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川江中央兀起一片称之为柳叶沙的沙洲。就象一条开得极慢的兵舰，沙洲正悄悄地往下游方向飘移。无论沙洲上的居民对此是否有兴趣，飘移总归要天长地久地进行。
这仿佛是一处闲笔，一个补遗。然而，李杭育《流浪的土地》竟然将以上寥寥几句另辟一章，以此收束规模偌大的一部长篇小说。于是，小说的末章——第二十一章——则不仅是一个地理现象的简单记述，它无形中还承袭了整个故事的份量。语境所构成的压力将在这个地理现象中注入某些令人回味的寓意。掩卷之后，我们似乎还分明看到一个意犹未尽的表情残留在作家的嘴角。
在我们的初始印象中，《流浪的土地》几乎称得上通俗易解的。只要对周围的现状与文化气候稍有体察，人们便不会在评判这个故事时踌躇难决：柳叶沙居民多半以挖沙为生，这些沙的买主是古安县矿产公司。经过一番经济效益的周密盘算，矿产公司购进了两条机械挖沙船以替代沙农的手工作业。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柳叶沙沙农的原有财路。酝酿了一段时间之后，沙农们的怨恨终于被一件小事引发了。当沙农们攻上挖沙船并且捣毁机器，筑死船长之后，我们已经可以判定：这显然是蒙昧与惰性向文明发动的一次联合进攻。
奇怪的是，在第二遍阅读中，我们仍会在心目中给那些作家称之为“老哥”的沙农们留下一些位置。在嘲笑与谴责他们的狭隘、粗野或鼠目寸光时，我们还可能不无欣赏地记起他们的某些言谈举止——譬如，记起他们无拘无束的天性与嬉笑怒骂，记起他们自在悠然的生活态度，记起他们对于故土的羁恋以及乡邻之间的情份，记起他们男女之间的随意、洒脱与自由。这时，我们甚至可能有些犹豫：当人们为机械的节奏、力量与色彩同化时，这些不正是喧闹而骚动的现代生活所匮乏的么？换言之，这些粗犷的“老哥”们身上是否还可能隐埋了某些人性的理想之光？当托夫勒所描述的“未来的冲击”向人们全面袭来时，这一切是否可能成为一服有效的解毒剂？可以相信，作家至少在情绪上和我们抱有同感——作家对柳叶沙居民直爽风趣的脾性怀有难以掩饰的兴趣，他甚至因此亏待了柳叶沙的特殊人物金坤。金坤为人精明，善于算计，赚钱的勾当上巴结紧凑。然而，或许正是因为他缺乏柳叶沙多数男人那种大大咧例的气派而过于斤斤计较，作家则恶作剧般地让他的聪明触个不小的霉头——他的稻子因为与众不同的成熟时间而被麻雀啄得精光。当《流浪的土地》中出现了城里人时，作家更是有意无意地以他们的迂呆与矫揉作态以对照这些沙农们的开朗、爽气与幽默。相形于柳叶沙的胡大、秧秧、滩哥、穗儿、和尚妈，无论是广播站的女记者、询问性功能的副院长抑或请阿村看病的女教师——他们都不约地显出了古板、萎琐和做作。不难看出，作家这种情绪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小说艺术上的平衡。我们已经感到，在触及矿产公司及城里人时，作家的笔墨显然不如叙述柳叶沙那般娴熟酣畅，宛转自如。
当然，作家的这方面情绪决不是出自一时冲动。我们在李杭育的一批精彩有力的短篇之作中可以发现类似的迹象。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李杭育已经卷入当代社会一个令人困惑的冲突所形成的漩涡——个体自由、尊严、天性同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物质文明之间的冲突。李杭育似乎还无力对冲突双方作出一个是非的明断，他更多的是专心关注着这种冲突的现实形态。冲突双方所持有的不同价值观念肯定时常使李杭育犹豫难决。这显然导致了他小说中一些复杂乃至两难的情绪。
一批具有硬汉气质的“背时佬”时常是李杭育所偏爱的小说主人公。当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有力地改变了人们的谋生方式、生财之道以及价值观念后，这些依靠体魄、胆量和手艺的昔日“权威”一下子失却了令人崇敬的环境。他们当然无力阻拦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强大势力，然而，他们却顽强地固守着旧有的生存方式，不在乎孤独、讥笑与经济上的困窘。这仅仅是一些冥顽不化的失意者吗？《最后一个渔佬儿》也罢，《沙灶遗风》也罢，《珊瑚沙的弄潮儿》也罢，《葛川江上人家》也罢，这些小说难道仅仅是一曲曲恋旧的挽歌？当时髦、投机、虚伪、矫饰、荏弱尾随现代文明而风行一时之际，这些人身上的个性、自主、勇气与坚定是否又会重新成为人们的向往？当现代世界大量地滋生庸庸碌碌，随波逐流 趋炎附势乃至见利忘义之徒时，这些人身上是否反而闪出一些令人难忘的英雄气概？这时，作家的判断显然困惑于守旧与未来之间的模棱两可。
诚然，这种冲突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托尔斯泰、劳伦斯、艾略特、福克纳都曾从不同的方面接触过这个问题。可是，如果说这些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出厌恶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立场，那么，这种冲突融入我们当代的特殊现实之后，却可能使许多作家徘徊不决。的确，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先行将伴随着现代文明的诸多弊端予以昭示。既然作家更为关心的是活生生的个体命运，那么他们将特别敏感于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对于人性的扭曲。他们甚至有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个体的价值难道只是在于牺牲个性、自由与尊严而烘托一个经济发展的高潮吗？然而，另一方面的忧虑似乎更为沉重。安贫乐道，重农抑商，不患贫而患不均，注重人伦和谐而贬斥竞争——这些传统观念已经形成一种巨大的文化心理惰性，它将把所谓的个性、自由与尊严统统消化为懒散、知足常乐乃至自甘落后。这种文化心理已经深厚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不经过大工业社会的高节奏与激烈的生存竞争将无法涤荡扫除。这时，作家将为难地挑选着两种不时相互交锋的价值观念：一个可能意味着未来，一个却代表了现实。由现实延伸向未来当然是个正确的逻辑顺序，可是矫枉过正并非多余的忧虑。诚如小说中所提到的那样，葛川江一旦改道则难以回归。
《流浪的土地》的一个努力在于尽可能复现这种冲突的复杂性以及人们的两难态度。仅仅相形于人声嘈杂、闷热难捱、黑烟滚滚的古安镇，柳叶沙的媚人风光、白七娘的荒唐传说、沙农们强健的身坯、挖沙劳作时放任的嬉闹、漫江风风光光地追逐大鱼——这一切已经足以令人感受到一种沁人心脾的魅力。然而，作家并没有将这种魅力作为原始与落后的掩饰——作家并没有以轻松的牧歌情调将柳叶沙装扮成新的桃花源。相反，作家毫不宽容地盯住沙农身上与这种原始和落后相互适应的种种脾性。我们可以看到，柳叶沙居民那种乐天自由的气质与愚昧懒慵仅有一步之差。这也许是小说中最为有力的一笔：当矿产公司的挖沙船突如其来地改变了沙农的生活方式时，柳叶沙男子汉的典型反应便是昼夜睡眼朦胧地团坐在江堤上，聊天、斗嘴，而后满腹怨气地回家向妻子拳脚交加。这个时候，我们简直分不清应当对柳叶沙的“老哥”们报以赞许的抑或蔑视的笑。
倘若从这个意义上考察，柳叶沙居民同矿产公司之间并非仅仅是经济上的对立，而是以经济利益为内核的两种文化的对立——后者所波及的范围远比前者更为广泛。
显而易见，机械挖沙船进入葛川江并不会使沙农们生计无着，而仅仅是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柳叶沙的女人们已经在同船员的小买卖中挣回了卖沙上的损失。一些门槛精明的人家正筹备经营一些小店面。可是，柳叶沙的多数人却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商业机会——这种生存方式似乎同他们的文化格格不入。所以，在经济收益后面，柳叶沙居民同矿产公司之间的对立将转化为种种不同的现实形态。它既可能是体力劳作与商业盈利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是乡邻义气与企业管理之间的矛盾；既可能是自由竞争与平均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是机械人工与自然风光之间的矛盾；既可能是白七娘后代尚武传统与法制观念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是胡大的号召力与船长的吸引力之间的矛盾。如果说《流浪的土地》旨在从文化背景上深入观察过去、现代与未来之间的动荡交替，那么，隐藏于这些矛盾后面的意义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流浪的土地》的叙述方式可以视为这种意图的有力配合。小说显然无意将事件过程提炼得丝丝入扣，环环相接。作家似乎更乐于左一笔，右一划，东鳞西爪，纵横开阖。这种叙述无异于暗示人们，较之事件始终的纵向过程，无宁说作家对于社会图景横向的广阔程度更有兴趣。这种叙述方式对于长篇小说的传统章法是个不小的反叛。当然，这种反叛尚且不能仅仅归结为作家自生机杼。我们可能已经发现，《百年孤独》为一批小说的叙述方式——譬如，我们还可以提到张炜的《古船》，莫言的《红高梁家族》——所带来的解放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正象马尔克斯当年也曾受到卡夫卡《变形记》的深刻启迪一样。在另一方面，这种叙述似乎也更为吻合李杭育的心意。他向来不太喜爱小说形式的过分匀称而宁可相信“文以气为主”的古老箴言。在东拉西扯、头绪多端之际，作家依然能够不慌不忙以至涉笔成趣。这使小说的文字宛然地现出作家既幽默又不恭、既赞赏又惋惜的复杂心态，而这种心态大约本是人们在这个故事中所得到的复杂感受。不过，相形于小说语言上的这份潇洒，《流浪的土地》于情节安排上似乎仍然过于精巧以至让人略有拘泥做作之感。不管这是作家的得意之处抑或是照顾传统习惯而不得已为之，我们总觉得一些人物关系之间的穿针引线多少有些多余。借助那条罕见的大鱼将王香山、滩哥与金坤串成一线，或者，通过婚嫁而联络方股长、方关龙、穗儿与王香山一家，这些处理不但留有某些“无巧不成书”的窠臼，而且同时也背离了作家以神摄形的初衷。
相应于小说的叙述方式，考察矿产公司与柳叶沙居民对立的广泛程度或许更有意思。在《流浪的土地》中，双方的对立并不在于几个人物之间的纠葛。这个对立已经如此深入地分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我们在小说的形象体系中可以看到两套迥然相异的意象群。当然，每一套意象群的构成既可能包含着一系列个别的意象，也可能包含着某些人物相对独立的故事。
小说中矿产公司一方的意象群十分简单。其间最为显眼的当然得数那条机器轰鸣的挖沙船，它简直将葛川江遮黑了一大块。其次则是高矗于古安镇城区的矿产公司大楼——大楼高八层，扁扁的，外观如同一部装帧考究的精装书。此外，围绕于矿产公司周围的是装卸码头、高音喇叭、会议大厅与会议桌，携有大量准确数据的报告等等，而这一切无不以繁华热闹的城区生活为背景。不过，尽管这个意象群份量不大，但它们却神气活现，趾高气扬。这些意象中无疑包容了强大的机械力量与科学力量。它们将缓缓但却有力地向现实全面推进，所到之处不仅将改造人们的劳动方式，而且还将刷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环境。许多人可能已经注意到，矿产公司的王香山将是从这个意象群中剔出来的一个生动角色。在因祸得福的哲学保驾之下，他总是过得称心舒适。可是，一旦矿产公司真正由机械与科学按照必然性加以操纵，那么，他的直观经验、人缘与顺其自然的法则都不顶用了——王香山也确实该退休了。既然如此，当这个意象群逼近柳叶沙时，仅仅自由散漫地凭借手工作业的沙农们所受到的震撼则可想而知了。
作为一个对抗的阵容，以柳叶沙为核心的意象群则庞大得多，其间所包含的观念也复杂得多。与科学精确性相反，在柳叶沙享有威信的是神秘的直观力量——阿村那近于江湖巫术的医道因此为柳叶沙居民所折服，甚至在阿村死后滩哥还不时觉察到阿村气息的游荡。柳叶沙的人们性喜自由，他们同样无法忍耐八小时的上下班制度。滩哥沿江逐鱼，饿了啃山芋，乏了便赤条条地困在船上，这种日子的诱人之处恰是摆脱了机械刻板的日常规定。小说绘声绘色地铺排了众人共同操办和尚爹丧事的情景，这并非没有寓意——乡亲之间的人情仿佛暗示了一个对比：同样出身于柳叶沙，方关龙一旦担任矿产公司经理则翻脸不认人。柳叶沙居民对于葛川江自然风光的迷恋显然同家乡观念联系在一起。祖先将他们领来之后，柳叶沙的居民则拴在了沙洲之上——即使手头拮据，他们也不愿背井离乡去讨生活。当然，葛川江也确实迷人。在柳叶沙居民之前，作家本人已经为他心目中的葛川江所征服。一旦涉及葛川江景致，李杭育的话就特别多——这时的李杭育往往满怀柔情，甚至有些唠唠叨叨。小说对于葛川江来龙去脉的详尽绘述已经足以让人们制作一幅江流图。对于柳叶沙居民说来，这条大江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源泉，同时也是维系他们感情的轴心。
我们很难说这两套对立的意象群出自作家的事先设计。可是，当柳叶沙居民与矿产公司之间的对立全面展开之后，这些意象则自然而然地分别带上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象征意味与不同的联想色彩。如果说沙农的毁船伤人理应遭到谴责，那么，一旦随着不同的意象群深入到两者对立在自然、文化、人际关系与价值观念方面的原因与结果，我们的判断至少要复杂得多。从《流浪的土地》中可以看出，作家的态度中潜藏了某种分裂。李杭育显然已经从思想观念上强烈地意识到矿产公司施行变革的必要性，然而，在内心深处，李杭育又不知不觉地将相当一部分感情拨给了柳叶沙那些“老哥”们。或者我们可以说，这种对立本身就可能蕴含了两重性：它的成分中既蕴含了过去与现在的对立，也蕴含着现在与未来的对立。在明确地感受到前者的同时，作家还隐隐约约地觉察到后者的存在。
既然对立双方各自拥有强大的社会力量，那么，两败俱伤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那条伤痕累累的挖沙船到底带着哭腔撤离了柳叶沙。
柳叶沙的居民大体还未明白这场变化的深远意义：他们生活中一些古老的基础正处在动摇之中。当然，这种变化不可能诉诸摧枯拉朽的方式。由于种种经济与文化的力量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加以挟持，变化只能极为缓慢地进行，好在自古以来，人们也缓慢得惯了。
(《流浪的土地》，李杭育著，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一版1.95元)
南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