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本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然而千百年来，种种艺术珍品不是秘藏于帝王豪绅的深宫内院，便是深锁在富商巨贾的保险箱中。解放后大批艺术财富回到了人民手中。但是由于藏品分散，展览不易，广大观众仍难以比较全面而深入地欣赏我国积累了几千年的艺术宝藏。每当人们看到国外出版的名画选编、法书汇刻之类，不免深有感慨：我们自己不是有许多国宝吗？怎样能够使人民群众比较容易得到深入观赏的机会呢？现在，以图版为主的《书法丛刊》出版了，根据它的内容和计划来看，它无疑将在满足人们对书法的审美要求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翻开《丛刊》第一辑的第一个图版，晋代王<SPS=0839>的《伯远帖》赫然在目。在我们欣赏它那风神超逸的书法形象的同时，不禁在心头翻起热浪，深深地怀念离开我们已经五年的周总理。广大文物图博工作者都知道，王<SPS=0839>《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在解放前已经抵押在香港一家外国银行中，到一九五一年底就要期满典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及时发出指示，一定要将它们赎回来，于是这两宗国宝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伯远帖》的逼真图版，想到那珍贵的原作如今安藏在故宫，受到专家们的精心保护，我们怎能不感激周总理为维护祖国利益而付出的心血！
传为唐代虞世南所临的《兰亭序帖》和欧阳询所书的《张翰思鲈帖》，也是名震中外的法书重宝。前者虽然不见得是虞书真迹(经启功先生考证，大体上确定为《帖》的唐摹本)，但对照传世《禊帖》的各种摹本、临本来看，可以发现此帖自有一种虞书的韵味；再则真正的《禊帖》唐摹本现在也已如凤毛麟角，所以这一本能够保存下来，的确难能可贵。我们把此帖同它的多种翻刻本对比一下，又可发现它犹如沧海游鲸，虽然难窥完形，却觉生气盎然，这在任何一种翻刻本中都是感受不到的。《张翰思鲈帖》是欧书真迹，光就这一点来说，它的文物价值已经非同小可；而从艺术角度来看，它在行书的发展中也呈现了一种新的面貌。该帖瘦金体跋语中说它“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此话不一定说明智永的行书不及欧阳询，而应该理解为此帖从笔法到结体已经全面突破了从二王到智永一脉相承的行书规范。这主要因为欧阳询在大力发展隋碑的基础上，是体现了北碑南帖合流的一个创新者，他的楷书如《醴泉铭》、《化度寺碑》等表现这一点至为明显；而作为行书杰作的《思鲈帖》同样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所以它的字势有纵有横，配搭巧妙；结体谨严而俊逸，恰当运用了夸张和变形；笔法则是刚柔相济而一归于韧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帖书法形象的特征非常明显，容易被学书者所发现和掌握，因此它在后世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
《丛刊》第一辑所收五代至清的法书精品共二十九种，显示了书法发展生生不息的动人景象。如所选苏、米二家之作是公认的精品，光从这几页图版中，读者也可以具体感受到宋代的书法相对于前代来说是有所发展的。又如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等都在学习北碑方面下过功夫，所以能一变元明以来以赵孟<SPS=0937>、董其昌为代表的秀美书风，而创造雄奇坚实的形象。但我们在欣赏邓石如的《楷书对联》和赵之谦的《楷书心成颂》两幅图版时，尽管一望而知其出于北碑，却不能确指它们究竟出于哪些北碑。这就因为他们对北碑书法是既有学习又有创新的。邓书较多铸入隶书的笔意，赵书则较多吸取楷书的风韵，所以他们在共同发扬北碑雄强风格的同时，又分别具有朴茂和曼妙的特点。清代优秀书法家学碑成风，然而决不是北碑书法在后代的简单重现。
我国书法艺术之所以会在历史上持续发展，当然原因很多；其中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由于书法同作者个性的紧密联系而天然具有“百花齐放”的性质，这就在客观上符合于艺术发展规律。书法艺术的百花齐放，既表现为把篆隶正草各种书体用于创作，也表现为一种书体在运用上的复杂变化。由于《丛刊》第一辑收了不少草书之作，不妨就以草书为例。众所周知，草书法度森严，往往点划字形稍有出入便成错字。但优秀书法家却很乐于在这个法度森严的书体上一显身手，他们善于利用笔法、墨法、结体、布局上的微妙变化来创造千姿百态的书法形象，使森严的法度和活泼的创造之间呈现相反相成的辩证联系。《丛刊》第一辑收了九个草书图版，便表现了九种不同的书艺风貌。其中比较突出的如五代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写的是一种按摩方法，也许是作者写下来给自己看的吧，所以深得“无人之态”，而自然流露出作者的个性与功力。它的书法形象笔墨苍秀，结体布局欲放还敛，使人联想到一个老而不衰的武术大师，他白发苍苍而手脚轻健，身怀绝技而温良平易。过去看国外翻印的这一名帖，常苦于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这一次《丛刊》把它印得相当清晰，令人可喜。明代张骏的《杜诗贫交行》和张弼的《唐诗七律》都是狂草佳作，而面貌全然不同。这固然因为他们在书法师承上各有渊源(前者主要得力于怀素，后者比较接近于张旭)，但更为直接可见的却是用笔的不同。张骏笔势峻险，提按轻重对比度较大，因此节奏感强而锋芒毕露；张弼笔法沉稳，通达合度，时于熟中见巧。当然他们两人的结体布局也各有特点，但主要还是在运笔上表现不同的艺术个性。反之，明代王宠的《草书五律》和清代傅山的《草书七绝》虽然运笔落墨上也有差别，但明显不同的特征却主要见之于结体。前者疏淡方俊，后者茂密圆健，彼此风韵不同而皆耐人寻味。
据闻沈阳老书法家沈延毅先生因观六龄幼孩当众挥毫而赋诗一首，中有“我欲因之歌祖国”之句。笔者在观赏《书法丛刊》时也产生了同样的心情，因此就拿这一句来作这篇小文的标题。
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
(《书法丛刊》(第一辑)，故宫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2.50元〔胶版纸本〕，1.50元〔凸版纸本〕)<IMG=CA81A03601>
金开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