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一种生活习惯

万方：书，需要静静地读

　　万方其人

　　万方，女作家。1952年生于北京。其父是著名剧作家曹禺。从小受父亲熏陶，对文学艺术产生浓厚兴趣。文化大革命中到东北插队，后加入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任创作员。1979年转业回北京，现为中央歌剧院编剧。万方从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同时创作舞台剧、电影及电视剧本。

　　著有长篇小说：《明明白白》、《幸福派》、《香气迷人》；中篇小说：《和天使一起飞翔》、《没有子弹》等。主要电影作品：《日出》、《黑眼睛》。主要电视剧作品：《牛玉琴的树》、《空镜子》等。《和天使一起飞翔》获得上海第四届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二等奖，《空镜子》获十月杂志社大奖。电影作品《黑眼睛》获1998年中国优秀电影政府奖、华表奖。

　　一直活到近21世纪的曹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愈发伤感，他曾痛苦地在病房里大喊：“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想托尔斯泰越难受。”在病房内看了万方创作的《牛玉琴的树》，曹禺第一次放开了表扬女儿：“小方子你能行，能写出大东西。”

　　一部由杨亚洲导演，陶虹、何冰、牛莉主演的《空镜子》几乎让大街小巷的人都知道了万方这个名字。万方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空镜子》改编自她的同名小说。

　　作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剧作家、人艺演艺学派的创建人之一曹禺的女儿，万方在文学、编剧领域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万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创作小说，同时创作舞台剧、电影及剧本。先后出版过长篇小说《明明白白》、《幸福派》、《香气迷人》和中篇小说《和天使一起飞翔》、《没有子弹》、《空镜子》等。其作品屡获大奖。电视连续剧《空镜子》在全国各地电视台播映，好评如潮。

　　万方是一个很普通很简单的女人，在优雅的谈吐之外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大气。就像万方说阅读时的“静”一样，万方还是一个很“静”的女人。

　　书痴父亲，书狂女儿

　　万方从小就喜欢读书，这当然和她的家庭有关。父亲曹禺是个书痴， 十岁的时候就读完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写《雷雨》之前读过250部世界名剧。

　　跟父亲对读书的那种痴狂相比，万方自言差得太远了。“他们那个时代对一种事物的执著心是很强的，比今天的人强多了。他70岁那会儿还能把整本英语词典背下来。父亲生病那会儿，精神越来越差，只要能读动书他就拿本书读，等读不动了，拿不动书了，只要看到边上有张有字的纸他还会下意识地拿起来看，手里只要拿着有字的东西他就会感到很舒服。父亲的这种执著深深感动着我。对父亲来说，读书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文字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们家的书太多了。我父亲就爱买书，什么世界文学名著、各种词典，他不断地买。所以小的时候，我接触书的面比别的孩子要广一点。”

　　万方从小就喜欢看中外名著的小人书，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翻烂了。那会儿虽然只知道看看图画、看看热闹，但是对文学她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知道这是一本“巨大”的书。慢慢地万方开始对书有兴趣了。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万方特别喜欢看革命文学，像《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万方是看着这些书长大的，尽管那会儿她更喜欢看的是书里面那些感情、爱情，但也看得津津有味。

　　不幸的是，到了该读书的年龄，万方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万方家有一个书房，被造反派给封了，家里几乎所有的书都看不到了，只能看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什么的。

　　“那时，书成了罪恶的象征。那会儿我也就十三四岁，我跟造反派商量从书房里拿点书看。造反派就问我拿什么书啊？‘文革’那会儿也就能看看那个时期的‘白皮书’，像《麦田守望者》、《叶尔绍夫兄弟》等，那个人还不错，他对这些书可能也有点了解，就让我把这几本书拿出来了。这是‘文革’中我第一次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从造反派那儿讨到书。”现在回想起这件事的艰难，万方还觉得很无奈，“没办法，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后来，万方到东北插队两年，她所在的那个集体户有点书，但她已记不得具体是什么书了，非常破烂，那会儿无拘无束，一天到晚就是瞎混，年轻人对书的热情也变得淡薄了。大家都是讲故事，讲从书上看来的故事，互相交流，一夜一夜地不睡觉。

　　18岁，万方到沈阳军区当兵。很幸运，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的一个政委是曹禺的崇拜者，他认为曹禺的女儿肯定能写，就让万方当了创作员。“ 18岁的小女孩，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能写什么呢？惟一的一个好处是军区有一个图书室，也是封着的，不许看。而我作为创作员就有点小特权，可以看里面的书。”一时间，万方成了红人，因为大家都想从她那里借到书。

　　说到这儿，万方还透露了一个小插曲：乐队有一个小女孩看过从万方这儿借的书，谈恋爱了，领导就找到她谈话，问她你怎么谈恋爱了，她说我从书上看的，领导问你从哪儿看的书呀，她说从万方那儿。这件事过后，图书室管得更严了。

　　由于“文革”的封闭，对文字的控制，人们的读书热情被扑灭了。人们看到的都是一些高大全的书，没有和文艺沾边的书，没有感情、爱情、故事。当时流传一本书叫《基督山恩仇记》，万方找不到，就找父亲，由于书房被封着，曹禺只得找朋友借，然后寄给在沈阳的万方，四大本，万方三天就读完了，她是拿着手电躲在被窝里看的，因为曹禺只借了四天。

　　说到那个时期的阅读，万方最感慨的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本书给她带来的冲击是在被窝里一边看一边哭，别人还都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万方到底在哭什么。

　　那个时期的名著万方能看的基本上都看了，包括《猎人笔记》、《前夜》等。那是一个感情饥渴的年代，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看书对万方来说是一种滋润。

　　读本好书，是种享受

　　“阅读是真正的快乐。今天能让人快乐的东西又有多少？”万方这样感慨。

　　万方现在几乎不看电视，看不下去，惟一能看得下去的就是书。躺在床上，读本好书，对万方来说是一种享受，只有读书能让万方忘掉周围的一切。

　　书现在对万方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学习，真正好的书是经读的，读一遍两遍三遍都不过瘾，每读一遍她都能从中得到新的收获。“这样的书现在不是很多，但是也有，真是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

　　“我父亲晚年的时候，常常感慨‘我真想再能够读书，系统地读书，我太没有学问了，你看人家钱钟书那才是真有学问，我太没有学问了，我的书读得太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书我父亲总是反复地读。我从父亲那儿得到更多的还是文学书。但是现在真正能让你从中得到收获的书越来越少了。”所以万方现在读的大都是一些社会学、人文、思想、哲学类的书以及人物传记，这些书能让她思考。而且万方对这类书的兴趣越来越强了。“我每隔一个月至少要去书店一次，每次去总能发现一两本特别好的书，能从那么多的书中发现一两本特别好的书对我来说真是件特别愉快的事。我记得那次去西单图书大厦，进去后特别茫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忽然有种惶惑，让我丧失信心了。我还能写吗？我经常去三联书店。老照片、老城墙那些有历史感的东西，有人的气味的东西特别能吸引我。逛逛书店，能找到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这一天真的是很愉快。”

　　万方一直在思索一个很多人都感到很困惑的问题，那就是书多了，信息太多了，吸引人的东西太多了，人的专注、深入慢慢地耗掉了，分散掉了，这究竟是件好事还是坏事。看到的东西太多了，但真正能进入人心里的东西太少了，于是人们开始浮躁。在逛书店的时候，万方经常会有种茫然感，淡淡的失落感，这种感觉来自那种无从选择。以前得到一本书，痛哭流涕，全部的身心都激动着，现在这种感觉根本找不到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本书在那个年代对万方是非常有影响的，这种影响是一生的。万方说，并不是说这本书多么多么高明，只是书中所蕴藏的人的那种情感方式对她的影响是一生的。

　　“今天的人有了那么多的书，是不是就能从这些书中得到那么多东西呢？书，需要静静地读。你把它作为工具很必要，但是书除了实用的价值外，它对你的灵魂对你的精神也是一种滋养。而这种滋养是需要你静静地吸取的。我是一个很情感型的人，我对情感的体会是很细微的，这种感悟是从书中得到的，这种能力是从书中体会得到的。”

　　喜欢，就去读

　　“读书，首先要喜欢。喜欢，就去读。真正的好书是能从文字后面读到东西。读完之后还能让你想的，就是好书。”

　　万方现在买的书分两类：一类是以前读过，自己很喜欢的书，但破了，到书店又看到了，就会再买一本，留着以后接着读；第二类是要写什么东西的时候，会去读和它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更多的还是自己喜欢什么就去读什么。

　　最近万方读的文学类的书多一些。像一些老人的回忆、随笔读的多一些。如胡适的书、齐白石的《五出五进》，读了让她感觉很平心静气，很舒服，让她明白了一点：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自在。

　　万方读书不会跟风。现在图书市场上很热的一些书不会左右万方，万方绝不会受它的影响。“读书要相信自己。”万方说。

　　在最近读的书中，万方说让她最感动的是杨绛的《我们仨》。“杨绛把连在一起的三个人的生离死别写得那么空灵又那么深邃，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万方还非常佩服王安忆，她特别强调了一下“佩服”这两个字。“作为同行，我特别佩服她那么扎扎实实、锲而不舍地按照她自己的思路、跟随着自己心的召唤去写。这种精神我很佩服。”

　　万方书语

　　书，需要静静地读。你把它作为工具很必要，但是书除了实用的价值外，它对你的灵魂对你的精神也是一种滋养。而这种滋养是需要你静静地吸取的。

　　真正的好书是能从文字后面读到东西。读完之后还能让你想的，就是好书。

　　曹禺寄望写出“大东西”

　　是《空镜子》在全国的热播，让很多人知道了《空镜子》的作者万方原来是曹禺的女儿。而这一年正是万方“知天命”之年，经历已经丰富而精力依然旺盛。

　　可能是曹禺在话剧领域里已攀上了顶峰，也可能是22岁便以《雷雨》震惊天下而解放后再也没有突破的苦闷，当然更可能是50年代以来文艺界人士一直如惊弓之鸟，使曹禺希望女儿成为一名科学家或医生，不愿培养她再去当个作家。

　　但曹禺不得不承认潜移默化的力量，同时还有天性。他发现万方从小就对事物有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她看天上的乌云，会琢磨出种种鬼怪的影子，从墙壁的水迹中她能找到公主、国王、神仙，能和童话里的形象对上号。她跟着父亲去看《雷雨》，看着看着她哭了，曹禺以为她是被响雷声吓哭的，其实她是被悲剧情节打动了。

　　万方并不是吃父亲老本的作家，她最喜欢写的是小说。她的几个中篇小说《在劫难逃》、《杀人》、《未被饶恕》、《珍禽异兽》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但她又很实际，她感到写小说养活不了自己，她不得不经常涉足电视剧。她知道写电视剧要占去她不少时间，而且写多了使写小说的感觉都受影响。但她毕竟生活在现实中，她不得不变得世俗些。

　　曹禺晚年最感痛苦的是，他20出头就名震海外，被西方的同行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但在壮年后他的作品很少，而且失去了早年的光彩。一直活到近21世纪的曹禺生命的最后几年愈发伤感，他曾痛苦地在病房里大喊：“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想托尔斯泰越难受。”此时的万方是他惟一可以倾诉的对象，他的家属中只有万方一个人懂创作，他把万方视为生命和事业的延续。曹禺在病房内看了万方创作的《牛玉琴的树》，第一次放开了表扬女儿：“小方子你能行，能写出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