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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玄真经》名称的由来及意义

作者：袁清湘

　　在唐朝，无论是从哲学思想还是政治层面，“玄学”皆已成为老学的代名词。 取之于《老子》“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的“玄”即为能高度概括《老子》内容的最经典之词。《文子》因为与《老子》的密切关系，便理所当然被称之为“通玄”。“通玄”与“冲虚”、“洞灵”等词是唐玄宗的大臣们对《文子》、《列子》、《庚桑子》内容经过仔细推敲、精挑细选，进行精确提炼而采用的词语。从本节开头所引《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的文字可知，在天宝元年（742）二月二十二日玄宗敕文让中书门下讨论关于给文子等人追赠尊号之事，到其年三月十九日宰相李林甫上奏讨论结果，中书门下的大臣们花了近一个月时间研讨皇帝布置的任务，这必然是反复论证的结果。从文子本人来说，他为老子的弟子，这在唐朝并没有人怀疑过，学生阐说老师的思想也就理所当然。从《文子》一书来看，其行文格式为文子与老子间的问答式。今《四部丛刊》中保存的《群书治要》所摘录的《文子》保留有三处“文子问，老子答”的内容，其中两处在《道德篇》，另一处在《上仁篇》里，也就是说唐朝初年《文子》的行文格式应该为问答式，其中有文子与老子之间的问答，即师生间对治身、治国内容的讨论，这样的内容也被唐玄宗所肯定。他曾说：“朕听政之暇，常读《道德经》、《文》、《列》、《庄子》。其书文约而义精，词高而旨远，可以理国，可以保身。”{23} 玄宗在读这些典籍时，是将《文子》排在《道德经》之后，可见他很喜欢《文子》所阐述的治国、治身的思想。《文子》对《老子》原文的引用多达八十多处，十二卷中卷卷皆曾出现，引文之外的内容又都是对老子思想的阐释与进一步发挥，始终是在老子的“道”与“德”的统帅下。因此，“通玄”中的“玄”即指代老子的思想，而“通”当包含有“通晓”与“通向”之义，“通玄”的意思即指《文子》对《老子》思想内容的高度领会，在构筑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时依然试图达到老子的思想境界。可以说唐玄宗的大臣们是洞彻与领会了《文子》的全旨，所以能以最精炼的“通玄”二字来指称。
　　唐玄宗与他的大臣们以《文子》、《列子》、《庚桑子》与《道德经》和《庄子》一起作为崇玄学生徒学习的内容，当是经过筛选而成。它们是被确定为先秦典籍，而且为阐说道家思想的作品。虽然宋以后，这三本书都曾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但从今天古籍的保存来看，玄宗对它们的推广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其一，文本的完整保存。中国古代有许多书籍在流传中佚失，《文子》能得以保存下来，应该归功于玄宗。他确定《文子》等书为崇玄学生徒学习的内容后，曾对《文子》等书进行过校订：
　　（天宝元年）五月，宰臣奏：两京及诸郡崇元学生，准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制，前件举人，合习《道德》、《南华》、《通玄》、《冲虚》四经。又准天宝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制，改《庚桑子》为《洞灵真经》，准请条补。崇元学生亦合习读，其《洞灵真经》，人间少本，臣近令诸观寻访，道士全无习者。本既未广，业实难成。并《通元》、《冲虚》二经，亦恐文字不定。元教方阙，学者宜精其《洞灵》等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千卷，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司及两京崇元学生，亦望各付一本。{24}
　　此上奏虽主要是对《洞灵真经》而言，但也说到“《通玄》、《冲虚》二经，亦恐文字不定”，说明自开元二十五年（737）置玄学博士学习《通玄》与《冲虚》等书以来，各道观所使用的版本文字不定。于是“望付所司，各写千卷，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司及两京崇元学生，亦望各付一本”。所司各写千卷的《通玄真经》等书的底本来自哪里？玄宗曾说他“听政之暇，常读《道德经》、《文》、《列》、《庄子》”，那就是说，在唐朝皇宫是有这些书，而且这些书应就是魏征编《群书治要》时流传下来的。因为自太宗到玄宗天宝初年，虽然唐皇室内部曾发生过夺权的斗争，但没有导致对皇宫破坏性的战争，所以皇家物品的保护是有保障的。校定以后的《通玄真经》等书下传到诸道各观，这就使全国道观及崇玄馆有了统一本《通玄真经》。其书在道教界的普及，为以后的道士徐灵府为之作注、杜道坚为之作缵义奠定了基础。也因为有徐灵府和杜道坚的关注，《通玄真经》能被明朝《正统道藏》收编而保存下来，使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唐朝时流行版本。其二，思想的广泛流传。玄宗曾说《文子》等书“文约而义精，词高而旨远，可以理国，可以保身”{25}。他不仅仅将这些书作为“道举”的考试内容，还曾下诏说：“诸色人有能明《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长官访择具以名闻，朕当亲试，别加甄奖。”{26} 如此面向全国各种人群发出的奖励诏令，必然促使大家热情地研习《文子》等书，对这些书的思想流传也必然有促进。其三，《文子》由先秦诸子典籍变成《通玄真经》后，它在道教界受到了重视。在唐朝，首先是它的“理国、保身”思想在道教界得到了很好的挖掘，徐灵府在注《通玄真经》的《序》中高度评价说：“故有国者，虽淫败之俗，可返朴于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质，可复至命于自然。”{27} 再就是它与《道德经》等书一样，长时间内都是道门中人必须学习的经典，到唐宪宗时期依然如此，如应夷节（810—894）从小接受的就是这些道经：“年七岁，性敏慧，诣兰溪灵瑞观吴尊师，受《老》、《庄》、《文》、《列》及《周易》，十三岁与道士籍。”{28} 说明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后，虽然国家战乱不断，但道门中的经典学习依然遵循玄宗时确定的篇目正常进行，这样，道教界的经典研习就具有延续性。进入宋朝，徽宗将《文子》入国子学：“（政和）七年（1117）八月一日，蔡攸奏：‘庄、列、亢桑、文子，皆著书以传后世。今《庄》、《列》之书已入国子学，而《亢桑子》、《文子》未闻颁行，乞取其书，精加雠定，列于国子之籍，与《庄》、《列》并行。’徽宗从之。”蔡攸有如此上奏是为了配合宋徽宗的崇道行为。从所列书目来看，是将唐玄宗时期为道教界所确定的《庄子》、《文子》、《列子》和《庚桑子》“四子真经”列入了国子学学习的内容。宋朝时，国子学为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学习的地方，这对《通玄真经》等书在宋朝的流传影响很大。经过唐宋时期的大力推广，道教界很重视《通玄真经》等经典，到元朝杜道坚时，他对《通玄真经》也是非常珍视，作《通玄真经缵义》阐述其思想。当明朝编纂《正统道藏》时，因为《文子》自唐宋以来是作为道教经典，所以它得以入选，其名称自然就是《通玄真经》出现。若非是以经而入选，无论是《文子》其书，还是唐、宋、元三个朝代的《通玄真经》注与缵义，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佚失。而实际上，根据严灵峰先生的《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中国〈文子〉书目录》所收集的资料表明，《文子》注疏保存至今较完整的只有《道藏》中以《通玄真经》命名的注和缵义，即唐朝徐灵府、宋朝朱弁和宋末元初杜道坚三人的作品。
　　
　　注：
　　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玄宗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3页。
　　②蒋伯潜：《诸子通考·诸子人物考·庄子及道家者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48页。
　　④干宝：《晋纪·总论》。
　　⑤《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5页。
　　⑥《南史》，卷七十六，《陶弘景传》，第1900页。
　　⑦《道藏》第14册，第341页。
　　⑧《道藏》第14册，第340页。
　　⑨《旧唐书·高宗本纪下》，第90页。
　　⑩《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八，《追尊祖先》。
　　{11}《旧唐书·高宗本纪下》，第99页。
　　{12}《全唐文》卷31，《命两京诸路各置元元皇帝庙诏》，第1册，第350页。
　　{13}《全唐文》卷31，《令写元元皇帝真容分送诸道并推恩诏》，第1册，第350页。
　　{14}《册府元龟》卷5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旧唐书·玄宗本纪上》，第197页。
　　{16}《旧唐书·玄宗本纪上》，第199页。
　　{17}《唐会要》卷三十六。
　　{18}（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二百十四，第6826页。
　　{19}《旧唐书·礼仪志》，第925页。
　　{20}{26}《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
　　{21}{23}{25}《道藏》，第17册，第865页。《混元圣纪》卷八。
　　{22}《旧唐书·礼仪志》，第926页。
　　{24}《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
　　{27}《道藏》第16册，第673页。
　　{28}《道藏》第5册，第329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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