何人不得对此有所疑义。
陆希声指出，孔子与老子其实都是伏羲思想的继续。都以易道为精神指南。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表现为，“昔伏羲画八卦，象万物，穷性命之理，顺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阴阳，推性命之极，原道德之奥。此与伏羲同其元也。文王观大《易》九六之动，贵刚尚变，而要之以中。老氏亦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静，而统之以大。此与文王通其宗也”。道德性命问题是一切学术之本，在这一核心问题上，伏羲与老子旨义无二。而文王与老子都从不同方面发挥了《易》的精神，文王贵刚尚变，终归于时中；老子致柔守静，抱一于久大。至于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导期民以仁义之教。老氏亦拟议伏羲，弥纶黄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与夫子合其权也”。这哪里有什么不同呢？陆希声以为伏羲、文王、孔子是“圣人之极也”，可“老氏皆变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变之机，探至精之赜。斯可谓至神者也”（《道德真经传序》）。归根到底，还是老子的思想最伟大。
陆希声抨击了王弼以老子未能体道的旧说，阮籍以老子为上贤亚圣之位的认识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真正阐发老子道家真精神，沟通儒道意蕴，是陆希声思想的中心之一，而重玄兼忘成为他的论述的最终归宿。“将使心迹兼忘，则至于玄之又玄矣。夫能心迹兼忘，事理玄会，则天下各正其性命，而无累于物之迹焉。首篇以常道为体，常名为用，而极之于重玄。此篇以无为为体，无不为为用，而统之以兼忘。始末相贯，而尽其体用也”（第三十七章注）。然而，陆希声之说，虽以重玄兼忘为根本精神，其于纯哲学方面，殊少贡献。另外，陆希声此作未使用佛教的概念术语，而《易》与《大学》、《中庸》、《乐记》三篇，却在其思想认识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与当时学风大异其趣，颇有北宋儒者之风。这一新变化，可能与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有所关联。
对照朴世堂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基本判断，《新注道德经》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老子思想内容的揭示，说明内圣外王之道的真正意蕴。虽然承认儒家学说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归本于道家的自然无为。这一认识特点在《南华经删补》中，又被集中而具体地予以了论证。与《新注道德经》不同，《南华真经删补》遵循了《庄子翼》集注与自注结合的形式，因此容量巨大。现代研究者畏于篇幅浩繁，对朴世堂老庄学的研究往往以《新注道德经》为主要对象，实际上严重偏离了朴世堂老庄学的思想重心。
宋之前注疏《庄子》完整流传于后世者，仅为郭象与成玄英之作，而宋元以来的重要作品，又几乎都曾为焦竑《庄子翼》取资，可以说焦著包容了明代之前各家重要之说。从朴世堂的《南华真经删补》的情况看，他虽不曾直接阅读道藏，但借助于焦著提供的丰富资料，使他十分熟悉前人的理论，这为他建立自己的老庄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作品中引述者多为宋人作品，但真正的理论归宿依然在于魏晋玄学。隋唐五代重玄学，对他也有某些直接的影响，从思想发展的全局看，这是隋唐心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没有根本的认识变化。
成玄英的《庄子疏》曾为焦竑《庄子翼》取资，《庄子翼》借鉴吸收的历代作品有五十家，朴世堂减为四十家，成玄英《庄子疏》与另外九种为其所删，《南华真经删补》之所谓“删”者，就是指去除成玄英等十家。而所“补”之意，就是加入自己的注释。朴世堂的注是以“按”与其它相区分的，一般列在最后。删掉了成玄英的《庄子疏》，不等于朴世堂完全不受成玄英影响。如他这样说，“内篇七，第一篇述著书之意，言玄识远，度之士蕴，抱绝异所乐有存，非浅见小知所及也。第二篇言大道破碎于小知小成，盖欲暗闭众喙，废天下之辩，而使知一，归于大道之全也。第三篇言达于道者，顺理处物而生不伤也。第四篇言处物在于能虚，虚者，不能情之私而累其天德之全也。第五篇言天德全于内者，不蕲化而人自化也。第六第七篇言有是德有是道，而后可以为君师也。”（《应帝王》第七）显而易见，这是脱胎于成玄英《南华真经疏序》的。
因此，朴世堂老庄学的思想来源，表现在两个方面。就文献学说，来自明代的焦竑，考察其与前代思想的异同，这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而就思想渊源来说，则主要来自郭象以及成玄英、陈景元与褚伯秀。陈景元与褚伯秀之作是宋元以来最具有理论深度的道家作品，这几位作者，在道家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朴世堂以“论性最精”评价庄学，深刻领会了庄学精神实在在于自我解放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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