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倘若出版社为这三部书作广告，我真不知道如何措辞才好。说“实现三包”：包参加作协、包作品获奖、包成为万元户，那自然很有诱惑力，只是危险性太大了。这不比街头西瓜摊肯定能保红保熟保甜。但如说“能帮助读者更好理解现代小说形式并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口号又实在不够响亮，经济效益肯定不明显。不过，我还是倾向于采用“低调的宣传”。因为调子定得低些，读后大呼上当的自然少些，那些不抱多大期望而来的还可能会惊叹出人意料的好。
倒不是我对这三部书的学术质量有怀疑，而是我猜想尽管很少人公开宣称小说理论没用，但很多人从心里对小说理论不信任。之所以不信任，不是因其对小说理论的作用估计过低，而是过高。习惯了江湖医生的豪言以及电视广告的高调，很容易对小说理论产生不切实际的奢望。一旦这种奢望落空，自然怨恨之情溢于言表，大骂小说理论没用。
自然，小说理论并非点金术。没听说曹雪芹读过什么小说原理，鲁迅传授的创作经验则是不读“小说作法”之类。郁达夫、茅盾各写过一部“小说论”，可跟其创作实在没多大关系，只是祖述西方理论家的说法而已。伍尔夫讥笑对中国作家影响很大的汉米尔顿(Hamilton)是解剖了青蛙，可抓不住生命。何况不少小说理论家连能否准确使用解剖刀都成问题。至今没有材料证明哪一个小说大家是靠哪一本小说理论起家的。这当然十分遗憾。
可这并不等于说小说理论对于作家和读者毫无用处，起码可以使许多并非天才的初学者减少暗中摸索的苦恼，也可使整个民族的鉴赏水平大大提高。曾经“绝对排除那些艺术机械学”的郁达夫，二十年代后期也一本正经地撰写《小说论》，据说是有感于青年作者的修养不足，创作能力迅速衰退。对比五四前后二、三十年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两者在形式技巧上差别很大。除了外国小说的大量译介外，也跟二十年代出现的十几种小说理论译、著有关。梁启超、吴研人、林纾等人赞叹不已的“一起之突兀”(倒装叙述)，五四作家早就习以为常，甚至把它作为一种普通作文技巧向中学生传授。当年中国学者撰写的小说论著大都肤浅，不外变着法子抄外国教科书；可即便如此，其普及西方近代小说技巧的作用还是不可抹煞。
问题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似乎还大体停留在二、三十年代的小说理论水平上。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四十年代以后甚少小说理论著作问世，不管是译还是著。我们有相当精采的小说创作谈、小说批评和小说史，可就是没有即便还不怎么精采的小说理论。不怀疑在小说创作谈、小说批评和小说史中蕴含着新的理论倾向，可没有构成理论形态，就难有大的发展。近几年出版了一些近乎系列创作谈和技巧论之类的小说理论著作，有的颇有新意(如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可大多数却不如人意。二十年代的情节、人物、背景三分法＋五十年代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鲁智深与安娜·卡列尼娜＋美学＋心理学＋“三论”＋……，整个思维框架没改变，理论语言没有更新换代，再加下去恐怕也难有大的突破。
新时期小说家对西方现、当代小说的积极借鉴，使中国的小说理论研究的停滞不前显得更加醒目。常常看见批评家用旧的小说理论语言不着边际地批评作家小说形式创新的尝试。读不懂而又不能不壮着胆子充内行，我想不少批评家会有如履薄冰的感觉。面对着五花八门真假莫辨的“创新”，未免胆颤心惊，唯恐表错态成为千古笑谈，就象当年讥笑《阿Q正传》者如今成了每篇鲁迅小说研究论文的不朽的靶子一样。表面上看，现在文坛上“宽容”多了；可实际上潜伏着一种危机：很多人是拿不定主意因此不敢固执己见。不信，如果有人能从理论上说清莫言或者刘索拉的小说技巧上实在一无可取，只是毫无意义的胡闹，保证有很多今天的赞赏者如释重负，马上反戈一击，声称“早就看透”。弄不清当今文坛上那些离奇古怪的小说是否有来头，倘若你所大加抨击的“败笔”恰好是某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拿手好戏，那岂不贻笑大方。
即使从这最保守的防止上当受骗闹笑话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也有必要翻一翻这三部小说理论译作：《小说面面观》、《论小说与小说家》和《小说修辞学》。
二
这三部书立论不同，论证方法也迥异，把它们放在一起阅读很有趣，可把它们放在一起评论则可能吃力不讨好。好在我无意于为这三部书的各个主要论点当裁判——那还是留待读者自己进行更合适——而只是想借此谈些题外话。
《小说面面观》的作者E·M·福斯特是本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本书是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持“克拉克讲座”时的演讲稿，主要探讨小说的七个面：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图式与节奏。《论小说与小说家》的作者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本世纪享有盛誉的现代派作家、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这部小说理论著作收论文二十篇。《小说修辞学》作者韦恩·布斯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这部小说技巧专著共分三部分，外加不可不读的第二版长篇跋文《小说中的修辞与作为修辞的小说》。
一是论文集，一是系列讲演稿，一是作为教科书的专著，这三者之间的差距已经够大了，再加上作家的批评与学者的批评难以避免的隔阂，难怪这三部书读起来口味迥异。伍尔夫的评论新鲜、生动、视野开阔，但有时流于偏激；布斯的论点大都平正、公允，但偏于保守。无论是思维的系统性，还是理论深度、艺术感受力、语言表现风格，福斯特都处在伍尔夫与布斯之间。在《小说的艺术》一文中，伍尔夫曾把小说比喻为一位陷入困境的女士，前来拯救的有两种人：一是卢伯克(可把布斯算在内)那样对女士十分了解却不很亲呢的骑士，一是福斯特(也可包括伍尔夫本人)那样缺乏权威性的知识但能象情人那样娓娓而谈的骑士。在伍尔夫看来，小说女士当然更倾心于后者。我想大部分中国读者也都会同意伍尔夫的意见。因为前者由于体系化带来的笨重庞杂与由于规范化带来的僵硬保守，再加上行文的晦涩、繁琐、学究气，的确很难讨一般读者喜欢。
因此，《小说面面观》和《论小说与小说家》不需要怎么宣传，很快就能进入一般读者的书橱，而《小说修辞学》则可能没那么幸运。
不过，我倒觉得，就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及创作界的现状而言，更需要的是《小说修辞学》这样不怎么好读但理论色彩稍强的著作。伍尔夫、福斯特的印象式批评更多依据个人的感受和兴味，有很多天才的预言和精辟的见解，但散见于文中，没有很好展开，很容易被读者忽视。读此类著作常常被作者的才华所吸引，为阅读时的乐趣所陶醉，而难得停下来仔细琢磨这些充满睿智和幽默的议论后面所蕴藏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变革——除非训练有素的专家学者。而《小说修辞学》之类由学者撰写的著作，可能缺少灵气和弹性，也可能由于过分技术化而远离生活和创作实际，但它们在前人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所作的概括归纳和阐述发挥，大体上比较公正可靠。特别是它们对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术语的介绍、评价，对于对现代西方小说理论还相当陌生的中国读者来说，更是十分有用的。为了避免理论界几十年在没有搞清概念的基本内涵的情况下就望文生义地分析评判这一通病，很有必要多翻译、介绍一些基本理论——即使是没有多大创造性的教科书性质的著作。
三
半个多世纪以前，两部外国小说理论专著——Clayton Hamilton的《小说法程》(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Fiction)和Bliss Perry的《小说的研究》(Astudy of ProseFiction)——分别由华林一、汤澄波译成中文后，曾大大刺激了中国作家、批评家探讨小说理论的热情，也确实促成了中国小说理论语言的更换。最明显的一点是，过去讲究“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如今则开始从人物塑造、情节演述和背景描绘的角度来谈论小说。这小说要素三分法一下子给中国小说批评家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使他们得以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借助新的理论语言来思考、分析、评判。但愿今天的小说理论译介也能起到这种作用。
《小说面面观》等三部书的出版只是一个先兆，表明中国读者开始重新对外国小说理论感兴趣。但真正的大潮还在后面。据我所知，目前已经完成或正在加紧翻译的小说理论著作就有七、八部(不包括通俗读物)，而且理论色彩都比较强。随着大量外国小说理论的译介，以及研究者对小说形式的日益重视，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一个探讨小说理论的热潮。
几乎很难避免，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学者撰写的大部分理论文章，很可能只是给介绍进来的西方小说理论作注脚。缩小这种尴尬局面的唯一办法是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借桥过路”的局限性，着眼于从中国小说发展实际中总结、推演出新的理论模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为了所谓的民族化而故意把“小说”说成“说小”(并非讽刺林斤澜饶有风趣的著作《小说说小》)。
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小说理论著作，大都借用刚介绍过来的现成理论框架，而只在行文和例证上下功夫，故虽然很是热闹了一阵，却很难说有什么独立的理论建树。似乎没必要重复老路，与其又一窝蜂地出现一批套用新术语的小说理论著作，不如出现一些融汇贯通灵活化用新理论的功底扎实的小说史和小说批评著作。
曾跟一个友人聊起，国外的好多优秀的文艺理论著作本身就是文学史著作，作者也是文学史某一方面研究的专家，比如卢伯克对亨利·詹姆斯的研究，伊恩·瓦特对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的研究，巴赫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研究，热奈特对普鲁斯特的研究等等。他们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中发现一些为以前的小说理论所未能解释的东西，因而根据自己的研究推演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而中国的小说史家大都缺乏理论兴趣，不习惯于在研究中发现并培养“理论变异”；小说理论家则满足于预先构想一个黑格尔式的整齐完美的(当然也是大同小异的)理论框架，然后往里面塞古今中外的文学“典故”。至于既是小说史家又是小说理论家的，中国目前似乎还没有。这未免有点可惜。
把西方小说理论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只是走了很有意义但也是比较容易的第一步，更要紧的是如何把这些理论模式放到批评研究实践中去考验、修正，并力图促成新的理论模式的诞生。对一千多年的小说历史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古典小说的表现特征茫然，对近代以来中外小说的碰撞、融合的经验教训无知，以及对新时期作家的艺术创新的尝试漠不关心，则很难有什么理论突破。而这，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很多人下苦功努力。
四
当然，在这中间，外国小说理论译著仍然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唯其如此，我想就这三部译著谈些有关的技术性问题。
首先，关于原著的选择。不论是译者还是出版社，大概都希望翻译出版最新理论著作，而不大愿意啃半个世纪乃至一两个世纪以前的骨头。可对于读者来说，最新的未必就是最合适的。追赶世界新潮流是好事，可有些东西是难以超越的。补课的工作固然吃力不讨好，但几十年不注意西方小说理论的发展，忽然又想跟最新思潮同步，难免吃夹生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这三部书都不只一次地谈到帕西·卢伯克的《小说技巧》(The Caft of Fiction)，而此书至今没有中译本。这本小书(小三十二开本，274页，译成中文不过十几万字)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是第一部把叙事角度(视角)作为小说技巧的关键专门论述的著作，此后的叙事学著作都很难绕开它，尽管它的不少观点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二、三十年代的译者可能嫌这书太专门化了，不想译(北京图书馆藏的一九二八年版《小说技巧》是徐祖正捐赠的，可见当年文坛不是没人读此书)；今天的译者又可能嫌这书太老了，也不想译。可对于不懂英语的中国读者来说，缺了这书，对此后小说理论发展的理解就缺了关键的一环。比如说，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好多观点是直接针对卢伯克的，单读布斯这部论争性很强的书，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布斯反对呈现式的现代小说。如果据此再引申西方视角理论已经过时之类的宏言大论，那可就更离题万里了。因此我建议译者和出版社不要光盯住最新成果，对那些研究史上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即使旧了些，也适当翻译介绍，为读者做点补课工作。
其次，关于译书体例。理论著作最好照录原著所附的参考书目(如三联书店的《文学理论》和陕西师大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以便读者进一步研究；实在有困难的，起码也得保留原著的注释。象《小说修辞学》这样专门的学术著作，一大堆引文全都不注出处，简直不可思议。该注的地方不注，不该注的地方又大注特注。给每一个在书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加注，从亚里斯多德一直注到托尔斯泰，实在没此必要。我怀疑译者和出版社是否过分低估了读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中国人介绍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还有必要在每本中加注，说明他是“俄国名作家”(《小说面面观》)、“俄国小说家”(《论小说与小说家》)或“俄国作家”(《小说修辞学》)吗？奇怪的是，今天的文学理论译作的“译者注”，比五四时期同类著作的“译者注”，数量要多得多。究竟是读者水平下降，不如此加注读不懂，还是译者工作态度认真，不如此加注体现不了其面向大众的苦心？说实话，连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没听说过的人，根本就不会来读这样专门的学术著作。除了一些国内没有或很少翻译介绍的作家作品需要加注外，其它译者注尽可取消，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篇幅。
再次，关于译书的校对。翻译书难读，学术性强的翻译书更难读，如果再加上一大把错别字，那可就真的成了天书了。《小说面面观》和《论小说与小说家》两书译文、印刷都不错，读起来轻松多了(当然跟原作文风有关系)。《小说修辞学》的译文不怎么样，不少似通非通的句子，再加错字连篇，真的是不忍卒读。此书扉页录原作书名为“The Retor ci of Ficion”，其中“小说”(Fiction)和“修辞学”(Rhetorci)两个关键词都排错了，只对了“The”和“of”。此书末尾版权页赫然写着“印张插页2368千字”，没注明多少印张、多少插页倒也罢了，一本477页的书怎么可能有两百多万字呢？至于书中的错字、漏字，几乎每页都有。单是358页，就可以挑出如下十处错误。第二行“我们既可求以，《伟大的盖茨比》是……”一句中，“求”是多余的，逗号应换成“说”；第九行“……创造出了他吗，抑或创造……呢”一句，“吗”应是“呢”；第十二行“其本身肯定就是真正的艺术家所追的。够”一句，“追”后缺一“求”字，可在第二行找到；可单独一个“够”字，何以能成为独立的句子？第十三行“他在叙述者身上发的了新的复杂性”一句中，前一“的”字该是“现”字之误吧？第十五行“处于这种委决不法下的境况之中，如《螺丝在拧紧》，我们无断定……”一句中，“法”字放错了位置，上下全乱套。第二十行“往往比如在批评讲话中所认识到的更为复杂”一句，多了一“如”字。读这种书苦不堪言，唯一的乐趣是象猜谜一样在同一页书中替“追”追到“求”，替“无”找到“法”，以此锻炼自己的智力。
据说有一家出版社即将出版《小说修辞学》的另一译本，但愿能尽量减少此类不必要的差错，不要过分打击一般读者了解西方小说理论的热情。
(《小说面面观》，爱·摩·福斯特著，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一版，0.85元；《论小说与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第一版，1.70元，《小说修辞学》，韦恩·布斯著，傅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二月第一版，2.75元)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