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想利用三联书店所办刊物的方便，在《读书》办一个“三联之页”专栏，用以经常同自己的读者对话，了解彼此的情况和要求，沟通必要的信息。事实上，《读书》做的整个工作便是使出版社和读者之间有所沟通，“三联之页”的设立，想来读者是不反对的。
这次先从三联书店最近的出版物谈起。
在一九八七年底、一九八八年初可能上市的“三联”版图书中，有几本不大起眼的书，这里指的是一些外国人物的传记：《探索幸福的人(苏格拉底传》)、《丹东传》、《狄德罗传》、《圆舞曲之王》(小施特劳斯传)、《情有独钟》(女生物学家麦克林托克传记)。三联书店编辑部对人物传记有所偏嗜，特别着眼于组约在思想、文化领域有所创新的人物生平。自知力量单薄，不敢问津篇幅浩瀚的学术性传记，只是翻译若干文艺性的传记或传记小说。由于作家、歌星、演员的传记已成热门，所以特地避熟就生，重点在于思想家、文化人士，偶或涉及科学家。但是，从目前新华书店订货情况看，似乎处境不佳，甚至每况愈下。不过我们总还认为，对于中国有文化需求的读者来说，它们是有益的。例如，在“西学”如此盛行的今日，人们总不能相信可以只读克利斯蒂而不必去了解“西学”的老祖宗苏格拉底。尽管目前印行这类读物无书不亏，我们还是深具信心。
为了引起重视，这里先把不起眼的书说在头里。要说起眼的，当然也有，首先就是巴金的《随想录》合订本。《随想录》这部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一读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已分五册出版。买齐五册，另有函套，设想亦颇周全。三联书店幸而获得作者出版此书合订本的许可。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合订本精、平装本陆续问世(先出精装本)。巴老为合订本校订了文字，增加了图片，更重要的，是在合订本中首次发表(此书出版前不在任何刊物发表)长篇“新记”，其中说：“我写好第一百五十篇‘随想’就声明‘搁笔’，这合订本的‘新记’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篇文章。”“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这些话不只打动读者，首先打动的是我们编
辑部同仁。三联书店的范用、董秀玉两位，以十分虔敬的态度，为此书设计装帧，编辑整理，只希望它在各方面能真正配得上成为“揭露‘文革’的‘博物馆’”，无愧于巴老的这一晚年思想的集粹和结晶。《随想录》早已上市，读书人的书架上想来大多已有，我们无意于锦上添花，只是在求自己对中国文化事业尽责。如果读者觉得有这一种合订本而不觉得它是多余的，这就达到印行此书的奢望了。
还有一本书也是可以“起眼”的，这就是霭理士原著、潘光旦译述的《性心理学》。费孝通先生为此书写了长篇后记，指出此书的价值、潘先生的苦心、刊行的必要(序曾刊于《读书》一九八六年第十期)。以费老的学养、身份而论两性问题，与其说是使出版社有了护身之符，毋宁说是得到了指路之灯。在领导上的支持下，此书顺利问世，只是印数不多，目前还不能在书店广泛发售，限于向三联书店发行部邮购。我们希望以后能够扩大印行。“性”的问题，在读书界既能引人注意，也常常为人所诟病。费老正确地指出，“人类的两性生活不仅是完成生物上的生殖作用，而且通过两性之间的感情，可以丰富和美化人类生活的内容，使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升华为一种艺术的享受，同时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动力”，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对性进行科学的研究”，“在群众中普及这种科学的认识”。我们以为，这些应当成为人们区别谈论“性”问题书刊的准绳，而不必闻“性”色变或者见“性”生喜。
一九八七年年末之际，三联书店推出了一种学术论丛：《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这是一批青年学人关于文化问题的论著辑集，体现新一代学者对这个困惑中国知识界近一百年的大问题的新认识、新体验。“文化：中国与世界”是一些生气勃勃的青年学人的学术组织，年来团结了不少学术工作者，译著极丰，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即有《新知文库》、《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及《文化：中国与世界》等三套丛书、丛刊。遗憾的是，由于出版社工作的不足，这套丛刊问世较晚，出版过程显然拖得太长。目前除这一辑以外，还有四辑在排印，相信都可以在一九八八年出版。至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一九八八年初上市的主要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等三数种。这套文库，已引起海内外的重视。美国天普大学教授傅伟勋在台湾《中国论坛》上撰文说，这套丛书的目录“最令我惊讶”，并且提出，“譬如北京三联书店刚已出版的沙特的《存在与虚无》，如果可在台湾同时开放或印行，则不必再烦台湾学者试译。”《新知文库》从一九八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八七年底，已出二十多种。最近问世的是《伦理学》、《科学与谬误》、《瓦格纳》、《自然科学的哲学》、《生活的科学》、《自我实现的人》、《欧洲小说的演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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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