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和莫言已经作为一九八五、八六两年探索新潮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两年内莫言们呼风唤雨，兴起了一阵阵新潮，极大可能地丰富了当今中国的文学色彩和层次。八五和八六无疑是文学界值得纪念和怀念的年头。也许火山爆发之后便该是沉寂，《红高粱》红了之后，莫言们便开始陷入一种因渲泄过度而造成疲软状态，他们虽然仍以喷射之势进行写作，但早已丧失了起初那股青春的活力和饱满的气势。莫言是贯穿这几年新潮文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近期的几篇小说几乎暴露了莫言们反文化的共同症结，因此我的批判不妨从此开始。
仍是文化的奴隶
应该说，莫言们是在反抗传统的过程中诞生的。“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实、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红蝗》里那位女戏剧家的话至少在一定的时候曾经代表过莫言的创作心态。他的小说《红高粱》便是这么一部“真正的戏剧”。在《红高粱》里，他以一种混沌未开的叙述形态呈现了善恶共生美丑共存的历史形态和生命形态，洋溢雄壮的生命气息和历史活力。余占鳌们身上的崇高与卑琐、伟大与渺小、聪明与愚昧、勇猛与凶残、善良与无知相互胶粘在一起，以其民族血性精魂里的那股原始的野性力量冲击着传统规范里的优美、崇高和典雅，获取了一种新的生命范畴和审美文化。
在《红蝗》《欢乐》等近作中，出于一种反抗的思维惯性，莫言对《红高梁》已经形成的规范感到不满足，他要彻底摒弃文学中那优雅、崇高的审美成份，企图以“丑”取而代之。《红蝗》里这段话便是宣言：“我们的大便象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甚至升华成一种崇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在这种“大便情结”的支配下，那些龌龊、卑贱、丑陋、残酷、恐怖、恶心一类为昔日规范所不容忍的现象和情感便充斥在莫言的小说中，“跳蚤在母亲的金红色的阴毛中爬”，“在母亲的生殖器官上爬”，“你第一次嗅到了月经的味道，你无情地剥掉了自己的假面，坦率地对着那个想知道女人身上一切秘密的正人君子说：味道不坏，有点腥，有点甜，处女的干净、纯正；荡妇的肮脏、邪秽，掺杂着男人们的猪狗般的臭气。”他似乎要把有生以来所感受到的、经历的、听到的、看到的、想象到的全部龌龊全部抛出来，竭尽刺激感官之能事，仇恨、诋毁、诅咒，既有的一切文化形态、包括他曾经满怀激情所歌颂过的红高粱、土地、野性。而把当年的那股热情全部倾注给人间的种种丑恶，以玩赏丑恶为快事。
总而言之，莫言是以一种反文化的新姿势来操作他的小说，这一点与不久前曾经颇为时髦的朦胧后诗人(亦称“第三代诗人”)自然不谋而合。这种反抗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文学和读者在传统文化那种优雅的氛围中浸泡太久，浸泡得神经非常脆弱，经不起一丁点的刺激，长期陶醉在白日梦的幻象之中，借以逃避现实的丑恶与无情。莫言正是要折磨人的阅读期待和心理渴望，亵渎人们的优雅情感和审美惯性。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就因为正视人性和世界的负面，才使人类意识到自己有一条割不断的动物尾巴，意识到在理性的表象下藏着非理性的本能和冲动，反文化便成为人的新的生存要求。
但是，莫言却在反文化的旗帜下干着文化的勾当。莫言在亵渎理性、崇高、优雅这些神圣化了的审美文化规范时，却不自觉地把龌龊、丑陋、邪恶另一类负文化神圣化了，也就是把另一类未经传统文化认可的事物“文化化”了。因此虽然偶像的面具替换了，但膜拜的仪式和情感的虔诚并没有丝毫的变异，莫言那种精神被奴役的本质依然如故，依然充当文化的奴隶。出现这种悖反的原因就在于莫言是在文化的思维过程中反文化，他的筋斗云翻得再多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就象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的农民起义一样，推翻旧的王朝不过是为了更换一个新的皇帝。在这一点，莫言的反文化尚不及朦胧后诗人彻底，他们至少不承认有什么皇帝存在。
莫言近期小说中所显现出来的叙述态度将莫言的这种二难窘境暴露无遗，他在亵渎优雅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亵渎了阅读和读者。亵渎读者便是传统小说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因为在传统的小说中，读者是不能进入小说的语言结构之中与小说自身进行交流对话，不能获得创造性的实践，而处于一种被动的受控位置，处于一种被奴化、被灌输、被迫视听的情境。这是因为传统的小说作者是依赖于一种文化的优越进行写作的。而莫言的近期小说始终没有面对着读者，始终无视阅读的存在，那些天马行空自作主张的叙述语流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极度膨胀了的自我发泄狂、自我虐待狂、自我崇拜狂的形象。莫言以为充分地自由地倾诉了自我对优雅文化的种种恐怖、仇恨、厌烦、反感、恶心之后，就算完成了反文化的历程，其实这种方式确确正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这种自我渲泄表明的叙述方式，亦是以往那种全知全能上帝方式的表现。莫言如此无视阅读的意义，正出于潜在的文化优越感，才会居高临下地去亵续读者侵犯阅读。他虽不象传统的作家站在圣坛上以牧师很有人情味的措辞传达上帝的旨意，但都同样以自我为中心，都处于文化的优越状态对读者进行灌输，只不过牧师是理性的教渝，而莫言是感观的轰炸。一个真正反文化的小说家，就是摆脱那种文化的优越感，与读者面对面地共同叙述，共同阅读。
真正反文化的叙述方式首先必须淡化叙述者自身的文化侵犯意识，以一种非侵犯非亵渎非教渝的方式面对读者。倒不是说读者读懂了小说便有了阅读性，而读不懂就没有阅读的价值，而是说在作家的心目中要始终意识到读者的存在，就象竞赛一样处处感到对手的攻防方式，读者便是作家叙述时的“假想敌”。传统小说的弱点就在于作家以一种文化的自尊自贵，封闭读者所可能进入的阅读通道，顽固的以自我的经验和自我的逻辑建起一个孤立的保守的文化城堡。而现代小说则必须以读者为上帝，必须开放“不同的门户”， 建立起一个开放的可以多向阅读的文本世界。就象娜塔丽·萨洛特在《怀疑的时代》里说的：“让读者运用自己的丰富生活经验和所掌握的探索手段，从作者指出的深藏的事物中，发掘其中的奥秘”。
因此，莫言企图以一种优越的文化姿态来进行反文化的勾当，这本身好象一个人拎着自己的头发想脱离地球一样，作为一种先锋性的设想也许是有意义的，但实践起来便会寸步难行。在文化的张力场中反文化，最终仍然只是文化的奴隶。
感觉救不了作家
感觉在近几年内受到了新潮作家们的极度推崇，一些人也开始依仗自己的感觉大胆炮制作品，确乎也产生了一些新鲜、奇异的小说。祟尚感觉是对几十年来文学创作中理性硬化思维的反动，它在不同程度开启了创作者们原先闭锁的情感经验，激活了他们的灵性和悟性。但不少人以为有了感觉便有了一切，就可以纵横天地、驰骋文坛了，在这种反理性的创作方法的背后骚动着的实是一股对文化的轻蔑和嘲讽。人类的理性经验主要依据文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它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抑制人们的感性发展，但文学创作如果真正脱离了理性经验之外，否认理性思维在创作过程中特有的意义和作用，最终会丧失这项精神劳动所特有的价值。莫言便是泛滥在感觉之中的牺牲品。
在新时期小说作家之中，莫言并不是靠一篇处女作成名登上文坛显赫起来的，他与王蒙、张承志等作家算是经得起折腾的。他那种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想象能力超出了一般的作家，几年来持续不断的操作充分显示了他那特有的艺术天赋和感觉禀性，但这并不能保证一个作家的旺盛的生命力。事实上，由于对感觉的依赖和对文化的蔑视，莫言已被折腾得近乎气息奄奄，丧失了原有的灵性和神气，文笔也开始变形。
其实，在《红高粱》之后这种感觉疲软症便已经开始出现，他在那个时候就应该注意养气健神，以保持充沛的情感和饱满的状态进行新的创作。但他敌不住舆论界和出版界的怂恿、诱惑、逼迫，接二连三地稀释他的“红高梁”，使原先醇浓的高粱酒化为寡淡的清水。这种感觉的放纵和随意性的泛滥使莫言抑制不住已经上升的虚火，为了掩饰内在的苍白和空虚，他刻意于题材这些外在因素。莫言曾因题材的转移获取成功。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到《爆炸》，莫言几乎全是以感觉的灵敏和奇异来映射当代生活的印象，但平和的现实生活，似乎满足不了莫言灵魂里所潜藏的野性精神。于是他找到了那片勃发着生命热能的高粱地，富有传奇色彩富有历史生命感的余占鳌的故事成为莫言奇异感觉纵横驰骋张扬个性的自由天地。《红高粱》的成功，本是一次对光靠感觉写小说的反击。因为莫言那感觉如何奇异新怪，也必须寻找一个使之自由发展的故事框架，灵性和历史在互相唤醒互相激活。而当时的舆论则普遍地将它归结于感觉的作用。因此当莫言在《红高粱》系列出现危机时，以为简单地改换一个故事背景和情节框架便可以重新滋生出那一灵性、那一精神。
莫言所出现的灵性衰竭、感觉虚泛，本源于内在的苍白和空虚，这种软弱和虚泛是脱离了理性文化之柱产生的。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离开了理性的支撑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而一个作家反抗理性进行纯粹感性写作可能获取一次性的成功，这种成功也由于以前积累的理性的文化已转化感性的表象所以显得有力度有意义，当他丧失了这种转化的可能时，感觉就会显得非常稚气非常琐碎，非常非文学。精神病人之所以不能成为艺术家，就在于缺少理性的制约而不是良好的艺术感觉。莫言创作中所出现的内在空虚，本应靠自身的调节来养浩然之气，重新调整好内在情感结构方式，克服倾斜使之平衡，依靠外在的力量来滋补反而会导致更大的倾斜和更大的亏空。而莫言选择的正是阴差阳错的外补方式，因而导致了近期小说的苍促和疲软。如果说《欢乐》由于调动了作家少年时期的情感经验和生活记忆还保存他感觉的基本外形外，到《天堂蒜苔之歌》里莫言便彻底露馅了。且不论三十几天的时间是否适合于一部长篇的写作，也不论莫言在下坡时写作这部小说。即令早两年莫言写作这部小说也不会超过其他作家，概括生活中刚刚发生的政治事件来组织小说非但不是莫言感应世界的方式，也不是正常小说所应有的态度。莫言也许是太过于信赖于自我的感觉，其结果便是外在的社会性，新闻性非但弥补不了内在精气的虚弱，更加重他情感和感觉的疲软。
为了掩饰内在的灵性感觉的纯化，莫言借用各种脱离本体之外的因素来组合拼凑他的小说，在语言上耍弄种种花招，使原先饱满的小说语言发生质变，丧失了小说特有的语言形态。一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的词语堆砌与重叠，虽然在游戏的过程中不乏惊世之语和幽默之趣，但因通篇的虚泛与空洞显得做作而有修辞之匠气。二是用大量的议论和自白来消解叙述，改变了小说叙述的基本语体特征。即令将中篇小说《猫事荟萃》那些占篇幅一半的议论和说明删掉，它也不能构成一个短篇，它在本质上已经彻底违背了小说的文体规范。议论作为一种语言思维形态是反小说的，议论大量出现小说中，是作家丧失自信之后的表现，他已经不是在叙述世界，而是在宣谕世界解构世界，这恰恰是理性主义者的做法，不论宣谕的是理性还是反理性。 《猫事荟萃》实际上是用杂文笔法写成的小品，这种语言样式和结构形态在现代作家的散文作品里极为常见。也许把《猫事荟萃》列入当代散文的行列之中毫不逊色，但莫言把它误认作小说操作时，可见其感觉的麻木和语言的失态。
莫言的舛误终究有价值，就是：良好的艺术感觉是大作家的必备条件，但仅有良好的感觉成不了优秀作家。这是极其简单的常识，可面对中国文学的现状，我们不得不从这些A、B、C谈起。希望作家们在卖弄感觉时莫要重蹈盲人摸象之辙。
想起了黑孩
黑孩是《透明的红萝卜》中的主人公。
那时的莫言是多么充满灵性而又蕴蓄着力量，他既不用自我的感觉去潜代黑孩，也不用黑孩的感觉去侵淫读者，他自信他的这片世界里有自己的存在。在黑孩身上，也确实体现了星夜土地湿漉漉的神秘感和人的复杂的迷惘感以及文学特有的造型感，甚至还隐约透现出一股若有若无的东方感，黑孩把莫言对整个世界的积累、经验积累、语言积累全都凝炼地显现出来。循照黑孩的思维方式，莫言的笔下终于产生了“我爷爷”——这样惊天动地的叙述创造。
按照莫言的才情和能量本应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大家，然而，他近期的表现却未能尽如理想。这实在是一件憾事。莫言的这种情况是近几年反理性反文化思潮的产物。当今天的作家和读者刚处于文化积累阶段，当我们的理性头脑尚未健全时，过早地昭示反理性反文化，过早地去亵渎理性、亵渎文化，其结果只能导致既无理性又无感性，既不能反掉传统文化反而更加深了传统文化对自身的束缚。这种文化消费早熟的倾向已开始骚扰文学创作的正常秩序，以非非主义为代表的所谓第三代诗人(或朦胧后)的贸然出现，一些急先锋小说作品的超前问世，都是受控于这种早熟的浮躁心态。
早熟势必早衰。由于作家们尚未将自己的情感状态和心理结构调整到最佳状态，在这种早熟信号的干扰下，以致尚未创造的高潮便渲泄一空，再也激不起创作的激情。这股缠绕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阴影不消除，新时期文学就很难正常健康地发展。
说实在的，反文化本身并无罪过，西方本世纪以来所出现的这一倾向是碍于人身上的文化限制太多，通过反文化的方式来解放自己，更好地释放自身的能量。我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文化过程论者，中国作家也没必要去亦步亦趋地走完西方近当代文化的每一个脚印，但要看实践效应如何。至少现在看来，这种反文化的作法并没有使中国作家能够释放出更多的生命能量，获取更多的创造自由，反而会削弱了中国文学的力量，涣散一些作家的心理结构、文化结构乃至感觉结构，影响他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和表现。
当然，已有人怀疑这种反文化动机，是不是有人把它当作一种捷径来替代积累的艰辛呢？或者用反文化来掩饰文化的匮乏和空虚呢？
至少莫言不是这样的。有黑孩为证。
一九八八年七月于水碓东里
(《欢乐》，《人民文学》一九八七年一——二合刊；《红蝗》，《收获》一九八七年二期；《猫事荟萃》，《上海文学》一九八七年十一期；《天堂蒜苔之歌》，《十月》一九八八年一期)
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