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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难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在交通通讯四通八达的现代化社会里，重提这句老话，似乎是有些落伍，至少有点不开化的嫌疑。不过，对于许多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中国人来说，那份初出国门的惶恐和不安，往往在许多年以后仍旧记忆尤新。即使是那些托福考了五六百分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也会遇到各种困难，闹出许多笑话，至于许多一句外语也不会的留学生家属们，更是每个人都都有一肚子的故事。
我有一个邻居，叫张明明，在国内念书的时候，学的是俄语，一句英语也不会。这次出国，订的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机票，一踏上飞机，就成了聋子和哑吧，连“YES”或“NO”也不会说，佯作镇静地坐在座位上，就象个傻瓜，呆呆地看着别人，心里就象揣着一个小鹿，不断地突突乱跳。
后来，明明看见一个老太太，一个地地道道的黄土高坡的农村妇女，安安稳稳地坐在散发着香水味机舱里，一点也不紧张，只见她满面红光，自由自在地跟其他的中国人有说有笑。她好奇地跟老太太攀谈起来，老太太立刻骄傲地拿出她儿子的照片，说她儿子在纽约大学念书，新近又添了一个大胖小子，接她去帮忙看孩子。
一提起她的儿子，老太太的话就变得没完没了。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说话的机会，张明明赶紧问她：“你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不害怕吗？”老太太仍旧兴致勃勃地说：“怕什么？这还是我头一次坐飞机呢！那些乡亲们不知道有多羡慕呢！都说我福气好，有个争气的儿子。你还别说，儿子对我可是真孝顺，事事想得周周全全，我到哪里都不用担心。你看，这些纸条，管吃管喝，还有管睡觉上厕所的，我只要把这纸条拿给别人一看，自然就有人跟我带路，你看这孩子聪明吧？”看着老太太那么得意洋洋，明明的心里就开始埋怨自己丈夫太粗心大意了。怎么就想不到这一招呢？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特新特难想的主意，不就是跟两千年以前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差不多吗？可见他不是想不到，而是对自己不够关心，连老太太的儿子都不如，人家还是母子，我们这还是夫妻呢！想到这里，明明伤心起来，看看周围一张张陌生面孔，又想到在美国一切都要依赖丈夫，如果丈夫对自己不好，自己可怎么办呢？想着想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明明赶紧擦一把泪，拿起老太太的纸条一张张地细看。不看还好，一看她又笑起来了。
原来这纸条的一面写着英语，另一面大约是老太太不识字，是画的图画。比如喝水就画一个冒着热气的杯子，旅馆就画了一个人在床上睡觉，厕所则就是画的一个穿裙子的女人，大约是怕老太太不明白，女人旁边，还加了一个农村里厕所边围墙的篱笆。
飞机到了西雅图之后，由于天气的原因，航空公司通知旅客要在西雅图呆三天，至于食宿，全部由航空公司负责安排。
双脚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之后，明明看着这陌生的一望无垠的土地，看着周围一张张连皮肤和头发都不一样的陌生面孔，不由得紧张得双手冰凉。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说：“没关系，咱俩做伴。”她胸有成竹地拿着纸条，拖着明明就走。
手里有了这些纸条，还真的解决了许多问题，上厕所啊，喝水呵，真可谓所向披靡。
不过后来她们还是遇到了麻烦。
航空公司通知她们，给每一个人都安排了一个房间，服务员会将她们的晚餐送到房间里。
她们俩坚决要住一间房。不管航空公司的人怎样解释，这钱是由航空公司出的，并不要她们自己付费，她们都弄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只觉得俩人住在一起比较放心。当晚餐送到房间里以后，老太太看着汉堡包和土豆泥，一个劲地摇头。服务员问她，想吃什么，她用地道的陕北口音说：“米饭腌菜。
这回轮到服务员不懂了。老太太看服务员不吭声，以为他们没有米饭腌菜，心想，咱到了别人的国家，也得入境随俗，不能让人家为难，就说：“面条也行。”服务员还是一脸的迷糊。这次老太太明白了，可能服务员听不懂她的话。她急中生智，看见旅馆的墙上有一份挂历，上面有一张大虾的照片，就指着照片说：“虾！”服务员懂了。过了一会儿，她端来一个大盘子，里面装满了大虾，还带来一大盘蕃茄酱。
于是，虾就成了她们俩的专利，只要是吃饭的时间到了，服务员就给她们送来大虾。吃了两天的虾之后，这些虾再怎么可爱，也叫他们腻味了，想叫服务员给换个口味，却怎么也说不明白，服务员还以为她们特别钟爱这美国大虾，于是给她们送来更多更大的虾。没有办法，为了肚皮所迫，俩人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吃大虾。重新登机的时候，服务员为了服务周到，又专门用一个大号的塑料饭盒，包了一大包虾，给她们带着上路，可是她们俩看着虾就想吐，等服务员一转身，就把它送进了垃圾箱。有趣的收款员一个星期六，我去超级市场买食品，在柜台上拿了一颗大白菜，一把菠菜，两个萝卜，一把绿花椰菜。然后到出口处付款。
“你好！”服务员露出职业性的微笑，热情地打向我打招呼，然后开始清点我要买的东西。
“这是什么？”她拿起大白菜问我。
这里是她的国度，英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应该是我问她才对。我犹豫了一下，想想如果我说“大白菜”，她肯定会莫名其妙，于是我用英语回答道：“NAPPA”。
她根据我提供的信息，翻了半天的价格表，才弄清了大白菜多少钱一磅。
“这是什么？”又来了，这次是菠菜。难道她连菠菜也不认识？美国不是专门有一个儿童动画片，向孩子们宣传吃菠菜的人可以变得力大无比吗？或许她根本就不是不知道这些菜叫什么，而是歧视我这个老中，故意叫我难堪？“SPINACH”，我有些不高兴地回答。
她似乎并没有察觉我的不快，继续进行她的操作。这次，她拿起了绿花椰菜，我心里说，如果这一次她再问我这种菜叫什么名字，我就要去跟她的上级谈谈了。因为我知道，这种菜美国人吃得很多，她不可能不知道名字。
结果她没有问我，很熟练地把价格输进了计算机。
“这是什么？”她拿着一个大萝卜问我。这次轮到我哑口了，因为我也不知道萝卜的英语该怎么说。
收款员又问了左邻右舍的几个同事，谁也不知道萝卜叫什么。
“你也不知道吗？”我身后的一个老美问我。
我摇了摇头，那个人很奇怪地看着我，说：“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可是你知道它怎么吃？”“我只不过不知道它的英语名字罢了。”我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现在他们终于把部门经理找来了，只有他知道萝卜叫什么。
后来我发现，超级市场的收款员几乎十个有九个不知道大部分蔬菜的名字。一般的人顶多知道蕃茄，黄瓜，土豆等少数他们常吃的蔬菜，更多的人不知道怎么拼写。
美国，号称当今世界第一强国，其高等学府，硕士博士专家教授科学家大约是世界上最多的一个国家，法律规定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应该完成高中教育，如果学龄的孩子或者青少年连续三天不到学校上课，家长就要蹲监狱。其教育普及程度大约也可称作天下之最，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流浪汉，他可以跟你神砍一通中东局势，俄国危机，甚至对当今的美国总统评头论足一番，可是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连白菜萝卜叫什么都不知道。这些收款员一般都有高中文化程度，而且天天跟白菜萝卜打交道，却仍旧说不出这些东西的名字，难怪他们的前副总统奎尔，到小学去访问的时候，要把“POTATO”（土豆）拼写成“POTATOE”了。可见忽视基本功训练是美国当今教育的一大弊病。
福建来的偷渡客
在美国的中国餐馆打过工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要想学会做跑堂，先得学会一个“忍”字。老板对你不满意，时不时地批评或者教训你两句，不管他是多么无理，多么趾高气昂，无论你比他聪明或者能干多少倍，你得忍着；客人的吩咐，无论是多么琐碎，一律得听着，用心地记着，尽快地照办。否则，你不光是挣不到钱，恐怕马上就被抄尤鱼。如果你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那么，不光是没有钱寄回家，恐怕连自己都喂不饱了。
也许是我运气好，这次我到一家餐馆打工，老板娘叫滨滨，对我很客气，不光是没有动不动就教训你，而且客人多了，忙起来的时候，她还会跟你帮忙，客人留下的小费她一分也不留，全部都给你。后来时间长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他们一家子都来自中国的福州，都是经过千辛万苦偷渡过来，寻求他们的美国梦的。
她的父亲在国内开了一家很大的制鞋厂，生意很好，家里盖了一大幢房子，请了好几个人做家务。她自己是中专毕业，在当地的一个大水产公司当会计。他们一家子在当地颇有些名气，县里的各方面的人际关系都很熟，有什么事情需要办的时候，不说是呼风唤雨，也可以说是路路通。两个弟弟也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一个在税务局工作，一个在证券公司工作。本来日子过得很快活，也没想到要去远涉重洋。结果没想到，最近一些年，福州刮起了一股偷渡风，他们一家也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如今，花了十来万美金，她和她丈夫，两个弟弟都先后偷渡到了美国，舍弃了原来优裕的生活，整日在餐馆里头做苦工，回首往事，她只有一个字可以说明她的心境：悔！要说这股偷渡风的形成，还真是源远流长。早在中国开放之初，就有一些海外华人回国探亲，中国人喜欢讲“衣锦还乡”，这些人里，有一些是真正的“发”了，有些则是打肿脸充胖子。他们回去以后，住的是当地最高级的旅馆，吃的是高级餐馆的山珍海味，亲戚朋友一见面，送的不是电视机就是高级音响。街上遇见叫花子要钱，随便一掏就是十元一张的票子。当地的人们一看，“哇！这些美国回来的人真了不得！都发了大财了！”先回国的人既然开了这么个头，后回国的人自然也不能让别人说是孬种，中国人都是很讲面子的，于是乎，就是借钱，也要摆阔，绝不能让多年不见的乡亲发现自己在美国混得不象样。于是，这股风愈演愈烈，这些归国探亲的华人的阔气也越摆越大。
老家有了红白喜事，这些美国华人必定要寄一大笔款子回家。婚礼自不必说了，就是丧事，花销也很惊人。办丧事的时候，只要是前来吊唁的客人，一律可以得到价值八十到一百元的绣花缎子被，然后客人还可以抽奖，中奖的人可以得到电视机、录相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各种各样的东西。扶灵的路上，还要大把大把地撒钱，其中有人民币，也有美钞。
福州出了一些著名的美籍华人，有的人是真有钱，墓地盖得象高级宾馆一般大，于是人们便竞相仿效，互相攀比的结果，当地的人自然认为美国遍地是黄金了。于是蛇头就乘虚而入，不用费什么功夫，就可以找到一大批人，这些人几万几万地付给他们美金，不惜一切代价，只要能够偷渡到美国。蛇头们拿了钱以后，便大显神通，钱交得多的，给你弄到可以乱真的假护照和签证，让你舒舒服服地坐飞机到美国。钱给得少的，就要多受许多折磨，也许让你坐上一艘破烂不堪的船，在海上颠簸半年，从南中国出发，经过太平洋，然后绕道好望角，抵达大西洋；或者把你带到南美洲的某个国家，然后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偷越国界，抵达美国。
风气所及，所向披靡。一人偷渡成功，全家如鸡犬升天。如今在福州，“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这句话早就不时兴了，时兴的是“一人到美国，全家光荣”。许多人家，只要家里有人到了美国，工人便不再上班了，农民也不下地干活了，渔民也不出海打鱼了，一心等着到美国的人寄钱回来。
那些千辛万苦抵达美国的人呢，你放心，自然有蛇头等着喝他的血。蛇头会给他们在车衣厂或者是中国餐馆之类的地方找到工作，他们一天干的是十几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睡的是二三尺宽的地板。因为是黑户，根本不受任何法律的保护。他们的工资不仅低于美国的最低标准，老板还动不动就要你无偿地加班。你不想干吗？尽管走路，许多新来的偷渡客正眼巴巴地等着这个位置呢！忍气吞声挣来的工资要支付各种帐单，仅仅是二三尺宽的睡觉的地方，一个月就要支付好几百美元，这还不说，还要还蛇头的帐，还要寄钱回家，给全家老小挣面子。许多年以后，慢慢熬出头来，自己开个小餐馆，也无衣食之忧了，便要“衣锦还乡”了，又到了要花钱摆阔，或者借钱摆阔的时候了。
也许，跟这些经历过千辛万苦却永远也填不满这个“面子”洞的人比较起来，滨滨是幸运的。她花了三万美元通过中间人，在某个国家级的大公司建立了她的人事档案，然后作为公司派员，领到合法的护照和签证，轻轻松松地坐飞机抵达纽约。可是到了美国以后，以她的弱小之躯，一天要在车衣厂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回家四五对夫妻共住一套二室一厅的公寓，到处都没有一片安静的地方，她整日以泪洗面，怀念过去的生活，想念远在彼岸的亲人，几乎要精神崩溃了。所幸他们夫妻感情很深，互相安慰和鼓励，才勉强支撑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她的一个同屋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也是一个女同胞，因为在日本过得很艰难，便辗转到美国，可是没想到她所面对的，仍旧是许许多多无法愈越的障碍。她整天忧心憧憧，渐渐变得疑神疑鬼，神经兮兮的了。她的丈夫看见她这幅模样心里就烦，最后把她送进疯人院了事。
滨滨还告诉我，许许多多在国内从不干活的人，到了纽约也象变了一个人似的，拼命地干。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背着一座大山，要还债，要寄钱回家，要耀祖光宗。如此沉重的压力，意志坚强的人，或许还可以挺得过去，意志薄弱的人可就要自毁生路了。
在纽约的中国城里有许多人，就是因为忍受不了这种种压力，一有空就往赌城跑，把一个星期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输得精光，然后在精疲力尽地回去，再辛辛苦苦地去打工。明知这样做不对，可是怎么也抵挡不了发意外之财的诱惑。也有人走上了吸毒的道路，在毒品里寻找精神的安慰。还有的人想走捷径，既不用做苦功，又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于是便投靠帮派。“在帮言帮”，帮派头子当然不会白给你饭吃，你得把脑袋提在手上为老板干活。滨滨的一个好朋友的弟弟就是这样死掉了。那天她的朋友和他的弟弟一块儿出门，两个人刚走出唐人街的公共汽车，一个同车的人拿着一把枪，二话没说，就一枪把他弟弟打死了。他当时站在旁边愣住了，既不敢哭，又不敢认尸，更不敢报案，眼睁睁地看着警察把他自己的亲弟弟拖走火化，他连骨灰都不敢要回来！他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他无情无义，而是因为他根本不敢去认尸。首先，如果他认尸，他就要交出好几千美元的安葬费，其次，因为他们都是偷渡客，在美国没有任何记录，当局如果发现了他，就有可能把他遣送回国。再次，如果他去认尸，他就得说清楚他弟弟被杀现场的情况，向当局报告他弟弟与帮派的纠葛，从而牵涉到许多帮派人物，那么他在纽约的唐人街就再也呆不下去了。所有这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使得他束手无策。
他亲眼看见自己的亲兄弟在身边倒下之后，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呆呆地站在马路上，看着凶手逃之夭夭，心痛欲绝地看着警察把血淋淋的弟弟拖走，然后跑回家去抱头痛哭！
物质、精神及其它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成长，到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几乎可以说，只要有大学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中国人。一个在大学机械系教书的朋友告诉我，现在他们那个研究生院中，中国人多于美国人或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有时候他走进教室，发现里面坐的全是黑头发黄面孔的中国人，他开玩笑地说，其实他可以不用英语讲课，只要用中文就够了。
人多了，便带来许多不同的生活习惯，有好的，也有坏的，更有一些是让人汗颜的。有些事情，在国内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是走出国门以后，看到老外对中国人种种行为的侧目而视，我便常常觉得混身不自在起来，就好象是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无影灯下，所有的难以示人的疮疤和隐私都变得一览无余似的。
比如说，有些中国同学在超级市场买东西，东挑西拣，把货柜上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有时还撒得满地都是，然后扬长而去。再比如说，在餐桌上，许多中国人喜欢拿着自己手里的筷子伸进公用的菜肴，甚至是在里头翻来翻去，丝毫也不觉得脸红。一般的美国人，即使是在自己家里，即使只有夫妻两人共同用餐，也要使用公共的餐具夹菜，要是他们在公共场合看见有人把自己的餐具伸进了共用的菜肴，再怎么好吃的菜，他们也不会沾边了说起来，也许这只是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可是许多事情在老外眼里就成了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甚至关系到整个中国人的形象。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常常听见或者看见一些人把公家的东西拿回家，也常常听见许多人理直气壮地说“人都是公家的，用一点公家的东西算什么？”当时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后来在美国，听说有一个留学生因为用学校里的电话打国际长途回国，被学校开除了，心里觉得很难过，既为这位同学惋惜，又为美国人的公私分明感到惊讶。也许对美国人来说，用公家的电话打私人的国际长途电话回国，不仅仅是一个占便宜的小事，而是关系到一个人的荣誉感，道德感的大问题。后来，又有些新来的同学偷偷地把学校的家具搬到自己的宿舍，如果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所有的中国人都没脸在外头混了。
在这许许多多屡见不鲜的事情中，有两件小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想了很多。那一天，我跟一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到农贸市场去买菜，看见一个模样很憨厚的老美，正在把桃子分成一篮一篮地准备出售。一问价，不贵，才五美元。的确是好桃子，又大又新鲜，看上去可爱极了。朋友特别喜欢吃桃，想买，可是又不想买那么多。于是便问那个货主，可不可以只买半篮。
那人显得有些为难地摇了摇头，说：“我不是职业的商贩，今天出来卖自己家的桃子，没有秤，又没有袋子可以给你装。”旁边一个过路的老美听见了，拿出自己的袋子，递给我的朋友，说：“你拿去用吧。”朋友非常高兴，不等货主吩咐，便开始自己动手拣桃子，他专挑大的，一眨眼功夫，就把篮子里所有的大桃子全部攘括进了自己的袋子，篮子里还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小桃子，我看着有点不好意思，小声说：“算了，算了。”他意尤未尽，赶紧又拣了两个，这才掏出二元五角，递给那个卖主。看着篮子里剩下的零星小桃子，卖主有点不高兴了，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收下了钱。我的这位朋友则高高兴兴地拎着满袋桃子离开了。我脸红了，可实在不好说什么，就赶紧跟着朋友一起离开了。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国内的农贸市场上，我根本不会感到惊讶，更不会脸红，但是这是在美国，稍微有一点教养的美国人都绝对不屑于去占别人的小便宜，买东西也从来不还价。许多人甚至认为讨价还价的行为也是一种没有教养，没有社会地位的标记。在美国，一个人是否有良好的个人修养，是否遵守公共道德，已经不是一个个人行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这个人是否上得了“台面”，是否能够步入社会主流的大事，所以许多美国人都自觉自愿地时时处处表现得象一个有教养的绅士。我曾经跟一位美国朋友到湖边上去玩，按照常规，进大门时需要交三美元的门票，但是那天我们去得早，收款员还没有来，所以没有交款就进了门。当时我心里暗自庆幸，我们可以节约三美元了。没想到，出门的时候，那位美国朋友开着车，绕着道，找到收款员交了钱。
一个社会，当人们把与人为善，讲究公共道德的行为成了一种人们自觉遵守的社会准则的时候，整个社会的风气就大不一样了。当然，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自觉自愿地遵守公共道德，一方面是整个社会风气使然，另一方面，也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把“爱人”，帮助别人当作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一种方式，真心实意地，不计报酬地帮助别人。
有一次，我在商店里买完东西，走到停车厂上，正准备打开自己的汽车门的时候，看见二十米以外的地方，有一辆商店里购货用的手推车自己滑动了。大约是下坡，那手推车开始很慢，后来越来越快地朝马路上冲去。我站在那里犹豫着，跑过去吧，又太远，不跑过去吧，似乎又有点于心不安。这时候，一个老美开着车从旁边经过，她一看见这情形，便立刻调转方向，把车开到那个正在移动的手推车的旁边停下，然后从车上下来，拉住了那个正在冲向马路的手推车。这次轮到我自己脸红了。事后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当时站在那里犹豫呢？也许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作祟。
虽然我一向认为自己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而且从来不做什么亏心事，也不喜欢占小便宜，但是跟这两个老美比起来，我的道德修养还是差远了。这两个美国人是非常普通的人，那个绕道去交三美元的美国朋友，一家五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她自己在家里看着三个孩子，她丈夫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才能勉强养家糊口，为什么她的生活这么困难，她也不去占那三美元的便宜呢？我们和我们周围这许许多多跟我们一样的留学生和留学生家属，或许学历和文化教养都比这两个美国人高得多，可是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喜欢占小便宜，那么缺乏公共道德呢？我们这些来自“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得不如人家了呢？也许我们的确是应该深刻地反省了。因为人，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生活在纯粹的物质世界中。人的精神世界，人类的自我完善，就象水，空气和阳光一样，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不息的重要因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比水，空气和阳光更为重要，因为有了它，人类才得以优于世界上的所有其它动物，成为今天这个世界的主宰。
市长先生
到过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的社团活动非常活跃。这些社团基本上都是自发性的，由各种类型的人根据各种需要组成，遍布全国的童子军就是这样的一个非营利性质的组织。
这个组织是专为小男孩开设的，主要的宗旨是通过野营、举行自制的小汽车比赛等活动，使孩子们增强动手动脑的能力，增加各种社会知识和野外生活的能力。活动的组织者，都是自愿为孩子们服务的孩子家长。
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为了让他尽快地熟悉和了解美国社会，我常常鼓励他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后来，他要求参加童子军，我就同意了。
第一次童子军活动，我和儿子一起到达活动地点，一进门，就看见一个人独自站在那里。他看起来四十多岁，圆圆脑袋，穿着短裤和T恤，看上去不怎么起眼，甚至没有一般美国人那种趾高气昂的派头。他见到我们之后，脸上就露出了微笑，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寇伯，是这个小组的娃娃头之一。他有六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也在这个小组中。这个小组一共有八个孩子，组里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娃娃头，也是组里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
我真佩服他们，自己在家里那么多孩子还没有折腾够，还要到这里来无偿地带别人的孩子。
他可能猜出了我的心思，很和气地笑了，那笑容里，包含着一种做父亲的骄傲和自豪。
这人看起来胸无大志，不过是个家庭妇男一类的人物。
他知道我来自中国大陆以后，便很高兴地说，他有几个朋友去过中国。于是我们一起谈了半天跟中国有关地话题。最后，他又耐心地告诉我，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如何去卖童子军的军服，还告诉我，他那里有一件旧的童子军衬衣，我可以省掉买一件衬衣的钱。他还给我一个他自己家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打电话找他。
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童子军的活动，其中有一次是观看孩子们自制节目的演出。演出之前，看着寇伯里里外外地忙来忙去，会议的组织者则若无其事，大大咧咧地站在旁边，我想，原来老美也是一样，大官不做事，小官忙颠颠，颇有点象我在国内机关里开大会的情景。
这次演出，我儿子是主角，他首先走上台，一句话也不说，抬头仰望着天空，后来，七八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台上，每一个人看见前边的一个人望着天，觉得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正在发生，于是自己也抬头望着天，最后，我儿子说：“你们在看什么呀？”其他的孩子问：“你在看什么呀？”儿子说：“我什么也没看，我的脖子拧了，头下不来了！”于是人们都大笑起来。
事后儿子告诉我，是寇伯让他演主角的，寇伯还经常很高兴地跟别人说，他的组里有一个中国人的孩子。
也许寇伯对中国人比较有好感，我想。每次我到他们的活动场所去接孩子，只要寇伯在那里，他就帮我把儿子找到，省了我许多事。他看起来很和气，儿子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我猜想他也许是一个辛苦的体力劳动者。
后来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个通知，说是要交七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我很快就把钱交给寇伯了。交了之后，我又听说秋季报名的人可以不交钱，于是就想把钱要回来。打电话到寇伯家里，老是他儿子接电话，我觉得跟孩子说不明白，就没有说。后来有一次遇见他，就问他我们是不是可以不交钱，他也没说什么，从兜里掏出七美元就给我们了。
回家以后，我把通知书拿来仔细一看，发现我们还是应该要交钱，如果我们不交钱，寇伯就要帮我们交，那我们就白白地占了人家的便宜。看来我们还是应该把钱还给寇伯。
可是我们却找不到寇伯了。
这时候，我们所在的这个州首府，开始选举市长了，街上到处可以看到竞选的牌子，大家都说原任市长政迹不错，支持他连任。我对这件事儿漠不关心，一来是心里根本就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二来也觉得反正谁我都不认识，谁当市长对于我来说，还不是一样吗？有一天，儿子突然向我提起：“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小组的领导是哥伦比亚市的市长！”“市里童子军的领导才是哥伦比亚市的市长。”我根据自己的判断解释到。这就象武汉市的市长是团市委书记一样，不过是挂个名罢了。
“你还不相信，你看，你看，这不是寇伯吗？”儿子指着正在电视屏幕上庆祝胜利的市长说。
果然是寇伯那圆圆的脑袋，果然是寇伯那和气的笑容。原来他就是原任和现任市长的寇伯先生。竖子难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象个九斤老太太了。
“这有什么可吃的！”儿子一见到中国菜，就要说这句口头禅。
“哼！这还不好吗？你知道我们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吃的是什么？那时候大家都在搞文化革命，菜场象水洗过的一样干净，天天有辣萝卜就不错了！有时候一大家人就是一小碗菜，一下子就抢光了，还轮得上你不满意？！”他买起电动玩具卡来，眼睛都不眨，就能花掉几十百把美元。于是我就开始唠叨：“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玩具，有个木头鸭子在地上拖一拖就满足了。哪象你这么乱花钱呢？”不仅如此，他穿衣服要穿“LEVI”，鞋子要穿“NIKE”，打球也要打美国的国球——棒球。于是，他和我之间，自然有了不断地“STRUGGLE”，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矛盾和斗争。
如今我这个当妈的也没有什么权威了，他虽然才十一岁，但是已经跟我差不多高，打他已经不可能了。有一次，因为他没有做完家庭作业，就跑到外边去打球，我生气了，一心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他却轻松地把我的手抓住了，让我动弹不得。从那以后，我就尽量避免跟他发生“肢体冲突”，省得被他发现，我已经不再握有任何“克敌制胜”的法宝。
如今，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我说什么他就信什么的小娃娃了，对人对事他都有许多自己的看法，常常提出许多哲学、人生、社会各方面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一次他在学校上课，老师谈到美国的军队有许多先进武器，得意忘形地说：“如果美国跟中国打仗，中国肯定要输。因为他们的武器太次了。”儿子虽然生活方式很美国化，可是心里还是很向着中国，于是他生气了，站起来大声说：“不对！中国不会输！”老师气得直翻白眼。
当然，他还不懂得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也说不清楚士气，民心等等多种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不过他能感觉到老师的谬误，毫不畏惧地站起来反驳他。或许我应该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中美之间永远不要发生战争，不然，我真不知道象我儿子这样的一些中间人何以自处。
他有几个天天在一起玩的朋友，其中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有一个美国孩子是他们的头，年龄比他们大一点，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听的指挥。我这个独立自主的儿子倒是很听他的，那个孩子要他去打棒球，他就决不去打美式足球。我总觉得儿子对其它的几个中国孩子没有对那个美国孩子那么好，就有些担心他瞧不起中国人，于是便常常教育他要尊重别人，特别是要尊敬中国人。他说我不懂得小孩的事情，便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说明某某怎么怎么娇气，怎么怎么自私。我告诉他，“为人要心胸开阔，不要老是只看见别人的缺点，要多看别人的优点，学习别人的长处。更不要拿着马列主义的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他不服气，说：“你们大人谈话的时候，还不是经常在说别人的坏话？！你为什么不管管自己呢？”我噎住了，想了半天，才发现朋友来往的时候，的确是议论别人的时候比较多，没想到被这小子抓住了辫子。但是我总得给他一个解释，于是我说：“中国人都有这习惯，也许这习惯是不好，但是我总不能不随和一点吧？如果别人非要跟我议论人家，难道我非要去批评别人吗？那我不是一个朋友都没了？”“那好，那你也有不对的时候，以后再不要动不动就说我。”我气得个半死，一想，真是“儿大不由娘”，我下决心真的再也不管他了，不给他准备早餐，也不开车送他上学，如果他放学以后有想起来什么课本忘了带回家，做不了家庭作业，我也不再把他送回学校去取。吃饭的时候，再也不强迫他多吃青菜，不催他按时吃饭，按时洗澡，按时睡觉。总之，他自由了，一切都要靠他自己好自为之了！没想到我跟他一说，他还很高兴，原以为他离了我就活不了，如今乳臭未干，就要跟我闹独立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我脑子里转了一百遍该给他准备什么样的早餐，但是终于忍住了，没有起床，心想让他自己吃点亏也好。不一会儿，便听到一阵噼噼啪啪的冰箱和微波炉的开门关门声，又过了几分钟，便闻到了一股糊焦味，我仍旧克制着自己，躺在床上没有动弹。这小子不知道在捣什么鬼，只见他轻轻地走过来，把我的房门关上了。我满怀狐疑地望着门外，却听到电视机打开了，传来卡通片里动物们欢乐的笑声。这时候，屋子里的烟雾更浓了。我害怕发生意外事故，便赶紧起来，只见儿子悠闲地坐在那里看电视（这是被我严格禁止的行为），桌子上摆着一盘烤得象炭一样焦黑的点心，满屋子到处是呛人的烟雾。我不禁怒从心头起，大喝一声：“老师让你八点半进教室，如今已经八点二十了，你还不去上学！”他一听，赶紧拿起书包，赶校车去了。
他走了以后，我看着焦黑的点心，又心疼地想到，他没有吃早餐，要在学校里呆一整天，肯定要饿坏了，我无可耐何地摇摇头，又一想，算了，让他吃点苦头吧，要不然他不知道惜福，还以为天上可以掉下馅饼呢！
孤独的美国老人
刚刚看完朋友借给我的中国电视连续剧《平凡的故事》，我停下录相带，脑子里充满了黄土高坡上愁苦的面容，眼前的电视屏幕上突然了出现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卡通人，向观众显示着五颜六色的儿童玩具，大声地叫着：“TOY‘SRUS，THEREISE VRYTHIGYOUWANT.”（玩具世界，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
我吓了一跳，原来我仍旧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号称是“儿童的天堂”。
可是那黄土高坡上的老人，那终日辛劳，那一张张布满皱纹，充满了惶恐和不安的面孔，仍旧萦绕在我的心头，联想到我所见过的一个个美国老人，他们那深锁在眉头的难以言说的孤独和寂寞，更加鲜活地出现在脑海中，象一个个幽灵似地在我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一个星期二的上午，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她志愿参加了一项为老人送饭的义务活动，问我想不想去。我一向对美国人的这种义务活动很感兴趣，因为我不仅很想了解，是什么促使这些美国人自觉自愿地进行各种无偿的劳动，而且我也很想更深入地观察美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于是就高兴地答应了。
在驱车的路上，朋友告诉我，这是一个全国性质的帮助老人协会，协会的活动经费都是由个人捐献的。这个协会通过教堂，召集了成千上万的自愿劳动者，每天中午给那些鳏寡孤独的或者身体有严重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送热饭热菜，使他们至少每天能够吃到一次正餐。由于报名自愿送饭的人很多，所以我的朋友用不着天天去，只要每星期二中午为十位老人送饭就够了。
第一家是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她看起来精神还不错，能自己走动，说话口齿清晰。
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孤独，看见我们去了，就象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说话的对象一般，她显得非常兴奋，不停地说话。她让我们看她那挂得满墙的照片，一一告诉我们她和她的丈夫过去的美好时光，然后她自豪地说：“他六十岁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过其他的男人。”一提起“男人”这个话题，她就突然变得絮絮叨叨起来，不停地重复着：“再也没有其他的男人……再也没有其他的男人……再也没有其他的男人……。”我的朋友向我递了个眼色，带着几分怜悯，又带着几分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走了，以后还会来看你。”出了门以后，朋友告诉我，每一次她来这里，她都是用同样的语言叙述着同样的事情，或许，二十多年的孤独和寂寞，已经使她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关心和记忆，或许二十多年的孤独和寂寞，已经使得她无法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的心里觉得有些堵得慌，我急忙把车窗放下，深深呼吸了几口外边的新鲜空气，才觉得好了一点。
第二家是一位老大爷，猛地看见他，我吓了一大跳，还以为他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他颤危危地拄着拐杖欢迎我们，左眼青了一大块，胳膊上腿上到处是乌青的痕迹。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跟我们解释，原来他在浴缸里摔了一跤，摔倒后想爬起来，结果爬了一半，又摔倒了。没半法，他在浴缸里躺了四个小时，好不容易才爬起来，走到沙发旁边，又把脚踢破了，鲜血流得地毯上到处都是。
他指着地毯上几块稍微带点暗红色的地方说：“你们看，这里，这里，我拿洗洁剂擦了半天，还是有痕迹。”“没有关系，一点也看不出来。”我的朋友安慰他说。这是我才注意到，他这间小小的屋子，收拾得异常整洁，到处都是一尘不染，各种各样的东西整齐有序。出门以后，朋友告诉我，这位老人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他是一个退役军人，非常讲究整洁，从来没有见过他把碗扔在水池。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问“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迈阿密当律师，还有一个在纽约当会计。”“那他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过？至少生活上有人照应。”朋友叹了一口气，说：“不自由啊，他去迈阿密住了几天，又回来了。”究竟自由和四世同堂孰优孰劣呢？我也不知道。可躺在地上四小时没人过问，毕竟很凄惨吧。我想。
后来我们又到了好几家，这些人多数都是一个人呆在家里，独自打发着寂寞的光阴。有的得了白血病，需要每星期换两次血，有的已经口齿不清了，只要可以动弹，仍旧是自己料理家务。或许他们跟那些露宿街头，在垃圾箱里找食物，死了由社会福利局一埋了之的老人比较起来，这些人还算幸运的，毕竟他们都有自己的房子，他们所缺的是亲情和家庭的温馨。
最后我们去的一家是一座独立的小屋，老太太衰弱地靠在沙发上，连打开我们送去的饭盒的力气都没有了。也许是因为她生活没有办法自理，所以她的屋子不象别人那样整洁，到处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看见我们去了，老太太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当时正是州长选举的日期，她就跟我的朋友讨论了半天关于选举的问题。我们走的时候，她无力地伸起枯瘦的手，指指桌上的一篮子梨，说：“这是我的后院树上结的梨，请你们把它带回去，送给别人。”我真不知道眼前这个衰弱得不能动弹的老人是怎么把这一篮梨摘下来的。何况她自己根本咬不动这些梨，也就是说她根本不需要这些梨，然而她却勉强支撑着把它摘下来，仅仅是为了送给那些毫不相干的人！如果她为了摘梨摔伤了，谁来照顾她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了。
我的美国近邻
如果你看见美国有这么多好人，美国的政府官员这么民主而且平易近人，便以为美国就是千百年来人们梦昧以求的人间天堂，那你就错了。实际上，今天的美国，几乎每天都有犯罪和凶杀案发生，许多中学在校门口设下金属探测器，以防止学生携带枪支等危险武器走进校门。社会上青少年犯罪、吸毒日益严重，各种各样的严重犯罪分子在法律的幌子下自由自在，气焰嚣张。或许可以这么说，今天的美国，就象一个强壮的巨人，但是身上却长了毒瘤。当巨人想动手术，把这些毒瘤割掉的时候，这些毒瘤就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力，你凭什么要割掉我呢？”于是巨人一想，也对，我凭什么证明它应该被割掉呢？谁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呀？！便允许毒瘤继续存在。毒瘤附着在巨人的身上，吸取着巨人的营养，还经常觉得不满意，常常大叫一通，“给我更多的自由！”于是巨人就向它输送更多的养分。终于有一天，这毒瘤修炼成精，发展为恶性肿瘤，渐渐地吞噬了巨人的躯体，占据了巨人的大脑和心脏，这巨人便轰然倒下了。
如果你对美国有着比较深刻地了解，就会知道，我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今日美国的极端民主，滥用人权，极度自由化，正在引发着美国越来越深刻的社会危机，正在把美国一步一步地引向衰落。如今，许多善良的美国人正在忧心忡忡，大发无力回天的感叹。
远的我们不说，既不谈厚颜无耻的唐雅哈定，也不谈令人痛心疾首的美国橄榄球英雄森普生，只要看看我的美国近邻，一个单身母亲，就可以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这位近邻住在我的同一个门栋，同一层楼。也就是说，她住在我的对面。在她之前，也是住的一对美国夫妻，人很好，也很和气，他们有一个小男孩，长得可爱极了，我常常逗那孩子玩，有时也应他们的请求，帮他们拿拿报纸什么的。后来他们搬走了，走廊上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充满了突然充满了烟味。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对面的新主人，就已经能够判断出这个人是个层次不高的人。因为现在一般的美国人都很注重身体健康，很多有教养的绅士都戒烟了。看起来，这个人不是一般地抽烟，而是抽得异乎寻常，烟雾不仅布满了自己的公寓，而且从紧闭着的房门挤到了走廊上，散布到外面的空气中。
几天以后，我看见了这家的主人。她看上去很年轻，大约只有二十多岁，虽然算不上特别漂亮，但也不难看，她身材苗条，符合千百万美国妇女梦昧以求的减肥目标。要说有什么特殊，也许就是她那深灰色的双眼常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股特殊的野性的风骚。
她对人很热情，总是老远就跟她遇到的邻居大声打招呼。
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她家里走马灯似地换着男人。这些人似乎来自社会各阶层，有的谈吐优雅，有的则语言粗俗，不堪入耳。有的打扮得干净整齐，有的随随便便。每次只要有男人走进她的家门，我们楼上的中国邻居就能在半夜三更听见大呼小叫的做爱声。本来我们住的这房子是木头和水泥结构的，隔音效果还算不错，在她住进之前从来也没听见谁抱怨过隔音有问题。可现在那一阵阵干柴烈火似的欢呼声和喘息声常常吵得楼上的中国同胞夜不能昧。后来有一天，那位中国同胞从她的家门口路过，正好遇到一个男人走进她家，便气愤地用中国话抱怨：“真是个臭婊子。”没想到这话正好被那开门的美国女人听见了，她的脸色腾地变了，“嘭！”振耳欲聋地把门关上了。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跟我的那位中国邻居打招呼了。
事后，我们都觉得挺好笑，她怎么可能懂得中国的这句“国骂”呢？或许某种信息的传播并不仅仅限于语言，人的面部表情，神态，说话的时间，气氛都能传达出许多不同的含义吧。
这样的一个单身女人，却带着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大约八岁，小的是儿子，大约五岁。我不知道那女人这么年轻，怎么就有了两个这么大的孩子，而且从来也没有见过孩子的父亲。或许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是辛酸还是快乐，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有数。大约是由于她对孩子放任自流，大约是她的言传身教，俩孩子象野马一样地成天疯玩。女孩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涂脂抹粉，常常穿着三点式，招摇地坐在自家的窗台上，看着过路的男孩子媚笑。只要有男孩愿意跟她一起玩，她就搂搂抱抱地恨不能贴在别人身上。
看着她，我真是替她惋惜，她有多大？才八岁啊！她的未来能够是怎样的呢？她的弟弟是一个闯祸精。偷人家东西，在别人门上乱画，往别人的汽车上撒沙子，把别人晾的衣服拉到地上，撒谎骗人，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今天，他们往往被他们的母亲所忽略，或许将来有一天，这姐弟俩会做下某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使得他们的母亲不得不重视他们。不过，到了那时候，他们的母亲就悔之晚矣。
见怪不怪，处变不惊，这是我们在美国生活多年修炼出来的真功夫。所以虽然我们的邻居家里成天闹轰轰的，却对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妨碍。她见了我们仍旧很客气，常常很有礼貌地打招呼，如果她的孩子爬到了我家的窗口，只要我告诉她，她就会把孩子叫回家。因此，我们可以说相安无事。
也许是习惯了她家的闹腾，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她家变安静了，再也没有那些来来往往穿梭似的男人了。起初，我们以为她改邪归正了，后来才发现，她家又住进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身材高大，看起来孔武有力，似乎象个男的。这女人在她家住下以后，她们似乎过得比夫妻还要和谐，新来的女人不仅很照顾我们那窈窕的邻居，还常常陪着两个孩子在门外的草地上玩耍，带着他们去商店买东西。
这回，轮到我们目瞪口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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