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科学，我们的诗，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宗教，只是通到极深的一个古老得多的地层的上部泥层，我们必须准备在激烈的震动下，可以使我们的文化世界和社会秩序动摇到它们的根本基础所在。
——恩斯特·卡西勒
一九一八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学教员斯宾格勒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巨著《西方的没落》，在这以后，在过去的七十个年头中，人类文明的衰败一直是思想家议论的话题。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世纪的现实无论对于悲观主义者还是对于乐观主义者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一方面危机的阴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文化的冲突，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悬剑、生态环境令人沮丧地恶化和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长。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人类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进步，并享受着已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太平盛世。这一奇特的现象使学者的视野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式的历史哲学思辨转到对当代文明基础的研究。有人力图证明二十世纪的文明比传统社会更为理性、健全，基础也更为坚固。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深入把握人类下个世纪在文化、生态、人口、核冬天方面可能发生的危机。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均未擦亮那个历史占星家的水晶球。人们至今还不清楚：什么是推动现代化的动力？究竟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有哪些本质区别？人们无法从这些具体但零碎的研究中领悟到可以认识未来的智慧。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讨论和鱼龙混杂的著作中，弗里乔夫·卡普拉的新著《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一书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他的另一本书《物理学之道》是大家十分熟悉的①。本书超越了《物理学之道》的深度和广度，企图从西方兴起的科学文化中来寻找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各种弊端。无论在经济、生态、医疗、能源，还是在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作者都用他入木三分的洞见指出了我们时代面临的各种内在困难，指出这些困难有着令人惊异的同一性：它们统统来自于那些导致近几百年来人类迅速进步的西方科学(哲学)文化。
我认为，从蕴育了西方近代科学革命的哲学和文化根基中去洞察当代人类所碰到的形形色色问题的根源，这的确是一种深刻的探索。虽然至今社会学家尚未找到把近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比如汤因比就认为，原则上罗马帝国的文明和我们今天的文明没有本质不同；但有一点是大家共认的，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兴起和人对自然的征服是近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重要分水岭。这样，探讨这种使科学文明得以兴起又使其面临危机之中的文化结构就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它表明，从来人类面临的整体性危机都是一种文化危机，它根植于历史上形成但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某一种思考方式之中。
今天反科学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各种论调人们已经听得很多了。但卡普拉并没有加入某些哲学家和文学家主张重返科学革命前的魅力世界的大合唱。作者曾是一位科学家，他熟知当代物理最新进展，深知科技进步不可避免。他只是指出人类又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也许我们必须告别从笛卡尔开始的二元论而接受一种整体的世界观——他从控制论大师贝森(G.Bateson)提出的精神的生态学(Ecology of Mind)看到了这一点。
二十世纪末的科学领域已是一个望不到边的巨大森林，任何一个科学家想在其中自由漫步而不迷路是不容易的。而作者却从物理学开始，涉足于心理、生态和社会文化广阔的领域。其中很多部分如生物学、医学写得十分精采。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渊博的知识和修养。当然，由于作者涉及面太广，在某些他不熟悉的专业中外行话和理解错误难于避免，特别是他所陌生而好奇的东方神秘主义和中国古代哲学。但是，这几乎是任何一个勇于站在时代之山巅展望整个人类思想的所有思想家不可避免的失误，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本书的缺点还不如说是作者真诚而无畏的体现。
作为中国读者，我认为有一点必须警惕。这就是不要因作者对中国古典哲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的向往而昏了头。中国文化长期患有一种看来是自大实际上是自卑的病症。每当近代科学有了新的发现，而西方哲学家由于对当代西方科学不满而把这种新发现与东方古代智慧相比较时，就常常沉醉于“古已有之”的文化优越感之中。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批评都和这种文化本身是不可分离的整体。西方对科学理性的批评也只有在科学理性占主导地位并不可动摇地存在时才有意义。这种怀疑提醒着科学理性不要成为迷信。我们切不可把西方用于作为科学理性补充的解毒药当饭吃！
如果说，在《物理学之道》中这类倾向读者还比较容易识别，那么本书却由于它到达的深度以及这一深度所必然面临的困境都要求读者有更高的整体把握能力。我们应竭力和作者一起去进行反省而不是用其中片言只语来证明自己事先确认的观点。本书所展现的困境正是作者探索的深度和广度带来的。任何一个探索者在追溯近代科学文化深层结构时，一个巨大的困难是怎样把我们今后需继承的科学精神和规范本身和过时的思想区分开来。作者在批评笛卡尔二元论时就很难正确地处置它和笛卡尔关于思想清晰性和数学美之间的关系。作者几乎在所有方面都遇到这种悖论，他批判了把人看作机器的观点但又肯定了控制论有关机制和自组织系统等研究。应该说明，在英文中机制和机械原理很难区别，控制论把有机体看作信息自动机究竟和古典机械观有什么本质差别呢？是的，我们不能要求作者解决这一问题。在为未来开辟道路时，提出了问题本身就有意义。新的未来的整体世界观只有从这个时代的科学世界观中痛苦地诞生出来而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
德国当代大哲学家卡西勒曾说过：“对于改造世界，哲学永远来得太迟。”但是，除了艰苦地创造，我们别无他择，因为思想的危机只有通过思想来克服，对科学文化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作者对西方科学的批评，对近代工具理性的失望以及对东方神秘主义和古老有机观的向往，这一切都表明，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东方，我们都来临了一个需要新思想的纪元。今天是人类寻找智慧的时代！
① 该书以《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为书名收《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金观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