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独立声音的表述

朱大可：寻求独立声音的表述

　　朱大可其人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媒体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朱大可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执著，使其在中国文化界产生广泛影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批评家之一。2006年9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今年，朱大可重新回到上海师范大学执教。

　　1994年，处于声名鼎盛时期的文学批评家朱大可，突然辞去上海师范大学教职前往澳大利亚。这在当时文坛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事件，有人称他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在上海莘庄新梅广场朱大可寓所，提及旅居澳洲一事，朱大可说：“当时计划是两年后归国，不料一去 8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刚到澳洲时，朱大可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以后几乎停止了书写。他说，至少大约有 5年时间没有正经写作。“我被内心的痛苦所压倒。我没有摆脱精神上的孤独和绝望。你大概很难体验那种心如槁木的状态。我像一株卷曲的孤树，被澳洲大陆的风沙所吞没。”

　　1999年《聒噪的时代》的出版，可视为朱大可“复出”文坛的标志事件。紧接着朱大可又抛出两颗重磅炸弹——批评余秋雨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批评卫慧的《上海：情欲在尖叫》，这两篇文章在国内文坛引起巨大反响，至今脍炙人口。

　　2001年，朱大可正式回国定居。 2004年，朱大可重新回归大学。可以想见，这对他个人乃至国内文化界都有着微妙的影响。

　　具有决定性的童年经验

　　朱大可原籍福建武平县，但他出生并成长于上海，属于上海的普通话一族。

　　童年和少年时代，朱大可接受了大量的文学阅读和音乐训练。小学启蒙时，朱大可最喜欢读童话；小学三年级以后开始读中国和苏联的长篇，包括《水浒》、《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之类的中国古典；进中学后，朱大可则开始大量阅读马列著作，同时也读了大量的西方古典名著。

　　中学期间，对朱大可影响最大的是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雪莱的诗剧《钦契》、托尔斯泰的《复活》和但丁的长诗《神曲》等等。“那是我的隐形的精神摇篮。”朱大可如是说。

　　出人意料的是，“在一个文化被严重毁损的宏大语境中，我们却拥有一个良好的小圈子社会”。朱大可所谓的“小圈子社会”，是一个阅读小组和音乐帮，成员有四五个人，都是意气相投的同学。他们轮流读同一本书，然后开会讨论，争得面红耳赤。“读书小组是我们第一次集体做梦的场所，我们从那里茁壮成长。”

　　那一段时期，朱大可触摸了许多 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音乐文本。这些经验奠定了他文学道路的基础。因此，朱大可认为：“天分固然重要，但以我个人的感受而言，童年的生命经验才是决定性的。”

　　文坛黑马的“黄金时代”

　　中学毕业后，朱大可读的是技校，并在毕业后当了三年多的钳工，直至 1979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回忆当年的大学生活，朱大可感慨道：“大学的四年生活是个性、理想、梦幻逐渐破灭的过程。教科书给我们的资讯几乎都是垃圾。”为了保持个人自由和知识获得的正确性，朱大可一直在走读，拒绝住校，然后就是大量的逃课。

　　惟一的自我补偿，就是上马路对面的卢湾区图书馆“泡书”。朱大可大学生涯的主要时光都是在校外的公共图书馆里度过的。

　　从华东师大毕业后，朱大可被分配到上海财经大学。过了一段抑郁的日子之后， 1985年的一场研讨会改变了他的未来。那一年，朱大可应邀参加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是我个人的转折点，从此我踏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

　　那一年，朱大可以《论艺术及其美学的有序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等作品在文艺理论界初露锋芒，被誉为中国文化批评界的“黑马”。 1986年，朱大可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乃现代中国电影史重要理论事件。

　　朱大可叹道：“我感到那是我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一段“黄金时代”，直到朱大可 1994年去国离乡戛然而止。

　　“话语高手”的语言迷宫

　　朱大可是时下流行的“酷评”的始作俑者，他的写作风格被人称作“朱语”。文学批评家胡河清当年称朱大可为“文化恐龙”，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其思想的评价；而在对文字的创造力上，朱大可更可谓一位“话语高手”。

　　朱大可的文字瑰丽变幻、富有穿透力，平淡无奇的词语经他排列组合，便魔幻般地具有非凡的力量。这种语言技巧是长期磨练的结果，朱大可在这上面浸淫了 35年以上的时光。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开始收集语词和佳句，进行语词的打磨。这种习惯一直到大学还没有抛弃。

　　颇有意思的是，朱大可小时候还有过轻微的口吃。或者正是因为如此，朱大可当年选择了以书写作为生命表达的工具。

　　虽说时下许多写作者模仿朱大可的文字风格，却未必懂得“隐喻式写作”的真谛。朱大可认为：“批评的力量首先来自准确的判断和估量，其次才是它的隐喻式的组接。话语的力量终究不单单是语词的事务，如果没有语义的支撑，话语的力度是无法获得的。”

　　对于当下的“酷评”风气，朱大可说：“我的方式被模仿和滥用，似乎不应由我来承担责任。”他认为，酷评的内在暴力性可能会引发人们的不快，这个副作用是无可回避的。解决的方案是尽可能地划清道德酷评和文化酷评的界限，把批评限定在“文化”的底线内。

　　朱大可坦诚地说，他的书写有时也会出错。他笑着说，真要感谢那些为他纠错的网友。被纠错是一种愉快的经验，这可以帮助他在正式出版著作前有机会加以修改。“无错书写是不存在的，关键看你是否有自我纠正的勇气。”

　　读书是种超然的乐趣

　　朱大可前年刚搬进现在的寓所。寓所的书房有一堵直顶天花板的“书墙”，架上的图书大部分是他回国后购买的。至今，朱大可每天仍要花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阅读。

　　由于教课的需要，朱大可最近重读了一些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作品，比如张贤亮、马原、余华、北村的作品等。阅读与他同时代或后来才崛起的这批人的作品，不知道朱大可是否想起了当年的激情岁月？

　　不过，朱大可对当下的出版界颇不满意。“出版界要么被艰深可笑的‘学术效应’所累，要么过于依赖‘图文书’浮华形式。这种剧烈摆动的‘震颤性麻痹’始终是中国出版业的通病。”

　　朱大可有两个读书地点，一个在书房，那里有一套“用以读学术书”的沙发，沙发边上是精致的落地灯，使用金黄色的灯泡，他觉得，这种区域性照明能够营造封闭和专注的氛围。另一个地点是床头，通常在入睡前，他会阅读一些轻松的读物，包括朋友寄赠的作品。

　　那时候，是朱大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一本书和一个柔软的枕头，它们的组合把我引向了睡眠。”

　　拉到篮子里的都是菜

　　朱大可看书很杂，他说自己看书一般没有什么选择，拉到篮子里的都是菜。“因为在阅读之前，往往不知道你将要读的是不是一部真正的好书。”

　　朱大可说，真正对他产生影响的不是福柯之类的思辨大师，甚至不是本雅明这样的感性学者，而是一些并不起眼的“小册子”，像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保罗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文化神学》、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等等，此外还有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黑塞的《玻璃珠游戏》和迪伦马特的戏剧，诸如此类。“它们是我在其间畅快呼吸的空气。”

　　朱大可极力推荐刚刚读完的法国人阿兰·科尔班写的《大地的钟声—— 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他说，这本书不仅有大量的档案调查，还有精细的意识形态符号学分析。但这样的好书很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西西弗的神话》。不久前朱大可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坐在加缪先生的山顶上》。朱大可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接触到这本书，立即陷入了对《西西弗神话》永无休止的阅读之中。

　　“这个人的思想和文字双重地击中了我的灵魂，使我沦为他的信徒。加缪的著述不仅是思想修辞和语词练习，而且是生存迷津的独断式指南，它企近了我们的生存真相。这真是一个令人缅怀的时刻，我们在阅读加缪中滋育着自身的信念，向着我们尚未企及的空间飞跃。”

　　阅读这本书，有着深刻的人文背景。朱大可在文章里写道：“在 20世纪 80年代的人文瓶颈里，汉语思想在紧张地寻找着出路。越过那些喧闹的政治黄昏，加缪的星光照亮了我的迷惘……我突然意识到，基于我与话语之石的秘密契约，也基于汉语的这种严重溃退，我成了无数西西弗中的一个。”

　　朱大可书语

　　一本书和一个柔软的枕头，它们的组合把我引向了睡眠。

　　开启一项有意义的实验

　　朱大可目前致力于一家文化网站的建设与试验，这个网站便是中文互联网上享有盛誉的文化先锋网。

　　2003年底，文化先锋网被《南风窗》评为“虚拟组织奖”。该杂志的评价是———“文化先锋网以独立文化立场和先锋话语策略，在众多的中文网站中独树一帜，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和话语的风暴，其影响力在 2003年达到了高潮。”

　　2003年 2月，文化先锋网在国内网站中最早披露 SARS疫情，相关报道不仅丰富、准确，而且彰显了强烈的人性关怀。文化先锋网还连续报道了伊拉克战争、孙志刚事件，并以犀利、深刻的独立评论，以民间的力量推动宪政和思想文化运动。

　　藉由文化先锋网，“我和我的同事们就此开启了一项有意义的实验，那就是在中国语境中寻求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