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所学专业叫作“当代西方经济学”，后来真的到“当代西方”去了一趟，在美国哈佛大学听课，回来后写博士论文，搞了个无边无沿的题目，叫作各种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其根本目的之一，是想表明，学了半天“西方”，却也不敢忘记中国经济学建设这个祖宗留下来的题目。在这样一个不长不短的过程中，便逐步自我感觉“悟”出了一些东西。这里说“悟”，确是一种内心的体验：面对洋洋大观、错综纷纭的现代经济学，有些东西不是通过读几本书、研究几个问题直接得到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沉淀下来的。但凡悟出的东西，恐怕都是些很基本的，是把枝叉削去后剩下的根脉；因其基本，也就简单，聪明人或许早已看穿，唯我这等笨鸟只能慢慢悟来。但既然来之不易，便还是把它们整理出来，希望引起些共鸣，或者引来些批判。不习惯危言耸听，却也不妨在这前记中提高几度音阶：中国的经济学，若不能在理论眼界、思维方式、判断标准、推理逻辑等方面来些“大彻大悟”，是难有大长进的。
一九七二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特地邀请英国的J·罗宾逊赴会演讲，以表示对这位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争论多年的经济学大师的敬意。罗宾逊夫人也的确不失大师风范，在会上又将美国的“后凯恩斯主流派”经济学家们驳斥一番，称他们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者”，并指出了经济学又处于一个新的危机时期；她演讲的题目，就叫作《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
将近十年之后，一九八一年，美国人D·贝尔和I.克里斯多尔合编的一本论文集出版，名为《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一九八三年)，书中所收十二篇论文，用编者的话说：“虽然并不代表近年来已经出现的每一种或任何一种对正统理论表示异议的观点，但它们涉及到辩论的主要线索”(第8页)，既包括非主流派经济学家们对主流(或称“正统”)经济学各种假设、方法和理论的怀疑、批判，对各种非主流派经济学(如后凯恩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奥地利学派等)的阐发，也包括象K·阿罗和F·哈恩这样的主流派代表人物的辩白与自我反省；既有对历史的回顾、对现状的分析，也有对未来经济学的展望。各篇论文的专业性都很强，高度浓缩，使人们得以在这二百多页的书中窥视到当今诸子百家、纷纭错综的经济学全貌，体会到“经济理论的一致意见已经被打破”(上书，第7页)，经济学处于新的危机当中的客观形势。
经济学已经经历了几次“危机”？对这个问题历来观点不一。J·罗宾逊称当前经济学面临“第二次危机”，意味着她认为过去只发生过一次危机。而P·德鲁克在《走向下一种经济学》中的提出的是“四次危机”论(上书，第13—17页)，现在是第五次。笔者的看法则是“两次危机”论(现在是第三次)。第一次是一八三○—一八六○年代由A·斯密创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危机，其结果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和边际效用学派(后发展为新古典主义)两个相互对立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上一世纪的经济学“双重革命”——“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边际革命”。第二次危机即本世纪三十年代在西方经济大萧条阴影下发生的新古典主义危机，其结果同样是“革命”的发生，即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形成了以说明和医治宏观经济波动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说，在以往经济学理论的两次危机中，发生了三次革命，形成了至今仍作为经济学主要支柱的三个不同的理论体系。
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确认发生了“几次”危机和革命，而在于认识这些危机和革命的性质及其在理论发展中的意义。
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经济学的第一个“范示”，明显地具有全面但笼统的特征。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整体，这是人们凭观察就能直接获得的感性认识。斯密和其他古典学派理论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建立了第一个力图从各方面全面地说明经济现象的理论体系。但正是因为这种理论更多地是建立在直觉上的，当它试图探究现象背后的更本质的关系，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人的认识能力限制，从而往往将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发生概念的混淆和逻辑的矛盾。十九世纪上半叶关于古典理论的种种争论，正是针对这些体系本身的内在矛盾而展开的。理论体系的这些内在矛盾，表明了这种理论的局限性。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古典理论之后的历次“革命”，无论当时采取的具体形式如何，都是对经济学第一个范式的“分裂式”的否定——经济学家逐步从那种全面的、但是直觉而笼统的理论结构中分裂出去，分别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这一整体的某一方面，进行更深入、详尽的分析研究，并力图用它们在这种“片面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新的结论，来说明整个经济现象，由此便形成了各种相互对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将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需要当作社会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或“物质前提”，着重从人与人的经济利益矛盾关系这个方面，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了考察，力图揭示它的社会本质和历史特征；新古典主义理论则将人与人的关系作为“制度前提”或关于制度的“背景条件”，着重从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力图说明资源配置的社会方式以及经济活动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规律； 凯恩斯主义理论，则强调了社会经济活动作为人的一种根据主观预期作出决策并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活动的特点，把经济活动的客观内容(既包括物质内容，也包括社会内容)，作为理论分析的前提，着重从“事前”预期与“事后”效果、主观判断与客观运动的关系方面，对经济进行考察，力图揭示经济过程不确定性的原因。这些理论，就这样以它们的独特方式，各自从某一方面挖掘开去，深化了人类对经济活动的认识，各自为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可见，理论史上两次“危机”中的三次“革命”，其实正是对古典主义的“大一统”的理论体系的三次“分裂”；而由此形成的三种理论的对立，在本质上体现的则正是对具有多面性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考察时“研究角度”的差别与对立。
理论在危机中分裂，又在分裂中深化，各种理论都为经济学增添了新的科学成果。但也正是因为不同的理论，着重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考察经济活动，解释经济现象，它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各自的片面性、局限性，往往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不能全面地说明各种经济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只注重于社会关系的分析而没能提供完整的使用价值理论，忽视人的物质需要在各种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中的作用；新古典主义理论则只注意分析物质供求关系而忽视经济利益矛盾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直接作用，也不能说明经济关系的历史演进；凯恩斯主义则只把经济波动归结为一般的主观因素，而忽视不确定性的客观基础和历史特征。
理论的片面性决定着它的局限性。而片面理论的局限性会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第一种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上，由于现实经济问题的特殊性质，会使某些理论显得特别苍白无力，而另一些理论则显得较为“风光”。第二种表现方式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人们会发现哪一种既有的理论也不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十分满意的回答。而这正是七十年代初以来，西方经济出现停滞膨胀后发生的情况。可见，当前所谓经济学理论危机的性质，正在于各种理论在新的经济现象面前都处于无力状态，都遇到了自身固有的限制。从理论本身的发展状况看，这似乎也是必然的：几种主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从形成至今，已有百多年、至少是五十年的发展历史：在当代专业经济理论家的笔下，它们都已经历了长期“精雕细磨”的过程，已很少再有新的理论命题提出：就是说，在它们各自所侧重研究和深入开掘的理论方面，都已穷尽到了一定的极限。
总之，当前这次新的理论危机的性质，就在于各种理论的片面性、局限性同时暴露。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概括为“理论片面性的危机”。
理论危机的性质往往预示着危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当前这场危机的结果，很可能是某种形式的理论“互补”和理论“综合”。这一推断并非黑格尔“正—反—合”题的简单应用，而同样是以经济学本身的现实状况为依据的。第一，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我们现在看不出还有哪一方面的问题尚未被作过深入的探讨；就是说，至少在近期内看不到发生新的“分裂”的可能。第二，各种理论已经分别从各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材料，人们对各方面问题本身认识得越透彻，也就越会认识到各种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越会产生将各方面理论有机联系起来以更加全面精确地说明现象的要求。事实上，这种互补和综合的趋势也已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正如《经济理论的危机》一书的编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理论发生了危机……是由如下事实证明的：在我们的眼光中，没有争议的理论体系在日益缩小而不是日益增大”；但是，“假如我们看到一种知识结构正在分化解体，最终会带来的东西——如果我们钻研一下任何科学的历史——将是一种综合了更多内容的新的结构”。(同上书，第271页，第8页)。
当然，我们不可能断言这种结果必然发生；但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对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说，综合的任务已经提出。
科学是没有国界，也是没有国别的。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同样也是这样。只有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具体环境以及科学原理的具体应用是有国别特色的，受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制约的，任何国家的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对科学发展作出的贡献，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笔者不以为存在着东西方两种经济科学，也不相信在基础理论层次上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从而，当我们谈论经济理论的危机时，我们并不是在说“西方经济理论”的危机，而是在说我们自己所献身于的那个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对这一危机抱一种与己无关甚至耸耸肩膀讥讽嘲笑的态度，不过是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入“圈子”。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前沿”问题的“认同感”，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要求的高标准；不这样自我要求认同，我们就永远不会走到“前沿”去。西方当然有西方经济的特殊的具体问题，我们或许并不必操心去越俎代庖，但任何具体条件下的具体问题同样都是基础理论某种缺陷的反映，值得引起每一个理论家的注意。
不过，强调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无国别性，既不否认西方有西方的具体情况，也不否认我们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我们所特有的问题。根据T·库恩的“科学危机”概念，我们无疑也在经历一种理论危机：旧的、传统的“范式”已经打破，而新的“范式”还未建立起来。这种理论危机的“国别特色”在于：它不是各种理论在不同方面充分发展后发生的“片面性危机”，而首先是一种“发育不良”的危机，其次是一种“无所适从”的危机。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却并不象马克思主义那样实证性地分析研究现实公有制经济中各种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及其导致的必然经济结果，而是在公有制、“同志式协作”等公式下一味地论证经济关系的万事和谐。在这一点上，它更象新古典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它虽然认为万事和谐的结果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却又不能象新古典理论那样认真深入地研究物质生产与物质需要的关系，需求偏好、资源合理配置等问题从来未在这种理论中占居重要的地位。同时，传统理论中总是一再强调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自觉的、由事前计划管理的经济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却又从不象凯恩斯主义理论那样重视研究预期判断与现实经济运动过程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恰恰集中了各种理论体系的缺点，而不是优点。
改革开放之后。在现实的严峻挑战面前，人们开始逐步走出旧的理论的狭隘眼界。但是，由于原有的知识结构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经济理论不可避免地陷于一种“无所适从”的混乱之中。一方面，新引进的各种理论的概论、方法、术语加上自己新造的名词，被放在一起使用，由于对它们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并无确切的了解而时常发生混淆、错乱和自相矛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各种理论的前提、背景、应用条件和精神实质缺乏透彻的理解，经常把它们“用错了地方”或“批错了地方”，被抛弃的东西，往往恰恰是一种理论的优点，而被肯定的，又往往是它们的缺点或恰恰不适合于我们的具体条件。处于这种状态下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已经比传统的理论能更好地说明现实问题了，但总的说来仍未摆脱“理论无力”，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困境。而与此同时，一方面由于理论上遇到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对策研究任务的紧迫，近年来轻视理论分析的实用经验主义倾向在某种方面不是削弱了，而是有所加强。
总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就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状况而论，就如同它的具体研究对象即中国经济一样，正处于一种以落后为根源的危机之中。这是我们的特殊的理论危机，而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应该具备双重的“危机意识”：一方面意识到经济科学在发展前沿上遇到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又充分认识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落后性。前一种危机意识能使我们及时地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各种理论，从而在利用各种现有理论成果时更加自觉，少走弯路；后一种危机意识则能鞭策我们少一些“无知的狂妄”，老老实实学习人类经济科学的一切先进成果，弥补起落后的差距。这绝不是一个“急功近利”能奏效的事，需要下真功夫，也需要从思维方式、判断标准等方面作一番深刻的自我反省，但又不能不存在一种“急迫感”：如若不能在一两代人之内走到经济科学的前沿，恐怕我们经济学家也要面临一个开除“球籍”的问题了。
樊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