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未来学是一门从社会学、政治学、宏观经济学、哲学和人类文化学中发展起来的边缘学科。一九四三年，在美国执教的联邦德国政治学家弗莱希泰姆首次提出“未来学”的概念，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紧接着具有未来学研究中心地位的美国哈德森研究院院长卡恩的《二○○○年》一书问世，从而为未来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七十年代，美国社会预言大师托夫勒发表《未来的震荡》，罗马俱乐部推出《增长的极限》，卡恩又写了《即 将到来的事物》，使未来学名声大噪。进入八十年代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更是轰动一时，自此，未来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成了和美国的名字相连的宠儿，美国被公认为是未来学人才荟萃的中心。最近两年，美国这块风水宝地又猛古丁地钻出一个印度血统的著名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Batra)，他的《一九九○年大萧条》以预告世界末日的语言刺激了世界读者的胃口，被美国《纽约时报》列入八七年十五本非小说类畅销书。中国现在的翻译大军在译书的数量和速度上都有惊人的提高，这本书已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译成中文，该公司第一副董事长唐克先生还亲自为译本作序，足见这本书在中国企业家心中的份量。
大萧条的阴影
《第三次浪潮》当年在中国发行五十多万册，引起初敞门户的中国人一阵青春期骚动，这次的《一九九○年大萧条》看来不会有这种“轰动效应”，因为这两本书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属于未来学中的“乐天派”，后者则是“悲天派”。在温饱线上作着各种色彩变迁发迹梦的人们是宁可保持对未来“大好形势”的“乐观情绪”，也不愿体味一下自讨苦吃的“忧患心理”。
作为一位寻求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作正确阐释的周期学派分析家，巴特拉的预言让人恶梦迭生。一九二九年的那场动摇西方文明根基的大萧条至今令老一辈创业人嫉恨新一代娃娃们过得太滋润，不知血本赔尽是啥滋味，那时的股票、物价、利息率、工资象洪水破堤一样跌宕而下，人们长期垒筑起的心理支柱在一夜之间崩溃了，大规模的贫困在瞬间把人类推到地狱的边缘。根据巴特拉的预言，这一惨景将在一九九○年卷土重来，而且要持续六年之久，这真有点象现代超现实主义艺术奇才达利(S·Dali)的静态时空荒漠画面一样让人心灵震颤。
早在一九七八年末，巴特拉就曾作出五项耸人听闻的预言：1.伊朗国王将在一九七九年被一次革命推翻，宗教精神领袖霍梅尼将出山掌玺；2.在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间，伊朗和伊拉克将爆发一场至少持续七年的血战；3.在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间，欧洲将会经历一次严重经济衰退；4.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间，美国将发生大萧条，进而转变成世界经济的空前劫难；5.在九十年代的世纪转折点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都会发生根本变迁，随之而来的是全球性黄金时代。现在前两项预言都奇迹般应验了，第三项似乎已成为天方夜谭，剩下的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大萧条和还在云朵中的黄金时代。
巴特拉在论证他的预言时首先采用印度著名博学人物萨尔卡在《人类社会》一书中阐述的社会周期规律理论，把社会发展的长周期象切萝卜条那样分成劳力者、尚武者、智者和聚财者四个时代，认为西方文明到商人以金钱为支点旋转乾坤的十四世纪中叶已完成一个长周期的变迁，现在又发展到“聚财者兼劳力者”这样一个时代转折点上，巨额财政和贸易赤字、家庭解体、离婚率上升、吸毒、酗酒都是这一时代的典型特征。以这种历史周期理论为基础，巴特拉分别对美国的货币、通货膨胀和政府管制的长周期波动轨迹进行跟踪研究，得出他“一九九○年大萧条”的惊世箴言。
巴特拉是个信奉传统历史决定论的经济学家，如果说他在经济分析上颇多令人三思的真知灼见，那他在历史哲学上还没上完幼儿园。他认为美国经济每十年至少有一次衰退，每三十年或六十年有一次大萧条，萧条蓄之愈久，爆之愈烈。上一次大萧条是在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隐患已积累了六十年，并且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西游记中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方能取得真经、终成善果的天数论已被本世纪初历史哲学的脱俗和尚们不知诵念了多少遍。然巴特拉关于财富集中和巨额预算赤字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参数的看法的确让人受益匪浅。美国二十年代财政政策的巨大失误就是让将近百分之一的家庭掌握了国民财富的三分之一。根据巴特拉的同构分析，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各种参数与二十年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难免人们不昼夜作恶梦了，而凯恩斯经济学、货币主义或里根供应学派都有可能随这恶梦一起破碎。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全球股价狂跌的“黑色星期一”还让人记忆犹新，那场泪洒血染华尔街的大风暴把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香港等世界金融中心吹得象推倒的多米诺骨牌，让多少金融豪客捶胸顿足，呼天号地，痛不欲生。这难道就是一九九○年大萧条的前奏？
未来学家一条秘不宣人的铁诫就是话不能往绝处说，深悟此道的巴特拉宏论天下之后也抛出一副起死回生的治世药方，告诉人们可能的应急措施和创造新社会的改革途径，但这只是为日后的解说留下的活路。
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主体人格的两大固有特性，前者的病态发展会演变成隐身避世乃至断尘出家，后者弄不好就成了发高级牢骚和骂娘。
未来学家们的忧患意识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社会发展失衡性指数增长的清醒认识。根据一个古老的波斯传说，一个国王和朝臣对弈败北，许下可以满足任何要求的诺言，然这位聪明的朝臣要求的却是收取在棋盘六十四个方格中按指数放上的米粒，即第一个方格放一粒，第二格两粒，第三格四粒，如此类推下去，国王连想也未想就首肯了，结果到第四十格时已达一万亿粒米，倾国王全部库存也无法偿清。这就是未来学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描绘的指数增长，这份由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米都斯教授领导的十七人研究小组在一九七二年公布的报告考察了限制社会增长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自然资源和污染，并以马尔萨斯式的语言道出人类所面临的从化肥施用到城市扩大都在按指数增长的困境。
又过了近十年，美国善有惊人之笔的著作家里夫金(J·Rifkin)和霍华德合写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用几乎同样的语言描写了可怖的指数增长：
“人类人口达到十亿花了二百万年，但增加第二个十亿只用了一百年，第三个十亿只花了从一九三○到一九六○这三十年，增长第四个十亿只用了十五年，一九七五年世界人口达到四十亿。按目前百分之一点七的人口平均增长率，到二○一五年人类总人数将达到八十亿，二○五五年将高达一百六十亿。”
中国传说中的愚公是很懂这个指数增长秘诀的，所以会有子孙延绵不绝，千秋万代搬山的妙语，只是他完全没有考虑子孙的口粮和生活水准问题，因而也不会有“忧患意识”。
里夫金倡导的熵的新型世界观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利高津的不可逆转时间观有明显的吻合痕迹，只是后者的“耗散结构理论”在茫茫黑夜中划了一道闪电，而前者的封闭式内耗结构理论在忧患的心头又布下层层愁云。里夫金把时间观念由循环往复到直线性流逝的变化用于解释历史观的变迁，认为决定哲学、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未来发展的是熵的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与统治过一个时代的牛顿一笛卡儿世界观是根本不同的。古希腊神话曾把历史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器时代五个阶段，从鸿蒙初辟的莺歌燕舞到铁器时代的尔虞我诈，历史在不断衰亡，这都是由于潘朵拉打开了罪恶之盒，直到宇宙达到极度混乱，上帝他老人家实在看不下去，才出面指点迷津，于是一切从新开始，历史就是这样从无序到有序周而复始、循环不止。基督教摈弃了古希腊的循环观，把历史看成一个线性衰亡过程，从创世、原罪到赎罪和最后审判，人类永远不会改变这先天注定的堕落命运。“进步”这个目前人人都在以此自诩的概念是十八世纪中叶才产生的，一七五○年法国经济学家和政界人物吐比古在一篇论文中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等列祖列宗提出公开责难，首次把历史看成直线发展的累进过程，历史“进步”的观念从此成为资本主义在弱肉强食中高歌猛进的重要心理平衡砝码。但让人忧虑的是，以非再生资源为代价的工业时代在时间上还不足人类历史的百分之零点二，然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增长却发生在这个时期。熵的悲壮定律最终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观察角度，从钻木取火到煤、石油、核能和太阳能，这不再只是代表着人类进步的上升曲线，同时也是人类走向耗尽能源的衰落曲线。熵的定律是让人沮丧了，但科学新观念并非总是让人欢欣鼓舞，也有忧患和“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
事实上，从斯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都反映了一种浓重的民族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强化了时代变革精神和超越经验的心理。
欧洲人的傲慢
初到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先贤祠大学)叩响深院大门时，我就感到一种历史的沉重。它的前身是十三世纪中叶创立的索邦神学院，是欧洲最早的几所大学之一，创立之初曾成为一人之下，万灵之上的宗教法庭，长期充当正统保守势力的堡垒，十六世纪曾斥新派耶稣会为异端，十七世纪打击过冉森教派，十八世纪又常与启蒙大师们过不去。虽说现在校院里矗立的雕像多是开辟理性时代的伟人，以往的经院迂腐习气也被拉丁区的摩登春风吹得荡然无存，但那种欧洲人的傲慢劲却时常从教授们的言谈中流露出来：美国有什么思维创造？未来学？那不过是可口可乐加口香糖！
说句良心话，未来学的许多先驱思想是在欧洲萌生的，这并非吃了几年法式面包就也神气起来，而是欧洲未来学的发展的确有它自己的道路。早在三十年代末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瓦尔特·本雅明就在一篇题为《技术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的文章中提出一个本质性的命题，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使社会从一元向多元转化。一九五四年，柏林大学教授罗伯特·容克发表了《未来已经开始》一书，在刚刚治愈大战创伤、期求繁荣安定的欧洲知识界引起震动。一九七三年，容克在《人是关键》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未来学理论，认为新的科学技术已经进入一个批判时期，在二○○○年以前，危机有可能变得异常尖锐。他运用大量事实来论证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这表现在多数人还未意识到的，但就在我们周围的新价值观念，新处世态度，新人群团体和新社会结构上。因此，只有适应未来变化、运用崭新思维方式的“人”才能转变走向灾难的进程，才能改变把人异化为产品的社会。从血脉上说，容克的思想是德国社会批判理论的继续，不过他的丰富想象力使他斗胆直闯未来学龙门。
在法国，未来学的发展带有更加思辨的性质。一九六四年，法国哲学家加斯东·伯尔热在他的《时间现象学和社会展望学》一书中提出“社会展望学理论”。从此，社会展望学(Prospective)成了法国未来学的代名词，而提到美国未来学则用futurologie一词，以示发明权上的区别。伯尔热通过对时间进行现象学的考察来论证社会展望的可能性，指出社会展望学不是依赖某些本质性的抽象规律，而是依赖于现象的具体预测。他从理论上阐明所谓“人本身会变成机器”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对未来抱乐观态度。法国在未来学研究上比较有成效的是巴黎“应用社会展望学研究所”的主任安德烈—克里蒙·德库伏雷，他从一九七○年起不断抛出压阵著作，一九八○年出了《二○○○年的法国》一书，直露盖世锋芒。他认为社会预测可追溯到古代的占卜算命，但从本质上讲，乌托邦和科幻小说都是把未来当作想象的对象，而未来学或社会展望学则是把未来当作行动的对象。他甚至在未来学和社会展望学之间作出微妙的区别，认为未来学运用的方法是“预言”，而社会展望学运用的方法是“推测”。针对美国卡恩领导的哈德森学院以前公布的一百项到二十世纪末可能完成的重大技术革新，他介绍了法国《未来的身影》一书中所列的从一八○○年直到二一○○年的重大技术发明，遍及交通运输、信息通讯、材料制造、生物化学、物理五大领域。目前，法国政府把“信息启蒙教育”和“高速普及信息知识”作为一项重要施政国策，这使未来学在法国成为新的研究热门。
在欧洲知识界引起最大争议的未来学家还是英国剑桥大学出身的加拿大人马歇尔·麦克卢汉教授(由于他的理论特色完全是欧洲型的，我们暂且把他算作欧洲未来学的代表)，他也被视为传播学的重要创始人。一九六四年，他的代表作《古登堡星系：印刷人的产生》问世，在整个西方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赞赏、质疑、反对的声音汇成一片，不几年，研究麦克卢汉的书蜂拥而至。麦克卢汉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是从手抄字母文化向机械再生文化转变的时期，而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即从书写印刷视觉文化向电子信息同时性、口语性文化过渡的时期。他还认为由于印刷技术使我们过分依赖于视觉而造成一个左脑支配的社会，这个社会产生了工业化、军国主义、华尔兹舞、下意识、三维世界、电影、侦探小说、马基雅弗利主义、精神分裂症……现在新的信息时代来到了，它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出乎意料的东西呢？麦克卢汉还认为，中国的印刷技术知识所以没有带来历史性的转变，是因为中国的印刷没有实现商品性的再生，而成了新的祈祷注经工具。后来麦克卢汉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传播媒介上(包括话语、货币、文字、时装、电视、电子信息)，认为新媒介组成的新环境会改变我们的艺术、宗教、哲学和政治经济结构。我们平常视作“形式”的那些东西其实本身就是内容。新环境是个“潜意识的汪洋大海”，人们象鱼儿一样，不知道自己是水中君子。
从特点上说，美国的未来学运用的是实证方法，力求掌握尽可能多的资料来作战略分析，而欧洲未来学则仍具有传统的思辨性质，注重理论创造上的深度。美国的未来学主要依附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而欧洲的未来学则更侧重于整体文化的探索。当然，这种区别并非绝对的。在欧洲知识界当中，不少人认为美国贫乏的历史使他们缺少智慧驰骋的疆域，但这种傲慢已逐渐被信息社会的迫近打破，欧洲人已开始认真地考虑，过于沉重的历史是否会削弱对未来的追求欲望，而且欧洲各国政府也都期望“信息革命”能象当年的“绿色革命”改造农业结构那样改造工业结构，从而走出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危机，这些都是未来学和长期战略研究走红的原因。
从哲学的角度说，未来学的产生也有它的必然性。在人们目前的知识结构中，主要的认识对象是现在和过去，主要的认识方法是经验的和逻辑的，随着科学的进展，人们的认识必然向未来伸展，未来学的产生就标志着人们从反思的时代走向想象的时代。
一九八八年九月
(《一九九○年大萧条》，莱维·巴特拉著，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译，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2.50元)
巴黎读书札记
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