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确认，我们现在所评论的对象，自有某种奇妙、灵智的东西在拨弄他心爱的琴弦。他十八岁青春年少时就有诗作问世，并同缪斯结下生死之缘，却直到年过花甲才编成出版了处女集。他在浩淼诗海里潜泳，却不象某些歌者卷入道德神学式的狂热，把诗变成教义的号筒，被摄去心魂，而转向内心反思式的智慧与才情，于貌似疏淡中缜密地把握历史的脉动，以纯化人们灵魂作为诗美的执著追求。他在暴风雨摧残过的黑土的胸膛上，看到山脊山谷窜出片片嫩绿，便想到“新苗发起了对死亡的进击”。他步入幽深的密林，走进那个种种丑恶在其间悄然发酵的天地，看到延伸着的金丝网里有活泼的生命，便相信即使在暗处也会有“纯洁和光明放声大笑”。他似乎与生俱来对生活原本丰盈却又千篇一律怀有忧虑，终于从那棵变成赤红的枯松上看到了“跃动的魂灵”。他的深情独钟于一枝矜持的白芙蓉，不仅是她送来淡淡的清香，更因为她有着不与傲慢华贵的紫薇为伍的风范。他不愿意为事物抹上人工的脂粉，而企盼笔端的烟云“每一朵都是自然本性的爆发”。他自然因金银花的同种异色而唤起人世忧患，但深知沿着多元取向发展，世界会“拥有灿烂的落英”……
这就是屠岸的诗。这就是作为诗人、翻译家、出版家的他奉献给读者的第一部新诗集——《屠岸十四行诗》。在现代格律诗处于冷落的时辰，屠岸对严格的十四行体——“Sonnet”一直倾注着热忱。他似乎要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对于这一“引进”的舶来品，在“诗韵把大陆和岛屿联结起来”的当代，照样可以象涓涓小溪那样流动情韵；也证明一种严谨精致的诗歌形式尽管“束缚思想”，然而在限制中仍可显出身手，法则也会给人以创造的自由。这样，屠岸好象一位聪明能干的长者，在引领诗歌爱好者们在“十四行”艺域里漫游时，用细腻柔巧的绳墨，使当代读者在顷刻之间回到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西洋古典风韵。不过，我们的这位老诗人并不拘泥于板眼古拙的诗体，相反，他从不拒绝当代目光，更注重赋予这种诗式以东方人的智慧，寻求隽永灵境的呈现。在西方诗歌史“古典”与“浪漫”、“格律化”与“自由化”此长彼消的交替变奏中，数百年间的大诗人都以Sonnet作为自己的诗美选择之一，本世纪以来也继续流行于西方诗坛。这种诗体二十年代初在中国出现，从郑伯奇、闻一多、朱湘、冯乃超到李金发、冯至、曹葆华、卞之琳等，都曾运用过十四行体而不乏佳作。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于“民族化”的偏执，乃至艺术形式也得理知地被安排在中国传统旧诗和民间歌谣为基础的框架里，舶来的Sonnet自然处于被排斥的位置而几近绝迹。在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多元取向已成文学新潮的当今，十四行诗又得以复兴，屠岸不仅取法于兹，而且有点一发而不可收了。
是屠岸着了魔么？不是。依私见看，是某种艺术规律在他身上起作用。我们总是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在另一层意义上，形式对内容、以至对作家和诗人也会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产生于诗人与形式之间，有时亦可称作双向运动：诗人选择着形式；形式也选诗人。一方面，诚如屠岸所说，“十四行诗这类诗歌形式有其不可代替的某种功能。它必须把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及其发展变化纳入这种严谨的格式中来加以表现，这就向作者提出了作品必须新疆凝练、精致、思想浓缩和语言俭省的要求”(《十四行诗形式札记》)。诗人选择它作为艺术取向，是对于如何在格律规范内包孕丰沛的诗美的一种探索。另一方面，屠岸生性沉稳，体物入微，逸兴遄飞而属辞清芬，对中国古典诗词和英诗格律体韵有造诣(十四行诗的四个诗节和中国律诗的四联，在讲究“起、承、转、合”方面恰恰相通)，又长于技巧的切磋和节律的探究。这种形式自然也适宜于这位诗人作切实的发挥。
不消说，任何一种移植如果仅仅是编笆造模，只能意味诗美的扼杀。既尊重形式的规范又超越必然的限制，使屠岸在十四行诗的新创作中，不被声音图形的法则干扰自己的热情，而是歌与思投入了东方人的“智慧节奏”。节奏的本质并不在自然周期性，而在于诗情演进所具有的本体机能性。屠岸的诗创造，显然力图挣脱周期性节奏的困扰，把发自内心的节奏性律动作为动态模式去把握。诗人深知，审美形式只有引起理解力和想象力自由活动时才是美的。于是，我们不难看到屠岸用中国读者可以共感的“智慧节奏”，在以下若干方位上自由流韵而使Sonnet发生变奏。
其一，浓缩型的灵智。屠岸把诗熔铸于社会人生的大洪炉里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但通往这个目标却选择了浓缩型灵智的幽径。他的十四行诗，不事“重大题材”的表述，也不取宣叙故事的方式，而往往寻觅一角的“盆景”和大千世界共同呼吸。这种“盆景”，并非人为地驱使景象嵌接理念，更多的是溶入的思维积淀。传统的十四行诗常见展开宣叙——驰骋激情——点题升华的普遍模式，屠岸则在整体性观照之下，谋求一个缩龙成寸的情感空间，由银蕾一点而走绿飞红。他颂扬“逆境里求生的性格”，是向手册里夹的那张小小扇形银杏叶投落意蕴之雨——它生长在钢铁噪音的洪流里，朝夕呼吸浓重的阴影和梦魇，滤过滴滴污水酿造自己的色彩，于是诗人断言：“经冰河淬过的浓绿将永不褪色”。(《银杏叶》)他赞美飞动的宇宙和旋转的世界，是以转瞬之间“艳阳天退到繁星夜”的时差感觉为中介，把客体形象拢集于心，化作凝聚的意象群落和充满动感的画面境界(《写于安科雷季机场》)。他抒唱劳动的疲惫和内心的欢愉，则集中于一个生趣盎然的梦境，庄稼和花木一一变幻为精灵，从视觉形象到心理感受俱活俱幽，勃发了自然内里奥如蔼如的生机(《童话》)。屠岸的十四行诗并不分心于局部和用志于铺排，往往意境独出而凝作团块。这种浓缩型的灵智，使他的不少作品获得了把复杂、丰富变为单纯、整一的总体效果。
其二，顿悟型的神思。古今诗人之心，常似明镜一般，以其生命的律动和呈现，同自然、社会、人生对话。如果说，西方一些十四行诗人思欲灵魂与天地冥合，是试用战颤的手指去弹扣深渊之门，不无企图征服与解剖的诡异之气。屠岸则以东方式的深沉内向与质朴和易，在顿悟式的神思中内含宁静的微笑。他的不少诗是一种瞬间的顿悟。大凡“顿悟”有三个条件：审美经验的积储；解脱自我的愿望；对于重重矛盾在“斩不断，理还乱”的状态下突然找到了通道。以《文豹》为例，面对孔丘墓前甬道上站立的石人翁仲和石兽文豹，诗人良久沉思其司芬克斯之谜，终于，心中储存的表象被忠实温顺、耳听八方的石兽激活起来：这难道仅仅是块守坟的石头？不，它“具有恒久的体温”，“永远迎送着秋月和春花”。它所独立支持的“流动的形态”，是向世界展示善意的笑容。诗人突然获取了一种超越时空的目光，认定石兽腋下的火焰和石匠手下的火星，会“撒向遥远的未来”。这一瞬间变得如此辉煌和令人欣喜。它是诗人在向审美对象也向意识深层的“突进”中，审美情趣、内心感兴与哲理体验相遇而产生的共鸣。这自然是一种静中悟动、动静相和相生的东方式体验。
其三，猎微穷精型的笔墨。传统的十四行诗有两座并列的高峰：意大利的彼特拉克和英国的莎士比亚。前者所创的“意体”，其呈示方式，往往是前八句说某件事情、问一个问题或表示一种紧张情绪，后六句则解决、回答这个问题或缓和这种情绪；后者所创的“英体”，前十二行往往以翻来覆去、交错穿插、富于戏剧素质的笔墨，传送波澜起伏的思绪、激情与想象，末两行则概括诗意、点明主题，偶句也常常成为全诗的警句。中国诗人试验十四行，自然会遇到和外国诗人相通的表现对象(例如时间与艺术、爱情与友谊、生长与凋谢、名誉与幸运、欢欣与灾难等等人生感慨和世态炎凉)，但“以心观物”的方式和笔墨运动本身，毕竟因文化心理和艺术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我看来，创作十四行诗，自然先得拨去其地域(国别)性的惰性层，规抚西诗，发掘和把握其内里的恒常性因素，即“打进去”；但又必须“打出来”，即要从那种与恒常性因素纠结一起的旧程式中遁逸跳离，运用与新生活的意蕴相契合而又具有民族特色的笔墨形式。可以看出，屠岸的确“文如其人”，这位在中国古典诗歌纯厚华滋境象中浸泡成长的吟者，十分重视笔墨服从于意象的民族艺术法则，如同“积墨”一般，擅长清隽儒雅地一行行勾画，一层层转换，把“猎微穷至精”的意象转化为视觉背后的心念和想象，直至诗美饱满为止。在《密云》中，从那太阳撕裂云幂之浓到光雾里层峦如烟之淡，从那湖湾随意抛出几颗碧螺之玲珑到烽火台雄踞于山顶之凝重，这浓浓淡淡、不知深几许的墨色，给人以细腻动人的具象感和丰富感；那些“跃入碧波”而“仰看天上的密云聚拢来散开去”的微妙点划，那种不竭的醴泉“把甜美送到每一个北京人心上”的轻灵牵引，记录着诗人和自然、和人细切又情长的交谈。屠岸无疑是“惨淡经营”的诗人。但他对描头画角的匠气有所规避，而欲求一意一象、一隐一显、一明一暗的“智慧节奏”，都有心灵的流光在徘徊。这是倘若不把自己的生命力投进去并至精至尽地倾注于纸上所万难达到的。他的那首《黄刺玫》，写“每一朵都是金子”一般的刺玫花，“把热情和天真掷向人们的忧郁”，然而“没有人向它微笑致意”。它寂无人晓的开放，是人间缺憾的一种表征。诗人在传达这种人生感慨时，并不借助某种机械性的办法制造肌理，而是积“象”和积“意”、积“物”与积“情”同时运行，如同下毛毛雨一般，通过心理的渗透既形似又传神。“花心含朝露，不是泪；是盛酒的笑靥”，那实在是一种“泪”“酒”横淌；接着又写它如同一团团火焰燃烧，不灼手而只给人温煦，那是既属于物象又属于感觉的静寂中的弦管交响；诗人并不对这一切作概括或升华，当黄刺玫凋零坠地，但见只有一只蜜蜂飞绕她的芳魂，而“我”也“怕踏落花瓣，独自在小径踟蹰”。无限怅惘又给人一种心灵的补偿，从清楚到模糊到抽象到芳魂萦绕，充实和空灵盈于心中。诗人是在一笔一划、呕心沥血地创作活的诗。
《屠岸十四行诗》的问世，标志着又一位中国十四行诗人的成熟。成熟的标志不在尽善尽美，而在于诗人表现出冷静求实和不断寻找的艺术自觉，把生命的原则与创造的原则相结合，全身心地扑到诗的境界中去，贡献出圆重凝浑的艺术品。探寻的过程总是美丽而又艰苦的。譬如说，对于屠岸这样审美经验甚丰的诗人，他能否在力求严谨精致的同时更多地闪射出诗意之光和创造玲珑活泼的变体？他能否让自己的情感意识更多地在现代民族心理河床上流动？他能否更注意追求与当代人看世界看人生的心相接近？他能否为那些小小的感情画面提供更宏大更深邃的文化历史背景？他能否在诗美的高层建筑中更增添一些哲理和人生彻悟的层面？这些或许是多余的祈望，因为屠岸已向世人宣告：“我感到整个世界永远在追寻”(《飞越多佛尔海峡》)。那么，同样可以深信，屠岸创作的青春不在过去，而在未来的继续追寻之中。
(《屠岸十四行诗》，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1.15元)
杨匡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