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天总是湛蓝湛蓝的，但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的巴黎却阴的让人发怵……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德·波娃去世了，终年七十八岁，法国各大报都以头版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两天之后，当我出于尊敬(当然也有好奇)去参加波娃的送葬仪式时，碰到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群，其中有法国当时的总理法比尤斯和法国社会党总书记若斯潘，还有专程从美国来为这位世界巾帼之魂送灵的女权运动领袖。根据波娃的遗愿，她的遗体葬在蒙巴那斯公墓离大门不远的灰色墙根下，紧挨着萨特的墓，两人的墓碑上都没有任何头衔和颂词，朴素的象淡色的蔷薇和傲世的荆棘，这与周围那些高大气派、装饰豪华的墓碑形成鲜明的对照。
波娃之死在全世界引起反响，就连昔日唇枪舌箭的对手也禁不住为人类智慧之树上又一朵精神花朵的凋谢唱一曲挽歌。法国总统密特朗向报界指出，波娃是“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多次担任法国总理的右派领袖希拉克认为，“波娃的仙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法共总书记马歇说，“波娃远不同意共产党人的所有观点，她同我们的争论是毫不让步的，但我代表法国全体共产党人向她致意，因为她始终代表着我们社会进步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
波娃和萨特的关系即使在西方也是奇特的：一九二九年在法国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中，萨特获哲学会考第一名，波娃获第二名，当时她年仅二十一岁，成为法国历史上通过这种会考的最年轻的女子，此后她和萨特定下有效期两年但可无限延期的“共同生活契约”。抽象的哲学王国似乎对女性特别苛刻，波娃在哲学思辨上一直未能崭露头角，但她在文学这个感性的天堂里却是一名自由的天使。波娃一生主要以小说和回忆录名传于世，一九五四年她以《达官贵人》一书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声名大振。在理论方面，波娃最有造诣的是她的代表作《第二性》，这本书在美国的影响超过在她的祖国法兰西的影响，被誉为“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的《圣经》”。《第二性》自问世以来，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愈来愈显示出它丰富的内涵，当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讲究朦胧含蓄的老大民族来说，也许还很难习惯这种人性解剖刀直露的锋利。
女性的“精神断奶”
“女子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这是《第二性》提出的一句脍炙人口且富有哲理的名言。其实西方目前妇女解放的状况并非一个传统的事实，“惟女子和小人难养”这种古训也并非只是我们东方圣人的独创。虽说我们从古希腊的雕塑和文艺复兴的油画中可以找到西方崇拜女性的历史文化积淀，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中找到现代神话与古代神话的曲折姻缘，但在抽象的思想观念领域，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女性从未能真正甩掉精神上的苦难十字架，那还是夏娃在伊甸乐园里偷吃禁果后犯下的“原罪”。
女子从“天生”到“生成”是一种跨世纪的变革，也被称为女性的“精神断奶”。在“断奶”之前，对女性的价值判断(不管是否定的还是肯定的)一直是来自男人的世界。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说，“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对优良品质的缺乏”。在数学上先声夺人的毕达哥拉斯另有高论：“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子，而恶的法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子。”罗马法在西方的法学史上可谓经典的金科玉律，但这本古典法律大全在限制女性权利时引用的理由却出奇的荒唐，认为“女子是愚蠢的，因为她们既没有判断力也没有常性。”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在习惯上被称为“批判的岁月”，智士仁者们开始以一种新的观念评价他们周围的世界，诚如一位革命理论导师所说，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就在这场民主和人权平等的大雷雨中，女性作为人的价值首次得到洗礼，启蒙大师狄德罗说的“女人和男人一样属于共同的人类”这样一句平庸无味的话，在当时成了石破天惊的呐喊。但男子对女子传统的评判权并不是几声咀咒和国骂就能推倒的。就是那个为现代思潮鸣锣开道的怪杰尼采在二十世纪还说什么到女人那儿去不要忘记带着鞭子。
西方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是女性进入了社会和工厂，成为直接生产力的一部分，工业文明无坚不摧的经济冲击波改变了传统的价值判断标准。在以往以官本位为基石的社会，权力流通是社会轴承旋转的润滑油，攫取权力同时也就是攫取财富和社会地位。但在金钱本位的商品流通社会，一切都可以用经济的尺度来衡量，女性对同工同酬和直接参加社会财富分配的要求使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上帝的选择和自己的命运。“精神断奶”在西方原是用来形容知识分子群体改变自己对某一特定阶层依附的状况，女性的“精神断奶”则标志着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转折：在此之前，女性是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价值，但在此以后，女性获得独立的群体意识，她开始自己判断自己的存在价值，自己去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
其实波娃所倡导的女性“精神断奶”不过是萨特自由选择理论的延伸。所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实际上是对萨特“存在先于本质”这个根本命题的一种佐证和诠释。萨特认为人的本质不是上帝或一种普遍抽象的人性理论可以规定的，人之初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主观性存在，他是绝对自由的，是靠自己的“选择”来决定自己的本质和命运。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大战劫难之后的一种愤世嫉俗之作，是被毁灭压抑的人性绝望的呼唤。这是一种介入哲学，与官场失意后便去避世隐身、寒江独钓在情趣上是大相径庭的。
对弗洛伊德的反叛
在本世纪初崛起的弗洛伊德学说以潜意识的理论为揭示人类行为的奥秘找到了一条新的通道，打开了人类传统理性没有触及并且遗忘了的天地，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濒临崩溃的古典心理学。反理性主义的精神分析思潮当时在西方左翼青年和批判意识甚笃的知识界倍受青睐，时髦的意识流、荒诞派、超现实主义、未来艺术都在为这一思潮推波助澜。思想家在理论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把自己领域中获得证实的法则推而广之，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弗洛伊德也没跳出这一天数，他在完成修真炼性、安身立命的精神分析学说之后，就再也钻不出他那个“俄狄浦斯恋母情结”，后者成为他衡量一切的天平和施展宏图大略的开山斧，从这儿出发，他不仅要分析达·芬奇、莎士比亚、歌德等文学巨匠的“儿童性欲体验”，而且要找出战争、宗教和文化的深层起源。
波娃无疑属于最早那一批从理论上反叛弗洛伊德的知识精英，这种反叛与存在主义的兴起完全是同步的。波娃认为弗洛伊德虽然成功地描述了人性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维结构，但他却荒谬地把这一理论推向所有领域，把情欲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唯一动因。弗洛伊德的另一理论错误是把人类和生存着的个人都视为已有定命，战争不过是人类“死亡本能”和“集体神经官能症”的渲泄，“俄狄浦斯情结”是产生一切“宗教、社会、道德、艺术的源泉”。与此相反，波娃认为女性的真义就在于她是一个活的存在，生理上的差别和心理上的什么“情结”都无法规定她们生命的轨迹，她们是靠自己的价值选择来开拓自己的解放之路。
应当指出，具有强烈社会批判色彩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在对待弗洛伊德的态度上与波娃走的完全不是一条路。这些思想家在战时为躲避纳粹的迫害，大都去美国修炼过若干年，他们虽非弗洛伊德的真传弟子，却自恃有胆识把性欲学说推入社会改造领域，还别出心裁地要把弗洛伊德主义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的土壤中，而波娃则努力把二者严格分开。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那个被誉为“新左派精神之父”和“学生运动先知”的马尔库塞，虽说目前在西方的书摊上，马尔库塞那些旋风式的社会批判著作已倍受冷落，但在那个迫使戴高乐下台的法国六八年学生运动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着实地风流了一阵。马尔库塞的社会反叛理论使那个时代富有献身精神的青年男女们如痴如狂，他们日夜都在编织爱欲与文明的双色梦，个个都把自己视为窃火于人类的普罗米修斯。
波娃和马尔库塞都是六十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崇拜偶像，但两人的结局却不尽相同。随着苏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披露和索尔仁尼琴对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描述，特别是布拉格事件发生之后，西方战后左翼知识分子在论坛上一花独香的时代过去了，“幻灭”和“<SPS=0362>徨”的协奏曲伴随着知识界一个个孤寂和苦闷的灵魂，马尔库塞似乎早已成为传说中的绿林侠客，远离动荡的社会现实，人们只是在后来西欧“后工业社会”理论的独特性中依稀看到法兰克福学派变异了的遗踪。但波娃却始终声名不减，虽说她对男性世界的控诉在很多人看来未免感情用事，但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却愈来愈亲切，生前她一直是世界公认的女权运动精神领袖。
自从人们发现了个体的胚胎生成与人类的整体进化有相似之处这个伟大真理之后，把个体和系统等同起来并互为参照随之变成一种习惯的思维推论方式，从而造成论证的简单化和恶性循环，弗洛伊德的悲剧也在于此，他总是试图以他所发现的个体意识结构和情感法则来解释人类的文化发展。西方十九世纪是从复杂现象中抽象出简单规律的世纪，但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知识的探索趋向正在从简单的普遍规律转向复杂的具体。
凯恩斯式的“革命”
波娃逝世后，法国报界称波娃是“时代的一个标志”，认为本世纪在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面，只有凯恩斯的作品可以与《第二性》媲美，两者都不仅仅是提出了新的思想，而且为人们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在理论上对一个学者这般评论对男子来说也是一种殊誉。我们知道，凯恩斯是英国经济大师马歇尔教授的得意高足，循着学术上近亲繁殖的传统法则，他也在剑桥这个古老学府拿起了教鞭，那可是个牛顿从苹果落地悟到万有引力定律的神奇地方，挟着先辈们在知识创造和思想更新上的余威，凯恩斯以《就业、利息和资本通论》震撼了世界，在一九二九年西方危机过后的那个大萧条时代，这个思想界的“第三梯队”横空出世，一反过去倡导经济平衡与自我调节机制的古典经济学抑制通货膨胀的传统作法，积极主张以政府干涉来保证充分就业，从而使日薄西山的那条百尺长虫重新看到经济重振的曙光。尽管凯恩斯的理论在西方通货膨胀和失业齐头并进的现实面前已有背时之感，但他却在经济领域创造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借用一下在中国很走红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如果说凯恩斯是在社会需求这个层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波娃却是在更基础的生理需求这个层次变革了一个时代。君不见西方对避孕药和女子堕胎自由权的承认曾经历过怎样的变革“阵痛”，至今在有些文明国度仍余痛未消。
欧洲虽有十四世纪肇始的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两次对传统社会深层价值观念的强烈震撼，但直到六十年代兴起的女性解放运动之前，作为西方伦理观念支柱的基督教文化仍是维系两性关系和家庭组织的主要凝合剂。尽管宗教已被相继从科学、政治、哲学、艺术等领域驱逐出去，但家庭伦理仍是宗教固守的最后堡垒。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夏娃曾对亚当说：“上帝是你的法则，而你是我的法则”。这句话就是了解西方六十年代以前两性关系的钥匙。两性在经济上的平等和在观念上的平等并不是等同的，由于传统的惯性，在某些时候可以起先导作用的思想在另外的时候却可能迟滞半个世纪。现在已有隔世之感的两性差别观在当时代表了十分普遍的心理：文化智慧是男性的天地，女性只有自然本能，男性是理论抽象思维的巨人，是力量、创造和权力的象征，而女性只是情感的尤物，只能囿于感受和想象，头发长见识短。总之，就象古代要引用一条垂直线来证明一条斜线一样，男性的高贵所证明的就是女性的低贱。
波娃的《第二性》出版后一版再版，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至今仍摆在巴黎各书店畅销书普及本的柜台上，但该书在一九四九年问世时却是一个耸人听闻的事件，在舆论界引起轰动。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作者，以如此入木三分的犀利笔触，把个神秘的女性剖析的象冰块一样透明。 波娃的理论分析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理、病理层次，当然也凝聚了不少皮亚杰关于儿童认知的研究成果；第二个层次是心理、精神层次，阐述了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在人性问题上的区别；第三个层次是经济、社会层次，波娃在这儿提出了她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波娃的基本命题就是：决定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不是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因素，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正是后者造成了男性与无性之间的“女性”，一个人才会被注定为“第二性”或“另一性”。
在以往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理论中，经济决定论是最为深刻的，即认为妇女的最终解放取决于女子在经济上的独立。但波娃认为，女性的被压抑和轻视并非一个纯经济的事实，即便女子在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她的行为仍受到社会传统观念那个潜网的种种束缚，她也不是自由的。因为在人们心灵的墓碑上，已经深深刻下千古形成的信条：男子的使命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而女子的命运是生儿育女树德殉道。所以，要完全改变女性的非自由状态，就必须改变造就了目前男女差异的整个文化，这涉及到生理、心理和社会各个层次的价值观念。
西方在哲学本体论上曾分成对立的两大派，一派言“超越”(trans-cendence)，认为本体是超越现象和经验的，处在感觉无法企及的彼岸，另一派言“内在”(immanence)，主张本体即在我心，世界的真义就在人们的经验感觉之中。波娃十分巧妙地把这种分野运用到对人性的分析上，认为每个生存着的个人都包括“超越性”和“内在性”两个方面：在争取事业成功的坎坷路途上，人们需要超越家庭的利益和樊篱，把感觉向未来和宇宙伸展，但为了在疲于奔命时找到自我肯定，人们又是内在的，需要家庭这个避风港，以便停泊在社会风浪中波动起伏的生命之舟。但传统的文化将人性这两种特征人为地割裂开来，把“超越”只赋予男性，使他们日夜惦念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女子只能是“内在”的，永远走不出累累“情结”构成的怪圈，稍不循规蹈矩便会有“红杏出墙”之嫌。
本世纪是观念变革迭起的时代，想以一句口号、一个理论就推倒一种传统或实现一个“断裂”的大有人在。但象波娃这样，能够成为一面解放运动的旗帜，改变整整一代青年男女的生活方式，这在风尚和时髦经常变幻的西方也是少有的。
一九八八年八月
巴黎读书札记
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