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曰“学术”，必有正襟危坐之肃然；却又言“小品”，则当幽默也，轻松也，自有一番趣味在焉。恰如“丛书编辑旨趣”所言：普及与提高的统一，落实在文章里是趣味性与学术性的汇合。在目前情况下，倡导学术趣味，而不求诸所谓“系统”或“深度”，未尝不是一种开拓。诚哉斯言！且看《燕口拾泥》(金克木著)的短小精悍，言之有物且有趣，再读《话说<金瓶梅>》(王行之著)的平易浅白，言之娓娓，不觉令人想到蜀中的“龙门阵”，——谈“学术问题”也可以如同聊天吗？出自老学者之手的《异学杂著》(徐梵澄著)乃门涉文学、书法，兼及中外古今，采纳众学，熔为“小品”。“异学”者，非诡也，奇之，乃博也，通也，又自成一家风格。冯亦代的《听风楼书话》漫步于美国文坛，兴之所至，信笔成文，悠游不迫，恬澹从容，读来自是别有一番意趣。《评论的评论》(高尔泰等著)是《读书》的老读者所熟识的，它选自近年所辟“评论的评论”专栏，今日浏览之下，颇有故友重逢之感。喜读“书话”者不可不读陈平原的《书里书外》， 与旧时书话不同，其既有买书、藏书评骘高下之雅(书里)，又有谈天说地扫描世情之俗(书外)。虽已不可见旧日藏书家于宋椠元刊中检索珍奇之雅趣，然而一位于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中艰难抉择的读书人，徜徉书肆的悲欢苦乐却更令人思与共话。作《西洋镜语》的苏炜，挂帆西去又学成归来，却始终未断那“七彩的梦”，因此读者于谈文谈艺谈西洋景的俏皮机智中不难窥见一颗诚挚真淳的灵魂。《文学的“意思”》(黄子平著)为“文学自由谈”的结集，读此你可知文学评论家也有不摆理论架子，潇洒诙谐，挺有“意思”的一面。吴亮的《秋白的独白》则是一份灵感的记录，它不期然而涌出，又不经意而记下。是独白，更是交谈——既已付梓成册，又岂不期望与读者交流？《梨园风景线》(徐城北著)是第一辑中唯一涉及剧艺的一册，却正道着“风景这边独好”。
此套丛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尚在于装帧设计的纤巧别致：一辑十册，皆作小三十六开本，大红为封底，封面配以林风眠的名作，且清峻且热烈，亦庄亦谐，浓淡合宜。
山此令人想到近日“学术贬值”之惊呼，此固然道出某种令人或忿然或嗟叹的社会现象，然若有痴心于书者不以“学术”为稻梁谋，而止置于“雅舍”中作“小品”读之，味之，岂非另一番情致？自然，这又涉及到是否有“雅舍”，及“雅舍”中是否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一位友人曾对我说起：我欣赏古罗马式的爱情：既充满激情，又具有理性的力量。面对新版的奥维德《爱经》(戴望舒译，漓江出版社)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这一册薄薄的小书，几千年来历尽沧桑，且不说自其问世伊始即遭禁绝(作者后来的流放也与此有关)，即今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中译本上，还令人惊异地印着“内部发行”的字样！那么这本出自《变形记》作者之手的书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呢？还是读一读英国文评家麦考莱的话吧：这两部书“都是有高度想象力的天才作品，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正如《唐璜》是拜伦的最伟大的作品一样，《爱的艺术》(戴译改为《爱经》)是奥维德最伟大的作品。他运用韵律和辞藻的才能已达到了顶峰，他的观察力的生动、精细是无可比拟的。”与许许多多的禁书相同，它是否有生命力，完完全全在于万千读者的去取抉择。
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散文类图书向见特色。继现代作家散文丛书之后，外国散文丛书又一册一册地从容问世，其素雅的封面在一片极富刺激的色彩中(近来外国文学类的图书多如此)倒独得一份清新。儒勒·列那尔的《胡萝卜须》(徐知免译)选译了这位法国现代文学家的三部杰作：《自然记事》、《胡萝卜须》和部分日记。当你细细读过之后，已无须对之妄赞一词了。如果你说：“真是如诗一般的散文！”那么他会告诉你：“我不写诗，因为我非常喜欢短句，而一行诗于我已觉太长。”真的，散文完全不必与诗攀附而显其佳。欣赏《胡萝卜须》的精致、凝练和犀利吧，一种直觉的感受是：“啊，散文！”(不过，这样一册书，印数竟只有九百本，不禁令人始而愕然，继而慨然了！)
在数十册以“女人……”、“男人……”作书名的图书中，《女性的危机》(顾涛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也许并不见得更吸引人。不过《读书》的读者若读过今年第一期上刊载的《女人的危机与小说的危机》，大约就会对之感兴趣了——它正是文章所评论的多丽丝·莱辛的长篇小说《金色笔记》。关于此书种种，这篇评论自有精当的论述，这里再引《米尔华基学院学报》的一段有关评述：“英国才华横溢的多丽丝·莱辛深入地探讨了敏感以及失望的现代女性的问题。很少有人象莱辛女士这样在此书中触及了一颗受了伤的灵魂……本书具有不同凡响的洞察力，使读者受益匪浅。”在人们开始思考两性问题的时候，图书市场适应了这一需求。能够有有关的更多严肃而严谨的好书出，将是读者的期望吧。
谈到今日美国艺术，我印象中只有劳申伯的肥皂箱和沃霍尔的“二百个甘贝尔菜汤罐头”。及至翻开这一册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和美国大使馆合作出版的《今日美国艺术》，(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著，范岳等译)方觉眼界大开，不禁为先前的无知而哑然失笑。不过面对种种与传统风格迥异的画幅，仍然令人想到“反艺术”这个概念。但在书中我读到新象征派画家米莉安·施内贝尔的一段话：“我的绘画是过去艺术发展延续的产物，而绝不是反艺术。它是这样一种艺术，能够爬起来，把头伸出窗外，做一些以前可能办不到的事情……在我的绘画中，我没有歪曲任何事物。我所选择的是在生活中已被歪曲的事物。……我的目标是展现出这样一种感情状态：人们真地可以走进去，让自己被它吞没。”是否因为我们没有勇气“走进去，被它吞没”，才常常处于困惑不解？当然，读这一部纸张、印刷、装帧皆属上乘(真是难得！)的画册，无论如何已是一种极好的享受了。
凡看过A·亚当斯摄影展览的人，总不会忘记《月出》、《沙丘》和《黑色的太阳》吧。《亚当斯：四十幅作品的诞生》(浙江摄影出版社)就是这位世界著名摄影大师晚年所写的一本创作回忆录。书中的四十幅作品，是作者从三四万张作品中精选出来的。从亚当斯对创作萌动和艺术构思的阐述，可以使人了解到为什么作者仅以黑白两色就赋予了自然以那样丰富而深厚的意蕴：“就各种艺术的表达方式来说，当重要东西被发现时，它就是一种生动的感受，来得突然，激发兴趣，并且无法回避。对我来说，这种能力并不是有意识能看到的东西或者是可以用字符记录的乐谱。也许，它是全部感受和本能的累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改变或取代它。”这是作者的幸运，也是作品成为不朽的奥秘。
近年《红楼梦》、《金梅瓶》续书种种也是一热。坊间书肆多作畅销书售。今齐鲁书社所出《金瓶梅续书三种》(〔清〕丁耀亢著，陆合、星月校点)两巨册却别有不同。装帧考究，纸张精良，版式设计疏朗大方，前有擘文析理之序言，后有分疏版本之校记。合《续金瓶梅》、《隔廉花影》、《金屋梦》为一编，虽属小说者流，却有学术著作之品味，可谓俗中之雅品，富庋藏之价值。于中亦可见出书社的一贯作风。
《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商务印书馆出版，杨德明著)是一部以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和微观经济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它以史论结合的方法，从学说渊源上，从发展源流上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立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现有的基本内容，回溯西方经济学说史，研究其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本书的内容一是对西方经济学对象论、方法论和西方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的概述；二是对这三者历史演变的追溯。前者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的研究我们有过，但未曾这样系统，杨德明同志为此作的努力显然是十分有意义的。另外，本书在它的每一章结尾都专设一节，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所述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评介。作者指出，对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析评介十分必要，但是欲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分析，作出令人信服的批评，是经济学者的一个重要课题。本书在这里只是作个尝试。
从普遍意义上说，发展是一切国家的主题，但是，基于各国的不同国情，构成发展主题的内容也就不同。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发展的主题是什么呢？周其仁、杜鹰、邱继成在他们的《发展的主题》(四川人民出版社版)中通过大量的资料分析，充分的理论论证，指出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作者认为，要完成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必须在同时完成经济体制的变革，创造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机制。这对我们当前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启发。
《发展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根据胡格韦尔特的《发展社会的社会学》编译而成。此书在西方社会学界影响比较大，曾再版二次，重印六次。从这本书读者可以看到，西方学者对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问题研究的变化与发展。六十年代后，人们对社会发展原因的分析已经从单一化发展到多因素的分析，认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原因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文化以至于人的价值观念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现代化并非西方化，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言。发展中国家只能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走自己的路。
国际关系理论在我国刚刚起步，开始，研究者们的文章、专著多重于介绍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在则进入可评介结合、突出评论的阶段。《冲突与合作》(仉世雄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一部这样的论文集。集子共收十五篇文章，它从纵向上较全面地反映了国际关系学从现实主义到传统主义到科学行为主义到新现实主义各流派的演变过程；从横向上较系统地介绍了国际关系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作者指出，西方国际关系学奠基人之一的汉斯·摩根索曾生动地把国际关系理论比作“油画”。这部集子作为一种介绍，也就是一幅更为粗疏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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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