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才有可能超越别人

刘震云：忘不了的“疯子”和妈妈

　　刘震云其人

　　刘震云，当代作家。1958年生于河南。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农民日报》文化部主任。

　　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作品集《刘震云文集》（四卷），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官场》、《官人》等，共400多万字。作品多次获奖，并被改编、翻译和评介。

　　“自从有了手机之后，人的语速和话语量都提高了。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开始自言自语，又哭又笑，挺恐怖的。”刘震云说，到有了手机这阶段，成了话语喧嚣的一个阶段，手机把人的距离瞬间缩近了之后，人就特容易说假话。

　　刘震云身上充满了喜剧色彩，一方面他像只好奇的猫一样，勇敢地表露对生活的新鲜感；另一方面是他讲话时身体语言丰富，恨不能将场景现场演绎一番。

　　刘震云认为，《一地鸡毛》主要关心人的身体，对物质层面的关心比较多，就是吃喝拉撒睡，具体到“小林家一块豆腐馊了”；到了《故乡面和花朵》和《一腔废话》是关心人精神的东西多一些，主要说人的胡思乱想；到了《手机》，关注的则是物质和精神之间这一夹缝对接处的东西，最大的体现就是话语了，话语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听得着但看不见。

　　“有句话叫‘口是心非’，其实是和非之间有很大的灰色地带。语言学家统计，人一天从睁眼到睡觉大概要说2700多句话，其实每天真正有用的话不会超过10句。”

　　刘震云说他作品的话语速度是不一样的。《一地鸡毛》语言的流速基本上与人生活中说话的语速接近，用的是一天2700多句的速度。《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因为说的是胡思乱想，速度突然提上去，用的是27000多句的速度。这两部书好多人说看不懂，和小说语速突然提高有很大关系。到了《手机》，速度又降下来了，比正常的语速还要慢一些，大概700多句的速度。小说《手机》是好读的。

　　“自从有了手机之后，人的语速和话语量都提高了。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开始自言自语，又哭又笑，挺恐怖的。”刘震云说，到有了手机这阶段，成了话语喧嚣的一个阶段，手机把人的距离瞬间缩短了之后，人就特容易说假话。

　　“海德格尔说，语言能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原来对这句话体会不是特别深，有手机以后发现，确实是这样的。《手机》里出现谎言以后，就像一个高压罐，里边装东西太多了会‘嘣’地爆炸。因为手机，夫妻之间打架离婚的特别多。比如说谎吧，你要圆一个谎言，必须再编造一个谎言，这些谎言成了一个系统。手机本来是一个随身携带物，是为了说话方便，但我发现手机会控制人。朋友说过一个故事，一个花花公子跟好多女孩有关系，最后他相中一女孩，想跟这女孩老老实实过日子，但手机不答应，其他女孩继续打给他电话。如果没有手机，他跟一个人断掉关系本来是很容易的。”

　　“疯子”朋友启蒙文学

　　刘震云从 15岁开始进入写作之列，那是 1974年，他刚当兵。

　　那个年代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整天在家里吃高粱面，苦，因此当兵对一个孩子是特别好的差使，当了兵，再努努力，提了干，就可以回家找媳妇。刘震云当兵时第一次见到火车，觉得那场面特庄严，火车开动放气时的样子，“呜——”真好。排长是老兵，问他想家吗，他心想有白馍吃还想什么家啊。那时候拉兵的火车全是闷罐子，没厕所，都是第二天早上车门拉一条缝，排着队撒尿，他在移动的物体上撒不出来，排长让他排最后，结果一转身，他对着排长撒出来了，尿了排长一裤子。排长跟他急了，说刘震云我算是认识你了，他告诉排长说我有点想家了。

　　刘震云当兵是在甘肃一个大戈壁滩上。他说他的一个新兵朋友是他到目前为止遇到的为数不多的智商特别高的一个人。一上火车就开始写诗“新家安在长城端”。刘震云感慨道：“在我撒不出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诗了，可见比我聪明到何等程度。”

　　他朋友说，你别跟他们弄了，你跟我学写东西吧。刘震云说，跟你学写诗啊，成啊。就这么着，他开始写诗。

　　他的朋友在几个月后跑了。一开始认为他叛逃，那天晚上正睡觉呢，部队紧急集合，团长说：“投降就让他投降，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子弹，上膛！”一个团的兵力布置在边境线上，最后突击了一天也没找着。因为他的朋友回家了。

　　有一次刘震云去他村里看他，发现他在家里摆了好多书。村里人都说他疯了，农村孩子老不下地干活，在家看书，不就是疯了吗？过了几年，听说那朋友杀了人。起因是女朋友也说他疯了，找了另外一个男的，他朋友“咣当”一锤下去把那男的砸死了。公安局审讯他朋友。一堂审下来，把公安人员的脑袋都弄大了，说没见过这么疯的人。问他一句话，他能说上几十句，语速特别快，都是《资本论》上的话。县公安局的人哪知道这种语言，纷纷嚷道：“他疯啦——”

　　刘震云最后总结说，是一个疯子把他领上了文学道路。但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人是他妈妈。

　　刘震云的母亲不识字，但她觉得写作是件简单的事。她在镇上卖过酱油，那时开始学字。酱油店旁边是个书店，她去抓了一本书开始看，一抓就是鲁迅的书。后来她知道儿子以写作为生，聊天时就说：“你现在也写东西？这工作不难。”刘震云说：“我觉得挺难的。”母亲说：“鲁迅在写东西的人里边算是一大个的吗？”刘震云说鲁迅可成啊，好多人都觉得他写得挺好的，把他当祖师爷。母亲说：“嗨，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我看过他的书：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我都能写出来，我就是识字少，那有什么，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很容易。”

　　一开始写东西很占便宜

　　刘震云的第一部作品是《塔铺》。当时写东西很倚重生活描写，对内核的东西不一定完全领悟，但写生活本身的时候作品会帮作者厘清相关事物。“就好像你在地里，一锹下去，有杂草根、蚯蚓啊什么的，你未必知道一锹下去有这么多东西，但土地确实有这么多含量。所以一开始写东西很占便宜。”

　　《温故1942》是刘震云最看重的的一部作品。“我觉得它写得既感性又理性，是个好作品，包括它将要拍成的电影也是一个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民族心灵史。”1942年，河南一场旱灾，死了300万人。更可怕的是，后代把这些事全忘了。中国是个特别容易遗忘的民族，这当然也和它经受的苦难太多有关系。那场灾害本来不该死那么多人，可是当发生旱灾的时候，一批人逃荒到原本荒凉的西北，饿死了。日本人进攻河南，蒋介石想把灾区甩给日本人，日本人坚持不进兵，不给蒋撤退的借口，双方军队形成了僵持，就在这僵持中，河南人一个个倒下了。刘震云说他写这本书是为了长民族的记性，避免灾难的重演。

　　笨人有笨办法

　　刘震云说自己读书受两个人影响较大，他们都姓李，都是评论家，一个叫李敬泽，一个叫李书磊。“他们读书比我多，有好书就推荐给我。这一阶段我在读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和奈保尔的《百万印度的哗变》。”

　　刘震云每天上午下午各写三个小时，每天创作三千字左右。每一次创作都是一个寻找新发现的过程。“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但笨人有笨办法，笨鸟先飞。当对一个看法出现自我分歧的时候，可能有三种写法比较好，聪明人可能一下子知道哪一种是最好的，但我不知道，仨都要试，都写出来，可能试出一个好的，也可能发现第四种。自我表扬的说法是勤奋。”

　　刘震云认为文学创作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写作经验少、年轻的时候，会喜欢用复杂的事说复杂，但当作者人生阅历多了以后，会喜欢用简单的事说复杂。简单不是简陋，像孔子、胡适等人的书，都用最家常的，最物质的，像茶杯啊，烟啊，说明另外深奥的东西。他们就不是用哲学来说哲学，而是用生活说哲学，甚至超越了哲学范畴。另一方面是，一开始写东西特别容易用人的第一反应，第一反应就是直觉，写东西节奏容易顺。写作的经验、阅历多了以后用的就不是第一反应，第二反应、第三反应的东西会更多一些，也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东西更多一些，会显得作品更疙里疙瘩。比如《手机》里一个场面是开会，各人手机响了，按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大家都在说话，把会议干扰下去，但《手机》里选了一个细节，是一个人拿着手机听，他不说话。一个说话的场面一个不说话的场面，这细节就比那个好一些。

　　“有时候写东西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个阶段爱写这个东西，另一个阶段写另外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作家的风格在不断变化，那么证明这个作家在不断探索，是比较有生命力的。我们发现95％的作家写的第一篇作品和最后一篇差不多。一以贯之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创作性的。另外探索和创作跟年龄特别有关系，《一地鸡毛》我是二十多岁写的，到三十多岁更张扬，就写《故乡面和花朵》那类作品，到《手机》就四十岁左右了，这时候和过去就又不太一样了。”

　　一也可能成为零点八

　　在《甲方乙方》里刘震云演过一个情痴，至今为止他就演过那一个角色，还是一个特别不着调的角色。当时也是因为好玩，冯小刚告诉他说就坐一块吃顿饭，结果一坐就是七天，刘震云烦了，不去了。很多人劝哪劝，最后葛优说：“您是一大演员啊。您的演技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但您的做派确实是大演员！我没这么等过别人哪。”

　　刘震云说他写剧本是使自己的小说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在说话，他只改自己的小说，编剧不是他的职业，他也没有给哪个导演出卖过劳动力。他认为，电影剧本和小说的关系一直没有摆正，其实不论哪个东西在前边，后边的应该是沾前边的光。如果小说在前边，电影剧本在后边，因为小说把所有的选择都体现出来了，剧本可以比着小说择出需要的；如果电影剧本在前边，小说应该比电影剧本写得好，因为可以站在材料和实验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小说。但是中国的作家确实把这事给弄拧巴了，先有电影剧本的时候，小说就成了剧本的扩充，注了好多水，变成了剧本的附庸，结果现在根据电影写的小说就没法看。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小说和电影非常不一样，看电影是看热闹，就像听好多人在大厅熙熙攘攘地说话，看小说则像两个人在灯下谈心。如果小说成为电影的附庸，那剧本的一就可能只成为零点八，如果站在电影剧本基础上重写小说，那就是一加二等于三了。

　　“《手机》小说起码能把这个颠倒的事实再颠倒回来。而且小说是三部分，电影只用了其中一部分。电影改小说，是电影吃亏，没有哪个电影可以像好小说那么丰厚，电影一个半小时看完了，小说几十万字可以读一个月，时间上不成比例。另外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晶，有编剧、导演、演员、美术等等，哪个环节掉链子整体分数都会向下减，小说的修改则是个加分的过程。”

　　刘震云喜欢把写作比喻成运动。生活中有两种运动，一种是找赢的运动，比如各种球类比赛，进球就算赢了；另外一种是找失败的运动，比如跳高，什么时候竿碰下来跳高就结束了。写作对于刘震云来说就是一个找失败的运动。“如果哪个作品写出来自己觉得特别好，那作家就完蛋了。我觉得作家真正写出一东西来总是挺惭愧的，挺羞于见人的。写之前有信心，说这作品是我最好的，但写完后发现不是，又写完一个还不是。你发现你要表达的在天边，到天边去找，不是；在山沟里，还不是。好容易发现了，但仔细一看还不是。写作的过程就是隐隐约约知道在哪，一直在找它。”

　　刘震云书语

　　当作者人生阅历多了以后，会喜欢用简单的事说复杂。简单不是简陋，像孔子、胡适等人的书，都用最家常的，最物质的，像茶杯啊，烟啊，说明另外深奥的东西。他们就不是用哲学来说哲学，而是用生活说哲学，甚至超越了哲学范畴。

　　用写作拼一个十字架

　　刘震云最初是以短篇小说《塔铺》与中篇《新兵连》一举成名的，而在这两篇早期的小说里已经流露了刘震云后来小说创作的宗旨：对底层人（小人物）的生活境遇的关注。

　　阅读刘震云的小说集《官场》，深深为其小说艺术所惊叹折服。在这部小说集子里，刘震云展露了他惊人的创作才华，以鲁迅式的白描一针见血地写人，写官场中的人，写权力纠缠下的人。作为小说家的刘震云是将“一切实在的真实转化为写在文本中的真实”。他更关心某种“返回平民”或“返回真实”的意识。《单位》刻画了权力网络是如何决定并且支配人们扮演社会角色的方式，而《一地鸡毛》则写出了权力网络向家庭的延伸。我们自然也会理解：生活本身就是一大堆琐碎的实际问题，除了认同现实关系别无选择。《官人》与《官场》则是刘震云关于“权力意识”的一种文本解析，尤其是《官场》中的省委书记许年华，虽然着墨不多，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此人对官场的权力操作娴熟自然，但在整体的权力角逐中依然是一个牺牲品。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新写实小说之后，刘震云接连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与《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以一个小村落为背景，展示近半个世纪错综复杂的社会风貌，与新写实不同，《故乡天下黄花》属于那种寓言式写作，而之后的《故乡相处流传》则达到了圆熟大气的佳境。

　　学者摩罗一直对刘震云的小说有很大的兴趣，也一直在关注他的创作。摩罗认为：“刘震云用自己的写作拼合了一个十字架。他用机关小说（譬如《单位》、《官场》）写现代生活的卑微无聊，这是横向的；用历史小说（譬如《故乡相处流传》）展现历史生活的残暴恶毒，这是纵向的。一横一纵拼合到一块，就构成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这个空间贮满了人类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