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老说明道：在政协会议期间，听到周总理与王昆仑闲谈，说起此书。总理说，他那几天正在看这本书，很有兴味，放在枕头边，每晚临睡时看一篇。总理称赞这本书写得好。
这样，就在我的心头也挂上了一笔，想找机会重读此书，期待着它的重印。不料一搁便是三十年。
现在的新版本，有王金陵一九八三年所写的《后记》，说明此书写作出版的经过。《人物论》在解放前共写了十九篇，解放后作者又逐篇修改，到一九六二年，除论述三位主要人物的五篇——宝玉黛玉各两篇、宝钗一篇——外，其他十四篇统统改好。现在的新版本收文十七篇，其中十四篇据作者的改定稿，其余宝玉、黛玉各将原来的两篇合并为一篇，宝钗的一篇仍旧。书前有作者《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一文作为代序，它原载于一九五五年出版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三集。
《代序》里写道：《红楼梦》“作品本身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表现了人物性格，直接发生启发读者思想认识、激动读者情感的作用。”曹雪芹“对人物的出身、历史、生活环境的叙述、描写，一般地都具体、明确、刻划出他们有血有肉的精神面貌，对某些人物更写出他们在生活和斗争中的思想倾向和变化过程；我们可以从人物的不同态度认识作者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些话很简要，读毕全书，就更意味到它提纲挚领的作用了。
在论贾宝玉的时候，作者称赞曹雪芹“最长于创造实际的、杰出的、为人所常见而不易于深察的典型”，接着说：“很不少的天资优异、个性顽强却又抵触现实、憎恶现实的人，生当统治稳固、制压强厉的时候，既不愿充当‘圣君’、‘贤相’的‘股肱’‘栋梁’，又不能断然决然逸出公子王孙的常轨，爆发成为‘叛贼’‘逆子’，就只有形成通常的‘善’‘恶’范畴以外的异常人物、浪子才人。历史上许多的高人逸士，情痴情种，都由于‘祚永运隆’、‘太平无为’，不甘于‘庸夫驱制’，这才演出供人咏叹的人生悲剧。而‘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贾宝玉也正是其中之一”。
如果《代序》中所说“启发读者思想认识、激动读者情感”这些话还比较抽象，那么上面对贾宝玉这一典型和类型的论述就很是具体了。《人物论》不止于此，又更细致地分析道：“贾宝玉富有哲学敏悟，却没有哲学修养；富有文艺天才，却不长于文学写作”。他的世界“只是一个家族的世界，他与一般的社会太少直接的联系”，但是，“这已是一个无所不备的封建社会模型了。从这种家族生长出来的宝玉自然不缺乏应付一切人事的智能。”“他诚然深恨罪恶、鄙视虚伪，同情弱者，但他无力去付诸积极的行动，因而这些只增重了他对现实的扬弃心理；而无论对于所恨的人，所爱的人，乃至他自己，都无法去创造或改造，久而久之，也就再无创造或改造的意图……只有任其自然”。曹雪芹“从没落的贵族群中发现了彗星式的人物，一时光芒夺目，颇为惊人；到了他寂然殒落自然也动人怜惜。但是，昨夜的彗星究竟没有变成明晨的旭日……于此他晓喻了我们，凡专凭直感反对现实的人物毕竟是不能改造现实的弱者，他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只有怀抱着‘无才补天’‘枉入红尘’的悲痛以归幻灭而已。”
这些论述针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论述的语言是“文学的”，可是读着的时候，却使你不觉从小说中走出来，进入现实的人生。人们性格的形成，人们思想感情的深曲隐微之处，甚至为本人所不及察觉或未易把捉宣述的，其实都有轨辙可寻，备具严丝密缝、顺理成章的逻辑，它们都是可以认识的。王金陵在《后记》中说王昆仑“一生喜爱文学，但远在四十年代之前，早已舍弃个人喜好，从政多年”。读了这本《人物论》，既觉得作者的政绩事功掩不没他的文学声华，而从他喜爱的文学中，却又依旧令人倾倒于一个政治家的渊深高卓。不有这般洞鉴明烛的目光，哪里能有“理解”，哪里来的“伯乐”，又哪里会产生“因材施教”、“量才使器”、成全天生万物的功德！“我才无用亦天生”，张问陶这句貌似放赖的诗，其实正是寻求理解的呼号，它同时还说出了一个真理：即使庸碌平凡，也自有它的因由。揭明这个因由，无疑是善知识，大慈悲，绝世文章！
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人物，千变万化，五光十色，可是又每被认为能写进小说里去的则是凤毛麟角，甚难一遇。那给排除在外的极大多数，无非都是些无足称述的庸碌平凡之辈，就象谢安所说的王坦之：“见之乃不使人厌，然出户去，不复使人思。”重读《人物论》，这才使我憬悟，不会读人生这本大书，毕竟读《红楼梦》也只能浮光掠影，只读得一层表皮。我之穿行人丛，摩肩而过，茫茫然归，去者勿思，空无所得，原来只缘自己这块心版，乃是不感光的软片！
至于《人物论》为什么能引起周总理的兴趣，受到他的称赞，当时都不曾听张静老说起，恐怕总理也没有细说。探索这些，虽则非常吸引人，但却不是我之学力所能及，自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了。
(《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版，2.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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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