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一九一六——一九六二年)是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他早年求学于人称进步党思想摇篮的威斯康星大学，广泛涉猎社会与政治理论，兼修史学和人类学，二十五岁即获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初他因《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成名，从马里兰大学转至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同时受聘于哥大应用研究所，专攻科层组织与权力结构。相继发表的著作有《品格与社会结构》、《权力精英》、《社会学想象》等。一九六二年他在编撰历史文献《马克思主义者》时病逝纽约，年仅四十六岁。
米尔斯生前在美国的声望稍有折扣：一则因他思想激进，声援过古巴革命和新左派学生运动；二来由于他在理论上秉承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该学派旅美期间曾以哥大社会学系为基地，培植了欧式左倾学风)，率先冲破保守舆论，开启了政治权力社会学和新阶级研究的风尚。由此产生的反应既有振奋和欢呼，亦不乏贬斥或疑惧。
这位有争议又象流星般倏忽陨落的学者，却得到英国及欧洲学术界的庄重推荐。牛津大学出版社抢先包揽了米尔斯主要作品的版权，不断以多种文本再版重印，并称作者是“当代美国文明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极善于揭示美国社会冲突的本质”。盛誉之下，美国人对这位已故的“新左派思想先驱”也不免刮目相看。于是他生前鲜为人知的文论被重新编订成书(如《社会学与实用主义》、《权力、政治与人民》)，他同人合编的《韦伯社会学文集》也被追认为权威译本——如今的美国校园里，大凡攻读社会学和美国学的研究生，恐怕都不敢怠慢了米尔斯龛前的那炷香火。
米尔斯的身后荣耀还透露出一些历史信息。众所周知，美国自诞生起便是世上最少等级观念和因袭特权的国度，而美国学者因天生缺乏固定阶级意识及相应的思想深刻性，更饱受了欧洲人的揶揄和教训。但任凭旁人如何教，这些民族熔炉和思想搅拌器里炮制过的孺子仍然习惯于改动旧大陆一应的社会界限和阶级区划，变森严对立为松散含混，以开放流动代替封闭切割。诸如杰弗逊的自由农夫和天然贵族思想，特纳关于移民同化和边疆安全阀门的解释，萨姆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凡勃伦所谓有闲阶级与“工程师苏维埃”——多曾被当成是野狐参禅或海外奇谭。待二次大战烟尘落定，废墟堆上的欧洲学究才收拢诲人之心，开始关注并裁判起美国后生的种种理论杂交试验。在此背景下当选的米尔斯恰似一块翻转的记分牌，不仅标明了美国社会学地位的上升，还暗示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与阶级研究新动向，即从传统的两极分化和冲突模式过渡到中间阶层职业分析以及对官僚机构和新阶级的预测。
白领：新中产阶级崛起
米尔斯依据欧美战后社会结构显著变动推出的第一本轰动性著作就是《白领》(一九五一)。该书宣告，一个新生的中产阶级已经悄无声息地降临世界。它人数倍增，职能广泛，正无所不在地充盈着所有现代机构：大公司、政府部门、军队、学校、文化传播、商业交通和各类服务行业。据统计，一九四○年美国各种专业雇员总数为一千二百五十万，其中增长最快的四种类别是经理、推销员、技术专家和办公人员。他们的共通点是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白领”(White Collar)乃其突出象征。
米尔斯认为“白领”是一崭新而特殊的社会学类型：他无固定私产，亦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支配权，难以资产者论。他靠知识谋生，领取较稳定的年俸月薪(salary)，与着蓝领工装并按周日支取工钱(wage)的体力劳动者相比，自然又高出一个社会等级。从上俯瞰，白领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从下仰望，他们毕竟是普通劳动者艳羡追求的成功楷模。随着战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职业科层组织膨胀，白领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力日趋突出，将逐步引导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变革，改造社会的整体结构。
米尔斯将白领定义为“新中产阶级”，意在区别于传统中产概念及有关激进阶级理论，为自己的判断确立文化、历史和心理的前提。
美国历史上所谓中产阶级原是泛指占人口多数的小农场主和小商人。他们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演变为经营加工、地产、运销和金融的“乡镇企业家”(rural entrepreneurs)，其政治影响和组织规模在平民党和进步改革时期达到顶峰，以致当时的社会结构“象是由中产个人堆积而成的大沙堆”。但是照米尔斯看来，传统中产道路已被垄断资本的发展堵死，自由农夫和小企业主的世界也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一去不返。衔尾而来的却并非绝对的分化——罗斯福新政居间调停，兜转危机，聚合起一个广泛的中层联盟。战后白领迅速崛起，逐渐顶替了老中产阶级遗下的地位空缺。但作为现代条件下再生的中产阶级，白领的社会成因和文化含义已超出以往不同观念的限定，只能以多元方法对其阶级特征进行“交叉论证”(cross-classifi-eation)——他的解释纵横捭阖，倒也自成一说。
首先他依据马克思的异化思想，着重指出白领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关系：它是人类历史上彻底脱离自然生存条件并猛烈地加以现代改造的人群。他们置身都市，囿于文牍与技术工作，生活机械单调，经历着人格与劳动的双重异化，实乃现代人不情愿而又缺少思想准备的先驱。就其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而言，白领并不低于传统中产标准，甚至在物质享受上大大优先。失去的却是一向赖以自豪的私人资产，独立地位，以及根深蒂固的自由与安全感。他们沦为附庸，受外力操纵，谨小慎微，痛感精神上的无根无援。从卡夫卡笔下变形为甲虫的小职员开始，直到阿瑟·米勒剧本中无法适应世态的老推销员之死，白领作为资本主义高度异化的典型产物，理应也势必得到现代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单列检验。
其次，从职业结构的角度观察，白领广泛而密集地占领了大型官僚机构的绝大多数部门，越来越具有韦伯所强调的由其人数和专业技能合成的“不可缺少性”(马克思曾论证过工人阶级的不可缺少性及其组织优势)。米尔斯对白领职业特性的重视部分来自韦伯，即认为在“高资本主义”阶段，现代官僚体制及其正规化理性管理将取代市场调节功能和阶级争夺关系，形成高度权威之下由行政机器维持的合法统治秩序(见韦伯《社会与经济组织原理》)。在此局势下，私有财产便不再作为决定阶级地位的唯一因素，而将同职业、技能、权力和科层分布交相影响。既然历史演变已使多数人由有产转为无产，并进入新型雇佣职业结构，米尔斯以为新阶级的划分也应注重“无资产者的内部区别与职能差异”。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白领已初具阶级轮廓，即居于社会运转的控制部门，行使管理职能，在联接与协调上下层关系方面是无可替代的中介力量。尽管地位暖昧，性格分裂，他们仍在默默无闻中建立自己的职业优势，发展起“小马基雅维里”式的权力观。
至于白领的政治倾向，米尔斯觉得他们处于复杂的职业分割下，较难获得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团结感。文化断根造就了这批无信仰、无历史的非英雄。私有财产与地位的脱节又促进了他们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虚假意识”。与以往阶级不同，新中产白领以没有统一方向和“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自成一类。他们从旧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模式中游离出来，被抛入新的存在形式，却找不到思想归宿，只能将就地“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韦伯语)——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以此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犹如徘徊于美梦与梦魇之间的梦游人。他们入世过晚，不能象工会那样拥有强大组织并自觉行动。同时又因面目过新，潜力莫测，尚未进入历史招标阶段。似乎命中注定，这个最先进入现代社会的阶级还得浑浑噩噩地当一阵“政治后卫”。
权力精英与现代权力机构
米尔斯不仅是位富于想象的实用型社会学家，他还象巴尔扎克那样怀有覆盖整个社会的宏伟愿望。继劳工与白领考察之后，他又于一九五九年发表了《权力精英》，构成了自己关于美国现代社会结构研究的系列三部曲。
这是本专门分析上层统治阶级的专著，作者却不愿直呼其名。理由是，“统治”本属政治学术语，“阶级”则出自经济范畴，二者联用意指“由某一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实行政治统治”。这概念他嫌简单过时，易招误解。因此改用“权力精英”(Power Elite)，以便突出体现现代权力机构及其主宰者的面目。
战后美国舆论和理论界在国家统治问题上成绩确实不甚昭昭。一面是普通颂扬民主传统和多元政治，相信没有单一统治阶级，也不存在支配一切的统治集团——政治家庸庸碌碌，变换不断，以至有学者称之为“无定型政治”。另一面却惊呼权力高度集中，决策程序日趋神秘，少数人举手投足震撼世界。而公众成了独断和阴谋者的玩偶，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只好在冥冥想象中揣度那个高踞社会顶端的万能决策集团——它拥有的声望和财富无与伦比，它把持的权势和毁灭力量足以使凯撒、拿破仑和希特勒望尘莫及。
兼顾了无为而治论与精英意志论双方的长处，米尔斯指出它们共有的局限是忽略中间环节——即把人与社会联接或阻断的官僚机构。目前，一座由政府、经济企业与军事系统组成的三角形金字塔已成为美国国家权力的集结枢纽。正是它给予少数上层精英以莫大的权势影响，得以调节整个民族以至世界的活动。要了解当代统治模式，就必须从权力精英及其仰赖的官僚体制入手，弄清它们的演变过程与相互关系。米尔斯认为美国权力机构的发展以缓慢渐变为主，少有沉疴宿疾般的定式。但其中政治、经济与军事三大系统的发育顺序不同，内部力量组合也依时代要求而变——大致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国之初的天然贵族统治时期。所谓贵族，实为殖民地资深望重的乡绅。他们世代书香，长期经商、执法并署理地方事务。后领兵抗英，参与立宪治国，自然而然地凭其稀有的学识、经验和高贵气质成为魅力权威，这同欧洲世袭贵族统治有所不同。早期的政府简陋异常，少许领袖彼此易职，轮掌政治军事外交，无所谓固定分工。从华盛顿到老亚当斯，国家事务皆由这一小群O·W·霍姆士称作“霸主”(Autccrats)的绅士政治家决断，而一七八九年约翰·杰伊开列的一份社交名单便囊括了所有早期美国权贵。
第二阶段即十九世纪上半叶。由于杰克逊“地位革命”，平民政治家和民主势力冲破了元老政治格局，形成两党制下的多集团竞争和松散联盟。此时的联邦政府作为各派势力角逐与谈判场所，仍无象样的经济与军事设施(国家银行与常备军几经废立争端，趋于消亡)。以区域为基地的党派领袖既已失掉以往的权威和决策习惯(一八二四年国会仲裁委员会撤除)，又没有相应的官僚机器辅助，谁也控制不了全局。结果虽发挥了民族生长活力，弘扬了民主气氛，却因政治离心力过强而危机四起，最终引发了南北分裂的大动乱。
内战至本世纪初是美国经济起飞的时期，也是垄断资本和百万富翁的黄金时代。自一八八六年议会改选并通过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后，企业界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大大加强了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比重与影响。财产的高度集中使得经济巨头有能力渗透或侵蚀政治领域及其附属的军事机构(一九○三年建立了总参谋部)。而政界领袖处境尴尬，相形见绌。虽屡屡倡举改革，立法限制垄断，却难以摆脱他们对财阀的依赖。暴发的大亨们纷纷挤入上层社会，组成纽约、费城、芝加哥等地的“都市四百家”名门望族。新老显贵逐渐合流，在新英格兰和东海岸建成了较集中的权势基地。其子弟后裔分享诸如私立中学、常青藤联校、专用俱乐部、名流沙龙等固定进身渠道，广结社交网与合作关系——这种财富、教育和人缘的结合便是产生当代权力精英的渊薮。
第四阶段指罗斯福新政时期，特点是政治家重新掌握主动，大力营造国家机器，集中权力于联邦政府与总统行政班子，形成了全国范围内首次统一完整的现代决策网络。罗斯福“未发一枪便夺取了国家金融大权”，进而承担起监督经济生产、保障国民最低收入水准的职责。政府作为调节平衡各利益集团的杠杆和仲裁机关，一面将企业金融首领纳入行政管理系统，实行强制干预下的合作，一面又立法确定工会和基层民众的权益，扩大政治参与圈。与此同时，美国军队的现代化改造也在马歇尔等人主持下起步，并随着战争步伐的加快迅速发展为大规模战争机器。经济危机与世界大战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权力中枢的健全和强化。以集体行动和现代传播工具为特征的“大众社会”也促使美国权力结构由原先的中层竞争转向上层集中调节。
待二次大战结束，美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所谓国家决策和重大事件的时代。这个历来视野狭窄，秉性孤立的民族一下子被历史推进国际事务中心，扮演起世界领袖角色。为此它不得不维持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官僚体系——该体系已四倍于战前规模，雇用人员翻了两番，并支配着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四十的使用。由于国家决策从内政大幅度转向军事外交，涉及巨额经济预算和国债，美国政府已变成政、军、经三足鼎立、相互渗透、荣损相关的权力中枢。其中，米尔斯认为获益最大的是军事集团，它的权力象征是五角大楼及其控制下的军工系统。经济界在战后政府决策机关里的地位也明显巩固。而损失最大的是职业政治家，他们的传统职能严重削弱，日益被具有专业素养的政治将军(如艾森豪威尔)和经济管理专家所代替。
与高效集权、专家决策的现代官僚体系相适应，美国新一代权力精英的概念也有所变化。他们不再单纯依赖财富、声望或特殊生活方式获得突出的社会地位(米尔斯称那种人是知名度高而不参与高层决策的“名流”，他们只是权力精英的外围)，而主要通过对官僚机构的实际控制进入权力中枢，并依据其专门经验和领导能力聚集个人的财富与权势。因此，判断权力精英的首要条件是他们在官僚体系中所处的战略位置和结构职能，其次是这批人对决策过程所拥有的影响，以及实现个人意志的能力。
作为各大企业、军事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职业性首脑，权力精英并不固定地代表某个阶级或利益集团。他们更多地关注系统内部的运转，或超出个人立场为整体发言。对他们来说，个人的荣辱、权限和职业庇护同机构的强大稳定紧密相关，而自我也随机构的扩展相应延伸。这种心理和职责上的认同感促使权力精英逐渐与官僚机构同化，他们的个性被罩上冰冷坚硬的制度外壳，并以非人的工具执行人的意志。
在官僚体系内部，处于要害位置的权力精英利益重迭，彼此协作，形成较为一致的团体意识。由于背景和学历相仿，同属于一个社交层次，精英们出于相互吸引和倾慕，易于理解或同情本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管理与决策程序交错渗透，牵涉广泛，他们需要一套配合联络机制，并通过互设顾问和联席交流来增强他们共同的统治能力。他们的派系争端和分歧一般也在内圈进行磋商调解。
大型官僚机构的制度化及权力精英的产生虽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标志着美国政治体制的发达完善，其中却藏有令人不安的弊端与矛盾。对此米尔斯采取了批判从严、防患未然的态度。他认为最主要的危险是国家权力过于集中而缺少相应的约束。三大权力机构效益高超，手段充足，组织严密，既支配着统一的行政管理机器和毁灭性武力，又可利用标准化传播工具施行舆论控制和心理统治。在其压迫改造下，家庭、教会、学校和社团日趋软弱涣散，丧失了原有的维系作用。这种“上层集约、中层板结，下面几乎是空白”的权力结构已经妨害了思想竞争、社会对话和民众监督，无疑是对民主传统的挑战，亟需提醒人们的警惕。
另外从权力精英的素质来看，他们的权力观念甚强而精英意识太少。与欧洲权贵相比，他们仅仅是“时代的天赐”和个人成功哲学的产物——薄于传统，欠缺文化修养，甚至无思想体系可言。这批人多属经济或军事部门培养的专家，因管理、财务和科技方面的特长而得以在新型机构里获得权威。虽然这个精英集团变更不断，充满活力，却是二流人物掌权，不足以综合决策和思想领导。由于他们偏重功利和技术，容易导致权力中枢的非道德化倾向和“结构性腐败”。对此，米尔斯告诫美国公众，他们头顶上的权力精英尚未达到理想的德行与才智优异标准，也不是爱默森所设想的那种能行动、善思考的“代表人物”——这就难怪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提出建议，要美国加强对精英人才的全过程多面培训，以造就与其国力相当的政治领袖。
知识分子与新阶级理论
自米尔斯有关白领阶级和权力精英的理论问世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界兴起综合研究之风，紧追时代发展，不断推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托马斯·戴伊主持的《谁掌管美国》大型规划采用计算机贮存分析约七千名权力精英的资料，从卡特时期续编至里根年代，实为米尔斯方法的制度化发展。新阶级理论方面，相继涌现出帕森斯的职业阶级概念(Professionalism)，加尔布雷思的技术官僚统治说，舒尔兹的人力资本与智力投资论，贝尔对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的远景描绘，以及在此基础上综合而成的古德纳(Alvin W.Gouldner)名噪一时的专论：《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一九七九)。
古德纳的新阶级论距离米尔斯的白领命题不过三十年，其间却呈现一道鲜明的思想升腾轨迹，即美国学者已远远越过了白领阶段的政治冷漠和精神恍惚，日益从知识精英立场加强对当今权力结构的挑剔抨击，热衷于做那理想国里千年难醒的圣哲国王之梦。作为留学生，自不便讥讽人家是野孤参禅——这里谨将古德纳教授的理论要点摘录如下，当它是一段解闷的海外奇谭。
构成“知识分子新阶级”设想的支撑理论有两项：文化资本说与语言集团说。
文化资本(或人力资本)是指知识、技术、思想和科学所代表的社会生产潜力。它与财产沟通互变，通过教育和工资制度转换为收入，就成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区分阶级主要着眼于一群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共同地位及其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掌握。古德纳则从“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知识分子虽不象资本家占有物质财产，却控制和支配着可以转化为资本的人类大部分知识与技术，并运用专利、版权、文凭和专业许可等特殊方式使之“文化资本化”。靠私有财产和商品经济统治社会的资本家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原始的产物。随着私人占有形式的深化蔓延，以及现代社会对科技管理与统治合法性的要求提高，将兴起一个在道德和才智上都更具优势的“文化资产阶级”——知识新阶级。
语言集团说源出自语言学家伯恩斯坦和乔姆斯基有关知识分子表达交流符号的研究。他们证明有一种可称为CCD(Careful CriticalDiscourse)的语言与思维模式，即不受外界环境压制与主观情绪束缚，注重怀疑批判，服从科学规则，无所不至地探讨和追索真理，在日常工作和学术辩论中发展出一套精致严谨的形而上密码体系，以此有别于其它“世俗”语言集团(见巴塞尔·伯恩斯坦一九七一年版《阶级、密码与控制》)。古德曼声称CCD系统不仅是知识分子标准而理想的语言工具，而且作为他们分享的思想深层结构(infrastructure)，已成为新阶级的特殊标记和联系纽带。这样，知识阶级一面在数量上垄断了社会必不可少的文化资本，一面在质量上具有不容混淆的精萃性。
西方思想史上，知识分子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即柏拉图《理想国》里的“诗人”。从此就有所谓“柏拉图情结”(Platonic Complex)世代相传，呼之欲出——却总是象个飘泊不定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数百年，仍不具形体。所谓“新阶级”概念的创始人是巴枯宁，他以此表述无政府主义革命力量和反传统决心。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曾设想未来社会将由一群才能等级最高的“实业者”(industriels)实行合理统治——因此被视为新阶级理论的古典大师。一八六○年前后，俄国民粹党人最先使用“知识阶层”(intelligenty)作为集团行动口号，继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于一九一九年发表《知识分子独立宣言》，号召各国知识界联合反战。然而，除去个别例外(如反法西斯和抗议越战)，欧美知识分子在政治活动中基本是个“隐形阶级”。虽具有持续的革命性质，却一直因自身分裂异化迟迟未获统一与自立。
尽管如此，古德纳相信这只是阶级发育不可缺少的历史进程——资产阶级登台前不也当过贵族仆役吗？自文艺复兴起，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的伴生物与同路人，先是靠商品经济摆脱教会和王室庇护，得以独自谋生，在多国政治间隙中争取学术思想自由；继而利用公共教育体系建设半独立知识领地，一面通过发展科技文化来要求相应的利益报酬，一面经由学校培养具有超阶级、超地域意识的知识新人。随着分工的进步，知识分子内部生成了不同类别：人文学者(intelIec-tuals)注重精神、理想与社会责任，科技专家(inte1ligentsia)则偏向务实、理念与技术改进(注：丹尼尔·贝尔对知识分子采用了更加精细的四分法：科学理论研究者、技术专家、管理人员与文化工作者)。
由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文化成因较其它阶级复杂(据爱德华·希尔斯《知识分子与权力》称，其思想结构由四项相互矛盾的因素合成：科技理性、浪漫倾向、平民主义与革命精神)，他们对待政治革命的态度也就显得混乱分歧。其中较激进的一翼以无产阶级先锋面目出现，尝试先进政党的组织与暴力革命(古德纳认为他们是知识新阶级的思想先驱与助产士，反映了集体的现代化意向)。其他的成员则满足于传统制度下的既得利益和工作环境，或倾向资本主义内部的批判改造。
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革命虽未促成西方知识分子的统一，却大大有助于他们思想的成熟聚合。韦伯率先预言，革命运动的结果不一定是工人专政，而主要是“官僚的进军”。奥威尔指出管理革命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秘密心声”——既然俄国的实验不尽人意，那就寄厚望于美国人的运气。在古德纳看来，美国知识分子尽管有最好的机遇，却未及时作出理论归纳。他批评帕森斯的职业阶级概念过于妥协恋旧(帕氏认为新阶级只能在现有社会经济结构中同传统资产阶级混合过渡，以其专业优势和集体意识协助后者克服合法统治的危机，因而驯良无害)；他又嫌乔姆斯基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对新阶级的道德要求超出历史条件(乔氏指出知识精英追求权势而又软弱狡诈，继承了老统治阶级的诸多陋习)——究其根源，古德纳以为这些谈论恰恰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迫于现实、又受柏拉图情节驱动的矛盾心态。
因此古德曼重申他的新黑格尔主义立场，视知识系统和知识分子为改变社会、摆脱异化和阶级偏见的主要动力。他不否认知识分子仍有深刻的思想与结构缺陷(如自我优越、特权观念和道德模糊)。同时他强调，知识分子(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正因其实力地位和 讨价能力的增强而日趋自治自省，终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新型阶级，以其强大的文化释谜能力和广泛社会责任感，为人类历史打出最有希望的一张王牌。
古德曼教授的书里没忘记提到中国未来的“历史选择”——对此我不敢妄作评语，只觉得西方人的柏拉图情结与自己的秉性难合。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受“孙悟空情结”影响过久，除了在梦中回花果山当一会儿齐天大圣，平时总是清心寡欲，专心扶助师傅与众徒僧往西天赶路——也许功成之后能受封成正果，可那毕竟是远不可及的事。
一九八七年十月九日于北京
(C.Wrignt Mills，White Collar，Power Elite，Oxford Univ.Press，1951，1960)
(本文米尔斯头像，宁成春画)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