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上德若谷”与潇洒人生

作者：葛荣晋

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缺点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中国人历来高度称赞这种“自知之明”的情操，认为这是人生成败的精神动力。《吕氏春秋·自知篇》指出：“败莫败于不自知。”认为人生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没有自知之明。三国(魏)曹丕针对“人善于不自见”的弊病，指出：“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此不自见之患也。”意思是说自家的破扫帚，也视为无价之宝，人都有“不自见”的弊病，应当克服这种毛病。《唐太宗纪》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即人的最大苦恼是不知其过。南宋陆九渊也说：“人莫先于自知。”(《陆象山先生语录》卷三十五)意思是说，人没有比自知之明更重要的品德了。现在流行于民间的谚语如“老鸦笑猪黑，自丑不觉得”；“牛不知角弯，马不知脸长”；“见人之过易，见己之过难”，都是告诫人们要戒满戒盈，力倡“人贵有自知之明”的高尚品德。
　　老子云：“洼则盈。”(《老子》二十二章)意谓地洼空旷，故能注满积水。告诫人们不要自以为完美无缺，也不要盲目地一味追求十全十美。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不断进步。日本松下公司依据“洼则盈”的道理，在用人上提倡"70分的人才已足够”。松下幸之助认为，超过公司实际需要的高水准人才，他们往往骄傲自满，目空一切，而不安心在本公司工作，努力为本公司作出真正贡献。只有那些“70分的人”则以在该公司工作为荣，竭尽全力为公司工作，并在工作中把自己由“70分的人”变成“100分的人”。适当的公司，适当的商店，适当的工厂，招聘适当的人才，在用人上是最为重要的。不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招聘本公司不需要的高水平的人是不当的。人才的聘用应以适于公司需要为准则。
　　
　　二、“报怨以德”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胸怀，所以在恩怨问题上，老子主张“报怨以德”。(《老子》六十三章)人世间，由于利害冲突，难免产生恩恩怨怨，如何对待恩怨呢?一般说来，有三种态度：一是“以怨报德”，这是小人的卑鄙伎俩；二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这是常人的做法。这虽比“以怨报德”高尚，但它毕竟胸怀还不够宽宏大量；三是“以德报怨”，这是君子的做法。老子既反对“以怨报德”，也不赞成“以怨报怨”，认为圣人应包容万物，甚至包容仇怨，主张“以德报怨”，即以恩德报答仇怨。实践证明，在特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以德报怨”是一种化解仇怨的有效办法，故为历代士人所采纳。“琅琊王素好善慕义，博学深广，多见以德报怨之义。”(《襄阳耆旧传·李衡》)明代洪应明在《菜根谭》一书中，指出对待恩怨的正确态度应是记恩忘怨：“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杨继盛对“以德报怨”的社会效应诠释说：“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过。……有人向你说：某人感你之恩，则云他有恩于吾，吾无恩于他，则感恩者闻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说：某人恼你谤你，则云彼与吾平日最相好，岂有恼我谤我之理，则恼吾者闻之，其怨即解。”(《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清代学者金缨在《格言联璧》中肯定“能容小人，是大人”。指出“一念容忍，不但是无量德器，亦是无量福田，试看哪有不容忍的君子?”“仁人心地宽舒，事事有宽舒气象，故福集而庆长；鄙夫胸怀苛刻，事事以苛刻为能，故禄薄而泽短。”可见，宽容与苛刻是君子与小人在气象上的不同表现，也有不同的社会效应。
　　“以德报怨”虽然是一种化解仇怨的办法，但是终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仇怨。“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人间仇怨，就必须采取“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的态度，即应当像天道那样无私，“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只给予人而不向人索取，仇怨自然就不会产生。如果像税官那样，只向人索取而不给予人，仇怨势必产生。这种办法，看起来好像吃亏，其实是不会吃亏的。这就是老子所谓“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八十一章)的道理。俗话说：“施者比受者有福”，也是这个意思。清代学者钱泳深知这个道理，指出：“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履园丛话·臆论·恩怨分明》特别是在自己得势之时，更不应利用手中大权报私仇。晋文公出逃时，他的财物保管者头须趁机将其财物卷走。而当他回国即位、大权在握时，那个不知羞耻的头须又回来求见晋文公。晋文公深知在他出走时，举国上下相当多的人都依附于反对者的一方。为了安定全国人心，他容忍了这个无耻的小人，并接见了他。这是一种明智之举。成吉思汗虽与泰赤乌部有仇，但当他得知泰赤乌部的粮食、帐篷不足时，非但没有加害于他们，反而主动地提出一块住宿，平分猎物。这一“以德报怨”的态度，感动了仇人，泰赤乌部纷纷向他投降。这就证明，宽恕别人，不计私仇，是一种避免仇恨循环相报的正确途径。
　　在人际关系中，明是非，白诽谤，乃是常人之情。而道家则主张“无辩”、“不争”的宽容态度。如何对待是非呢?金缨在《格言联璧》中主张：“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让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是非窝里，人用口，我用耳；热闹场中，人向前，我落后。”这是一种“以无心息天下之争心”的人生艺术。“何以息谤?曰无辩。”认为“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宋朝有个名叫富弼的大臣，当有人告诉他“有人在骂你”，答曰：“恐怕是骂他人吧。”又告之：“是指名道姓在骂你。”答曰：“天下难道就没有同姓同名的人吗?”富弼并非不知道他人在诽谤他，咒骂他，只是“无辩”、“能容”而已。这种宽容态度也是一种化解人际矛盾的有效方法。
　　
　　三、“宠辱不惊”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胸怀。所以在荣辱观上，老子提倡“宠辱不惊”。在老子看来，世俗之人由于名利得失之心太重，缺乏“无私”、“无我”之境界，在他们的心目中。“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老子》十三章)即一旦受到宠爱或屈辱都会感到意外的惊喜。惊与喜是以“小我”的得失利害为转移，失去心灵的宁静和平衡，整天为宠荣与屈辱所惊扰，这叫“宠辱若惊”，这是老子所反对的。老子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胸怀若故，做到“无私”、“忘我”，置荣辱、祸福、生死于我之度外，视之为身外之物，那还有什么惊喜可言?这叫“宠辱不惊”，是老子所提倡的。在老子看来，只有“知其荣，守其辱”，做到弃尊荣守辱卑，成为“上德若谷”的人，方可达到“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的人生境界。这种“宠辱不惊”的美德多为后世所称颂。楚国宰相孙叔敖“三次做宰相而不知荣耀，三次罢官也没有忧色”。隐士肩吾称赞孙叔敖确有过人之处，孙叔敖回答说：“我哪里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我认为爵位之来不能推却，它的失去也不能阻止。爵位之得失不在于我，故无忧色。况且不知道可贵的是在宰相还是在我?如在于宰相，就和我无关，如在于我，就和宰相无关。我整天踌躇满志，逍遥四方，哪里顾得上人间的贵贱呢?”(《庄子·田子方》)东汉王充虽多次做过地方官，但是他“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论衡·自纪》)《警世通言》有一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楚人钟子期本是道家信徒，隐居山林，以打柴为生。初见晋国大臣俞伯牙，伯牙全无客礼，子期受辱不惊；后待如贵客，子期亦不欢悦。俞伯牙见“(钟)子期宠辱无惊，愈加爱重”，遂结为知音。由上可见，只有真正做到“爵禄不入于心”，方可以“空字解忧”。老子的“宠辱不惊”思想，是潇洒人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宰相肚内能行船”这句名言，是对老子的“宠辱不惊”思想的形象说明。《警世通言》有一则《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的故事：宋代名相王安石挂冠而归南京时，不用官船，微服归行。他的一名亲吏江居禀道：“相公白龙鱼服(比喻权贵人物化装微行)，隐姓潜名。倘或途中小辈不识高低，有毁谤相公者，何以处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撑得船过’，从来人言不足恤：言我善者，不足为喜；道吾恶者，不足为怒。只当耳边风过去便了。”说明老子的“宠辱不惊”的思想已经凝聚于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一种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决不可把道家的“宠辱不惊”的宽厚之道，简单地看成是不分是非、美恶的姑息与怂恿。它的精义在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潇洒人生，并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潇洒走一回”。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现代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崛起，老子所揭露的物质生活提高与道德水平下降的矛盾更加突出，更加严重。在现代社会中，利欲熏心，权钱交换，道德虚伪，心理失调，精神失落，人际关系紧张，正在折磨着当代人的潇洒人生。老子的“上德若谷”思想中所包含的人生真理，可以使人们从思维方式和人生艺术上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反思，起到某些救弊补偏的作用，从而推动人性在更高层次上的返璞归真。老子“上德若谷”的人生哲学在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是一剂针砭社会心理疾病的良药，往往闪烁着人生的智慧之光。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转换道家思想，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洒脱、更自由，在人生之路上潇洒走一回。这是道家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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