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读书人的前程要由考试来决定的时代起，它就对古往今来读书人的生活道路、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以及审美情趣、感情基调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好比今天的高考使青年人感到压抑却也增添了他们的勤奋，使高中生更加努力学习课本却减少了对广阔丰富的生活探究的兴味一样，古代的科举也同样使读书人必须围绕着科举这一中心设计自己的生活道路；在科举中投入自己的心血，为科举的成败喜怒哀乐。撇开它对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上造成的禁锢不谈，就是它的考试内容，也导致了中国文人举子们轻视自然科学而以死背硬记式地读经、胶柱鼓瑟式地作诗文、纸上谈兵式地议论政事为务的风气，更不必说它的考试结果往往决定了文人一生的荣辱贵贱、幸与不幸，决定了他们一生的感情基调了。正如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序言中所说：
“科举制度产生于七世纪初，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的头几年，足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象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第3页)
因此，要研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古代以知识分子为创作主体的文人文学，科举制度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切入角度。
一
过去并不是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切入来研究文学，即如作者所说，“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第403页)，从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明人杨慎《升庵诗话》、王世贞《艺苑<SPS=0321>言》到现代的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论著，都曾谈及过科举与唐代文学的关系。问题是这些论著似乎都有一种共同的偏向，即把文化现象对于文学那种有迹无形的影响简化为一种有迹有形的“推力”，就好比要把宇宙间的无形引力场换成若干条互相牵引的缆绳似的，好象不如此便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影响力的存在，于是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便被具体化、直接化，人们总是期望在史料中找出那么几条足以“证明”这种影响存在的过硬材料来，而这种过硬材料一旦不足或互相歧异的时候，便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或者干脆各执一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即是如此，说推动了唐代文学繁盛的人道，科举以诗赋取人，因而鼓励了人们从事文学创作，并举出某本《唐诗选》中作者半是进士，此外又有不少人应过进士科试为例；说科举没有推动唐代文学繁盛的人道，进士试诗赋在开元天宝，此前唐代文学已十分繁荣，因此唐代科举与文学繁盛无关，又举出应试诗赋中没有几首佳作为例。这样，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便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直接的关系，好象蒸气机活塞与活塞杆，前者动一下，后者也动一下，或者好象足球场上的“贴身紧逼”，如影随身似地你随我我跟你，本来十分复杂的关系居然被三下五除二地简化到如此简单的地步了。
这种简单的研究方法的背后，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长期存在的一种机械决定论与古已有之的所谓“无徵不信”论在作祟。经济、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决不是一种呆板的因果关系，史料是重要的，但古人的历史记载并不是为今人研究事先预备好只等你去挑挑拣拣按图索骥的。我以为，一种文化现象(包括具体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文化政策)对于文学的影响，并不在它直接地使文学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在于它使社会生活形成了什么样的风貌，而这种社会风貌又在人们的四周构筑了一种什么样的氛围，这种文化氛围又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心理、观念，使他们的审美趣味、情感特征、价值标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了文学的变化。也许这听起来很玄，但恰恰是这种影响才是最深刻、最普遍的。我想，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也正是如此，而作者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化了那么大的精力，不厌其烦地对唐代科举制度的每个细节进行描述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把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淘通起来，来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具体环境中进行的……”(第7页)
因此，在《唐代科举与文学》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唐代文人在秋冬之际参加了乡饮酒礼后，踏上了赴京考试的道路，经过千里跋涉，“出现在长安的街巷和里坊”(第72页)，也看到了他们投送家状，交纳文解之外，参谒四方馆舍人当直者，元日晋见皇上，拜孔子像(第四章《举子到京后活动概说》)，看到了他们钻头觅缝地拜谒公卿、名流，投献行卷(第十章《进士行卷与纳卷》)，看到了他们在三场生死搏斗式的考试之后，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看榜，也看到了中榜者欣喜若狂、得意洋洋地拜谢座主、参谒宰相、参加曲江宴会、慈恩塔题名和杏园探花，而落榜者垂头丧气、悲恸欲绝地去“打<SPS=0618><SPS=0622>”，吃由亲友们提供的酒肉，借酒浇愁，最后灰溜溜地离开长安，同时也看到了科举中请托贿赂，结党舞弊，恃势怙霸，滥打秋丰等种种场面(参见第十一章《进士放榜与宴集》、第十二章《举子情状与科场风习》、第十五章《进士试与社会风气》等)……从中，我们扪摸到了唐代文人的情感脉搏，理解了通常难以理解的唐代文人的心态，也明白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式的狂喜(孟郊《登科后》)、“丹桂攀来十七春，如今始见茜袍新”式的悲喜交集(徐夤《赠垂光同年》)、“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式的灰暗(钱起《下第题长安客舍》)、“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式的急切与卑微(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进而也感受到了这些欣喜、悲怨、愤怒、失望在他们心灵中的积淀与在他们文学创作中的表现。所以，这部书在直接论述科举与文学方面虽然只占了一章，但实际上却处处涉及了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因为我们通过这种“让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站起来、活起来”式的全景立体描述，“走进了那个时代，迎面所接触的是那个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第2页)，从而感受到了唐代文人所生存的时代气氛，体会到了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所特有的情感与心理。
二
这种以全景式的描述来呈露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文化氛围的方式对研究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研究者除了“需要从文学，历史、哲学等等的著作中以及遗存的文物群体中作广泛而细心的考察”之外(第2页)，还要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与宏观把握能力，具有生动传神的文笔。借用清代桐城派的话来说，就是考据、义理、辞章三者缺一不可。
傅璇琼先生在资料鉴别考订上的功夫是不必在这里多说了的，记得一九八一年《唐代诗人丛考》刚刚出版，我们一群大学中文系学生在捧读之后，无不啧啧赞叹作者的考据水平，一九八五年《李德裕年谱》问世，我们几个搞唐代文学也颇有些考据癖的朋友又对作者爬梳史料、钩玄辨证的功夫大加称赞，这本《唐代科举与文学》尽管采用的是描述的方式，但从第一章《材料叙说，唐登科记考索》及以后各章所引征辨考的丰富资料中，也可以看到作者的广博与严谨。我倒觉得，在人们普遍赞誉傅璇琮先生的考据功夫的同时，却忽略了作者在这种考据工作之前的理论意识与之后的文章组织技巧。
考据无疑是学术研究中必要的手段，无论赞美者说它实事求是、步步落实、不尚虚谈、言而有征也罢，贬斥者说它<SPS=1896><SPS=1894>碎细、鼠目寸光、繁琐杂乱也罢，它只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挑剔指责或赞美称颂的，关键在于人究竟考证什么，在选择什么课题来考证的背后，隐藏着研究者的理论意识，它实际上包含着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信息把握、对研究对象意义的透彻理解、对切入研究对象的最佳角度的判断等等。为什么有的人东考西考，鼹鼠掘洞式的，最终却引不起反响？为什么有的人东考西考，却每一考都能令人耳目一新，有茅塞洞开之感？关键就在于前者缺乏理论意识，没有开阔的眼光，后者却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对研究对象的意义与价值洞若观火。王国维一生以考据功夫为人倾倒，但他考订宋元戏曲，考订甲骨文与商史，考订西北地理，每一考都考出名堂来，开一代风气，又有谁敢说他是<SPS=1896><SPS=1894>之学！傅璇琮先生读书多，兴趣广泛，据一些与他共事的朋友介绍，他不仅读理论著作，还常常浏览当代各种小说、诗歌，不仅读文学作品，还广泛翻阅各种哲学、宗教、历史理论著作，这无疑对于他的研究视野起了相当大的开拓作用，从《唐代诗人丛考》重点解决中唐前期诗人群体的历史线索、《李德裕年谱》重点考察中唐后期的文学活动时间顺序问题，到《唐代科举与文学》侧重描述唐代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可以看出研究者的脑子里有一个以唐代文学为中心的宏大框架，而对于这个框架中的种种问题的轻重缓急，也有着自己的深思熟虑，正因为如此，他的这几部著作才都在国内外引起了重视。
毋庸讳言，傅璇琮先生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侧重点依然在于外部条件——如社会制度、历史事件、文化气氛——对文学的影响方面，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学批评”方面，似乎傅先生比较推重丹纳的艺术理论，序言中所谓“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和沟通”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试图通过钩勒社会的文化风貌即丹纳所说的“环境”，通过“环境”的描述来呈现文人心态，通过文人普遍的心态来理解文学。在当代西方各种各样文学理论蜂拥而至的今天，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种方法“陈旧”了一些，它更多地是从外在因素——包括过去一直强调甚至强调过头了的政治、经济因素一来解释文学，而不是诸如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语言学等强调的从文学作品本文的结构、形式、语言来解释文学，也不是象接受美学、阐释学等强调的从读者反应来解释文学，也不是象精神分析学所注意的是作品的象征意义，因此，对文学的理解似乎有些“隔”。就我个人而言，我也觉得文学研究时下最为重要的，乃是建立起“文学就是文学”这样的观念，认真地研究文学的语言、形式，但这种社会学的批评方式毕竟是一种有效的批评方式，只要文学作品仍然是从社会土壤中产生的而不是从真空中产生的，文学与社会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无法漠视，社会学的批评就依然是扪摸文学脉搏的途径，只要社会学式的批评摆脱了过去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既武断、又机械简单的模式，它就依然有生命力。《唐代科举与文学》改变了过去那种简单化地“以下个积极或消极的结论为满足”的作法，避免了机械地把文化与文学视为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弊病，把已经消逝了的时代的那种特有的社会风貌、时代精神——即丹纳《艺术哲学》中所谓的“精神气候”——在各种史料的爬梳、整理、考订、排纂基础上重新呈现出来，让文学研究者们能够身历其境地去体验、去揣摩古代文学家的心灵，这难道不也是很必须的吗？因此，我倒觉得，改变过去那种机械呆板，却窃据了“社会学批评”头衔的批评方式而代之以全景式立体式的钩勒、描述方式，也许倒是《唐代科举与文学》的最大成功之处，尽管作者自己并没有拈出这一点来大作文章。
三
《唐代科举与文学》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它的描述方式。
通常，这种既要考证材料又要论述问题的著作是不太容易写的，要么写来繁琐细碎，干瘪枯燥，要么写来空洞无物，水分充溢，偏重于搞考证的人觉得只要把材料往稿纸上一堆便万事大吉，多置一辞即是废话；偏重于搞论述的人则认为必须抽象出几条高度概括，笼罩一切的结论才好，否则就缺乏“深度”，然而，这样的论著常常很难让人对你的研究对象有立体的了解和准确的感受。文化研究中有很多弊病，其中之一就是把古人当木乃伊，把丰富多采的古代社会生活当成古书上的几条史料，把沙盘上的模拟当成古代战争的实况，把今天的几条原则强加在古人身上当他们的行为规范，尤其是古代文学的论著，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写来了无生趣，枯燥呆滞。即使从辞章的角度来说，也让人感到乏味，更无法使读者对古代的文化现象或文学现象有切身的体验和深刻的感受。而本书则摒弃了单纯史料考据或理论阐述的方式，采取了描述的方式，常常以生动传神的笔调写出唐代文人在科举前后的外在风貌和内在心理，例如第四章《举子到京后活动概说》写出现在长安街头的举子(第72页)，写夜试之苦(第99页)，第九章《知贡举》写知贡举的官员营私舞弊和举子对知举者的谄媚(第238页)，第十一章《进士放榜与宴集》、十二章《举子情状与科场风习》写科举考试结束后围绕着中与不中人们的各种情态，时而正面描绘，时而引诗参证，时而以笔记小说中的趣事插入，在坚实的材料考订基础上，尽可能地采用这种形象化的描述手段，钩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再现唐代科举的全过程，让人闭眼一想，就能在脑海中出现一千多年前的场景，感受到科场的气氛，体会到文人举子们的心理。这样的方式能不能为更多的研究者所采用和接受，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书是写给人看的，只有把书写得更生动、更传神，才能“让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站起来，活起来，使我们仿佛走进了那个时代”(第2页)，也只有这样的描述方式，才能把史料、观点融为一体，“使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时代情绪的真谛。”(第3页)
傅璇琮先生在序言的末尾带着诗人般的激情回忆了他在敦煌参观时的感受。
“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入沉思之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道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碛，灼热的阳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睁不开来。但就在一大片沙砾中间，竞生长着一株株直径仅有几厘米的小草，……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奇迹，同时也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吧。……我们又在暮色苍茫中登上鸣沙山，俯瞰月牙泉，似乎历史的情景与现实融合为一。”这是在任何史料中也得不到的身历其境的感受，只有获得了这种感受，今人与古人才能有真正的交流与理解。研究者为了扪摸研究对象的心灵而需要这种感受，读研究论著的人也需要通过你的研究成果赢得这种感受，既然如此，我们的学术专著为什么就不能写得生动传神，而偏偏要板着面孔，干巴巴地把玩那些自认为庄严或高深的概念和史料呢？当然，研究专著并不是小说，但它们同样能向读者钩勒一个社会的风貌、一个时代的精神，正象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让读者透过作者的形象描述，理解到曾经是活生生地站立着的古人的心灵和构筑了这些心灵的时代。
一九八七年九月九日
(《唐代科举与文学》，傅璇琮著，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一版，〔精〕4.05元)
葛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