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大家很容易想到西方的批判理论，例如将近半个世纪前才华卓越的德籍犹太人本雅明。《读书》的朋友、远在美国费城的唐小兵，于大都市生活的烦嚣中想起了此人之论波特莱尔；本刊的新作者、就在北京工作的张旭东，也在这时为我们介绍了同一主题。这反映了关心中国现代化的知识层面的共同心态。毫无疑问，从对现代化和商品经济的朴素的无保留的肯定，发展到今天必须抉示其必然产生的负影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倒退。问题不是要反对商品经济，而是必须建立必要的社会机制，而救治它对文化的负作用。
《读书》以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为其使命，今天自己当然也处在这种“两难”的境地。年来为此而发的牢骚、抱怨，已颇不少。现在明年杂志已经征订，我们在这种处境中，实在不敢作出什么特别的许诺。所能做的，只是尽力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继续探索、反映、认识中国的种种事情，为他们提供一些有用的精神资源。《读书》近十年，定价翻了两番还多(0.37元→1.80元)，处于体脑“倒挂”状态的中国知识层，他们的收入一般说不会有与此相应的增长。照此说来，凡是订阅《读书》的读者，无不对自己的物质生活作了牺牲，我们深刻地领会诸君厚意，特别在此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