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茨曼首先将雇员的报酬制度分为工资制度和分享制度两种模式，与此相应，资本主义经济也就分成工资经济和分享经济。分享制是把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应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工人与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达成的不再是具体规定每工作小时的工资这种合同，而是确定工人与资本家在厂商收入中各占多少这种分享比率的协议。在威茨曼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所产生的滞胀是根源于工资制这种过时的劳动报酬模式。因此，为了保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一致性，需要根本改变雇员报酬制度。
威茨曼认为要在纯宏观管理的玄虚的高空战胜滞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宏观的而恰恰是微观的行为、制度和政策问题。威茨曼在《分享经济》一书中所采取的分析方法显然与凯恩斯以及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不同。凯恩斯提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增加支出，扩大需求，以便解决失业问题，使资本主义经济趋于稳定。这已越来越被人们认为不足以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的困境。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是由生产要素供给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必须从调节生产要素供给和调节生产要素成本、价格着手来应付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结构性”失业，从而达到消除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目的。
在资本主义看来，制止通货膨胀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同国民经济中产量的增长相适应。所有这些办法，看来都难以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
在威茨曼看来，工资制是滞胀的病源，因为工资制的基本原理深深地根植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经济的均衡思想之中。在均衡的条件下，工资制是在各种不同的职业中分配劳动的理想工具。但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整个国家都陷入解雇工人和削减工资的惶惶心情之中。工资制是一个危险的时代错误，这个制度亟待替换。因为当经济中发出收缩信号时，工资制的最初反应不仅是把人们抛入失业队伍，而且还加深衰退，放大负效应，直至使经济陷入主要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恶性循环。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改变劳动报酬的性质来触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并直接在个别厂商层次上矫正根本的结构缺陷。
分享制相对于工资制而言，确实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从长期来看，抽象掉失业、各种干扰波动以及不均衡轨迹位置的最终影响，这两种制度都趋向于同样的长期均衡。但是，就短期而言，当工人和资本家签订合同以后，分享制就意味着：当更多的人被解雇时，工人的报酬会自动增长，当更多的工人受雇时则相应地下降。相反，在工资制下，一个在业工人的收入不受其它工人的受聘或解雇的影响。这种差别的产生，是因为在工资制中，对厂商来说，劳动的平均成本始终等于雇用一个额外单位劳动的边际成本。而在分享制下，劳动的边际成本总低于劳动的平均成本。正因为如此，实行分享制的企业“天然具有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的偏好”。
分享制相对工资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当分享经济偏离平衡时具有更强的返回均衡的能力。实际上，当分享制受到干扰时偏离均衡的程度并不亚于工资制，但是我们不是看一种经济制度的运行是否比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运行更接近于均衡，而是看它对不均衡反馈方式的区别。分享经济对不景气的短期反应是把雇佣的劳动量保持在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将不均衡表现在价格上。而工资制的反应是保持均衡价格，让就业量下降。从长期来看两种制度都同样趋向均衡，但它们的短期行为则大不相同。工资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仅仅以微弱的校正力缓慢地改变工资这种粘着性较强的经济参数；而在分享经济中，对劳动额外需求的直接强作用力形成导向充分就业的强劲势头，甚至当分享系数普遍不适当时，也仍然使整个经济保持充分就业。所以，在偏离均衡时分享制比工资制更具有返回均衡的弹性。
分享制不仅可以在经济不景气时保持充分就业，而且“分享经济比工资经济具有更小的通货膨胀倾向”。就分享制无论如何都有助于吸收失业劳动而言，它给政府提供了稳定币值的更大的自由，而不必担心这样做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在分享经济中，任何价格变动都能自动地反馈给劳动成本，这种分享经济总是有较少提高价格和较多降低价格的倾向，每一个分享企业的行为就仿佛它已经把工人的报酬钉到产品价格上一样。这样，分享经济由于其企业的劳动成本和产品价格直接挂钩，因此“就具有了内在地反通货膨胀的倾向——因为提高价格对企业来说是代价昂贵的事”。
不过，威茨曼把滞胀的原因全部归结为工资制未必恰当，而且分享制也未必是象他所说的那样，是医治滞胀的万应药。资本主义实行工资制已具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滞胀问题是从本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把这二十多年出现的问题全部归结为实行几百年的工资制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工资制和分享制也长期并存过，但到了本世纪初工资制完全代替了分享制，分享制也并没有显示出它的威力来。所以威茨曼反复强调，“如果仅仅一个企业单独从工资制度转向同等的分享制度，这个企业的产量和就业量会增加，价格和人均收入会降低，每个工人的报酬也会减少，”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分享制是行不通的。“如果全部(或相当多数)的企业转为分享制度，经济会产生平衡扩张效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会实现充分就业，因而使得总工资额增加，所以有效需求也就增加。有效需求的增加又使得价格、人均收益、劳动报酬趋向稳定，整个经济会自动地朝着更高的就业水平挺进。所以，要使分享制发挥威力必须是大部分企业实行分享制。由此看来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如果只限在局部进行，就往往难以出台甚至会得到与预期相反的结果。经济改革除了要在时间上考虑配套外，还要在空间上进行配套。
这一点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表现得就特别明显。如对价格的改革，我们调整了初级产品的价格后，产成品价格也随着上涨，结果形成了轮番涨价的格局，使价格调整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们的心理负担。因此，我国价格改革必须配套进行，尤其是和工资改革的配套进行，对价格单方面的改革不会收到预期效果。
分享制相对于工资制来说，的确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比如劳动人口迅速增加，在分享制下厂商就愿意吸收大量工人进厂，扩大就业；当需求突然收缩时，厂商也不会减雇工人，在宏观上它有助于解决滞胀，微观上也使厂商更加关心工人。分享制下的工人，就相当于买方市场下的消费者，有充分的选择自主权。看来以分享制代替工资制是有一定好处的。
但是应该注意到，从工资制过渡到分享制的最大障碍就是宏微观损益的不对称性。从工人方面来看，工人对劳动的报酬制度的选择只重视报酬数额的大小和稳定性，而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报酬制度，更不注重给宏观造成的影响。从厂商方面来看，厂商也只仅仅重视报酬数额的大小。因此，改革劳动报酬制度的形式就象解决环境污染一样，最终需要政府的参与。这里所说的政府参与和凯恩斯所强调的政府干预不一样，这里所说的政府参与不是指政府去强制改革工资制度，把分享制强加给企业，而是在政府的帮助下使企业尽快接受分享制。威茨曼强调，为了实现工资制向分享制的一揽子转换，首先要利用各种宣传工具，使分享制给社会带来的良好宏观效果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制定一个强有力的强调意识、教育、信息的全国性计划，以便把社会责任感注入集体协议之中，通过这种强有力的计划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形成一个实行分享制的公共舆论，使工会、公司和普通公民都了解采用分享制的目的和采用工资制的危害。建立专门的咨询服务机构，并配备专家解释两种报酬制度的优劣，造成赞成分享制反对工资制的社会气氛。政府应当成立专门的分享制度实施部门——“分享计划处”，由“分享计划处”来制定分享的标准。
可以看出，威茨曼主张在分享制取代工资制这种改革之前，必须作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而我们在改革中往往忽视这一点，我国的改革包括农村的改革在内并不是在有充分理论准备的条件下发动的。所以随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所引起的连锁的认识也就愈困难，因而改革也就愈难深入下去。因此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除此之外，威茨曼还建议政府利用各种强有力的税收手段刺激企业实行分享制。具体的办法是把劳动收入分为工资收入和分享收入两个部分。对这两个收入部分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对工资收入部分建议政府按现行办法征税，对分享收入的部分建议政府适当免税或提高征收点，降低税率等，从税收政策上给分享制以强有力的支持。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国在扶持贫困地区的发展的政策上，往往是倾向于给贫困地区拨款，而这些钱拨下去以后，由于地方上的不正之风，往往被挪用来购买豪华小汽车或建造高级宾馆，要不就是象撒胡椒面一样家家户户分上几十元，结果这些钱都被一一吃掉，使资金的利用没有“造血功能”，这样就不能使落后地区从根本上找到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于其这样，不如对贫困地区实行减免税收政策，刺激生产，活跃贫困地区商品市场，从政策上来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威茨曼还特别强调了实行分享制必须摒弃对过时的劳动报酬的迷恋，工资本位制并不是神力、自然法则或者甚至人类本性普遍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人们的观念必须从工资制的泥泞中解脱出来，改变这些传统的观念。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任何改革思想都会与传统观念相冲突，传统观念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削弱人们的改革意志，如果我们不能首先从思想上解放出来，向传统观念挑战，那么任何改革都将无法得以实施。我国的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就必须冲破小农经济观念，树立商品经济观念，否则农村的深化改革就不可能有更大的突破。
不可否认，在分享制的条件下，工人的工作环境的确会得到改善，个人收入也可能会提高，这会刺激工人的积极性，从而在能够为资本家带来更多利润的前提下刺激资本家，扩大再生产。但是，仅仅用分享制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滞胀问题还不够，必须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寻找产生滞胀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这一点威茨曼做得是不够的。威茨曼利用分享制来帮助资本主义经济改善微观结构方面的缺陷，从而摆脱宏观方面的困境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因为他把滞胀的原因全部归因于工资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工资制与政府干预相比，是政府的干预带来滞胀或是工资制带来滞胀呢？而现实恰恰是在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之后才出现了滞胀。另一方面，他忽视了造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垄断。按威茨曼的观点来说就是，在工资制下，由于工资的刚性，当经济不景气时，为了保证一部分工人的工资不下降，必然造成另一部分工人失业，从而产生滞胀。实际上垄断造成的价格刚性比工资刚性大得多，而且现在的垄断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垄断，而是一个垄断组织。正是由于垄断价格的性才导致了工资的刚性。同时，由于一定时期内劳动力价值是一定的，而工资变动的弹性也是有限的，因此建立在工资具有充分弹性观点之上的分享经济，也是很难实现充分就业的。
最后，要说的是，不论分享制的效果如何，威茨曼所提出的这种分析的方法无疑是很有价值的。现在，西方已有百分之十五的企业实行了分享制，我想，分享制对滞胀的医治效果如何，事实是会作出公正的回答的。
(《分享经济》，[美]马丁·L·威茨曼著，林青松，何家成 华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第一版，0.64元)
王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