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伯，《读书》创办人，八月二十六日凌晨悄悄地离开了人间，结束了他七十四年的勤奋生涯。他出生于苏州(一九一四)，毕业于燕京大学(一九三六)，毕生为闻界出版界和学术界留下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给新了深刻的印象。
八月二十六日傍晚，我从外地回来，在北京站口被告知，翰伯于当日凌晨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直奔他家，见到了他的亲人，一切如旧，一堆堆新书杂乱地散在桌上，然而翰伯去了。我不相信翰伯真的去了，连他的夫人也不相信。然而翰伯不在了，再也听不到他那不紧不慢的男低音了。这几年他被病魔折磨，但没有人会想到这么快，一转眼就离开了我们。仅仅一个星期以前，也就是我去外地前夜，我们几个熟人和翰伯在一起筹划着编一种冲破海峡人为障碍的出版物；那天，他体力不支，但兴致盎然。临别，他叮嘱我说：你回来再来计议。我匆匆出去了七天，又匆匆回来了，可是我再也看不到翰伯，再也听不到他那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了。
被朋友们戏称为“CC”的翰伯和我，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相互支持，并肩战斗，这种友谊是珍贵的。他的职业是编辑，我的职业也是编辑；他写作，我也学着写。解放前他编《联合晚报》，我每天给写一段“天下纵横谈”；我编《读书与出版》，他每月给写一篇国际时事述评。金仲华和冯宾符的《世界知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同时约我们两人为社外编辑，既看稿，又写稿。四十年前即一九四八年底，翰伯奉命撤离沪滨，北上天津转入解放区；我奉命南行香港，随后也经朝鲜入根据地。我们两家人话别时都料想不到仅仅四个月后便在北京饭店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晚会上重逢。解放了，我们都像松了一口气，但来往也少了。“大跃进”那一年翰伯调来主持商务印书馆——而我则在出版局工作。那阵我们几乎每天子夜都通电话，因为他习惯于夜间改稿，而我也只有在午夜才能思考问题。那是愉快的通话，那是互相了解的战友之间的通话，那是给我很多启发的通话。二十年后，我被调去主持商务印书馆——而翰伯却在出版局工作。我们仍然在夜间通电话，不过不在子夜，因为我们年纪都大了，而且都受过那十年的摧残。在那十年中，翰伯和我，一起讲过“悄悄话”，一起坐过“喷气式”，两人被编成一个劳改小组，打扫厕所，打扫食堂——我们劳动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认真，翰伯做什么事都认真的，即使在“劳改”中，对劳动也“乐此不疲”。一九六九年我们同下干校，一九七二年同被“点名”调回京，以致干校同学们产生了幻觉，认为两个老“总”，一对CC， 调离干校可能是对知识分子的好兆头。干校同学们的“海市蜃楼”很快破灭了：因为翰伯和我，还有范用，被好斗的“造反派”指斥为“陈陈范回潮复辟集团”，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这顶帽子可能是合适的，如果反抗“四人帮”那种绝灭文化的行动就是“回潮复辟”的话。我们懒得反击，更懒得“检查”。好容易在那黑暗十年中出现了一线光明：那就是一九七五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亏他还有那样的雄心壮志，竟要进行这样的工程；这就是后来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词书编辑出版十年规划。翰伯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也抓住一些人不放，其中一个是我。那时，很少人相信“这是真的”，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有人民。十三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十三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然而此刻，当大部头的中外文词书相继问世时，翰伯却去了，再也听不到他那低沉的充满信心的声调了。
六十年代我们两人在海南军分区一位干部陪同下，到过“鹿回头”，到过“天涯海角”，见过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社会；八十年代我们两人又同十位有识之士去过伦敦，去过牛津，去过剑桥，去过巴黎。无论是在六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的旅行中，翰伯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启发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这样，十年前当我躺在朝阳医院病床上“打点滴”时，翰伯同我酝酿办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这就是后来在真理标准论争前后创刊的《读书》。八年前当翰伯躺在朝阳医院同一个病房“打点滴”时，我和他多次商议，如何加速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如何能将张元济、严复、林纾以及所有文化先驱的著译传播人间。他念念不忘文化积累，不忘文化传播，然而此刻，翰伯走了，他默默地走了，他在那天午夜过后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但我深知，他留下了一个精神世界，他留下了奉献就是人生最大幸福那样的精神境界。
这境界第一个界碑是正直。正直真难呵，连高尔基也曾说过，在俄罗斯，做一个正直的人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其实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何尝不是这样。翰伯有时正直到令人吃惊的戆态。例如他相信读书无禁区。他认为下流的黄色的东西不是书，是垃圾，根本不在书林里。他坚持这样一个观念。他正直，他不会阿谀奉承，当他相信一就是一时，他就说是一，而不说是二。
正直而又有胆量，更难。他不怕谁。他不怕偶像。他不怕“官”，也不怕“管”。他只服从真理。那十年我曾劝他少说话，他不以为然，他认为该说时就该直言，决不沉默。甚至在最不利的逆境中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真正的观点。
达到这种精神境界是可贵的，同样可贵的是翰伯从来以平等待人，不管是什么人，除了恶人，他嫉恶如仇，可是对人，善良的人，真正的人，甚至懦弱的人，他都掏出心来，平等对待。这几年病魔缠身，他常常带有点火气，但也掩不住他心中的那股热气。因为他正直，不会吹，不会油腔，不会打官腔，有时人觉得他有点冷——有时觉得他有点漠然。用时下的话说，那是表层结构，他的深层结构是热心肠：为了使干校同学脱离无期的“苦海”，他做过多少努力，挨过多少讥讽呵。
翰伯的精神境界是现实的：即使在近两三年恶病消耗了他的几乎全部精力时，他仍然念念不忘要吸收新知。有一天，他忽然打电话要我给他讲讲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的挑战。我带了一部手提的能打字、能绘图、能存储的电子书写器去看他，他聚精会神地看我“表演”了近一小时，然后筋疲力竭地、满足地笑了，他说我总算知道一点新的技术了。至于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风云变幻，他也时刻注视着，他常常找人去给他“传递信息”。他要作准备：万一有一天战胜了病魔，他还将带着新的思想去参加战斗。
倔强的人，正直的人，勇敢的人，永不向邪恶低头的人；为人民奉献了毕生精力的人：这就是陈翰伯。
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