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家来说，余华似乎是太过于古怪和不可思议了。他用传统的方式讲故事，而他的故事却出现了许多根本有背于传统价值的心态与意识；他在小说中作着近乎冷漠的叙事，但其中的故事却刺激和震撼着我们的感觉。余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解的谜，他似乎在打破常规，但他的打破又全无自觉；他似乎在随心所欲地写作，但这种随意又构成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创新。无论如何，古怪的余华用他的小说虚构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着暴力、无序的混乱与残忍，而这一切又如此平静，如此安宁。正因为如此，他使我们既要抗议和拒绝，又被吸引和诱惑。余华不是个红极一时的作者，但他和他的同代人一起在进行的小说实验则在动摇和消解着我们意识的基础。而在他们中间，余华展现了他的特异性和独创性。是否可以说，余华是一种新的文学意识兴起的征兆和信息呢？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感到了余华给我们的启示。
一
我们随意翻开一篇余华的小说，就会发现其中的核心是暴力。余华好象迷上了暴力，他总在虚构着一个又一个关于暴力的故事。暴力对他来说始终处在意识的中心。在《四月三日事件》中，“暴力”表现为一个少年的恐惧，在《一九八六年》中，“暴力”展现在那个疯子对古代的刑法的兴致勃勃的实验中，而在《现实一种》中则有着无穷无尽的暴力，一家四口人在莫名其妙的相互屠杀中结束了生命。在余华的小说中，暴力似乎是日常生活的常态，是唯一值得关注的东西。最让我们震惊的是，余华在对待生活中的暴力和暴力造成的恐怖时的安宁和冷漠，他的叙事文体异常的平铺直叙，异常的平淡和写实，他几乎对五四以来“白话”语言中最为突出的抒情的和强烈的成份毫无兴趣，他只是淡淡地讲述着有关暴力、死亡和恐怖的故事。在余华的世界中，暴力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偶发事件，他从不突出暴力的阴暗的一面，他只是将它作为一种常态，一种熟识的惯例，一种宿命来接受的，而这种接受对他来说是如此地合于自然。
与马原、洪峰、叶兆言等实验作家不同，余华从来不使用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叙事者，他都是以“静观”式的第三人称来讲述他的故事，而且他从来没有兴趣在故事的进行中制造马原式的叙事混乱，而是以一种古典式清晰来虚构他的故事。他从来都显得很有条理，很有逻辑。余华不是一个小说的破坏者，而是一个沉浸在小说的常规中的“说书人”。一切似乎笼罩在一种平静祥和之中，但在这里却发生着最为耸人听闻的暴力的事件。在他写得最为精彩的《现实一种》中，我们惊异于其中叙事的平静和观察的精细，余华摒弃了一切议论和多余的抒情，只是专注于观察事件的进程。山岗、山峰两兄弟和他们的儿子皮皮及皮皮的堂弟的死亡是一种怪诞的循环。首先是皮皮象玩一样地摔死了他的堂弟，接着为了报复，山峰又踢死了皮皮，而山岗又把山峰绑在树上，用肉汤勾引狗去舔他的脚心，直到他被整死。接着又是山岗本人的死和被解剖。这是一个完全非常规的世界，理智与人性面临着完全的崩溃，人在暴力中溶化和消失了真实的“我”。但其本文的进程却是漠然的，毫无情绪化和感情的流露。作者好象在讲述什么无聊的故事一样地显得无可奈何和安宁平静。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尖锐的反讽和二元对立。作者使用的语言是平静而安宁的，但语言所包含的意义和事件是暴烈而混乱的，他的小说的叙事方式是传统的，而内含是现代的。我们发现了在余华的本文中，语言与意义之间出现了剥离和断裂。在有序的语言世界背后却躁动着无序的实在和意义世界。余华仿佛在用语言来压抑意义的骚动，但无穷无尽的暴力却冲出了语言的栅栏，成为弥漫性的东西。这样，余华的小说本文变成了一种自我解构的本文。语言在破坏和消解着意义，意义也在消解和破坏着语言。本文在自我消解中完成了自身。
这里的自我消解其实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意识配景，余华小说中的意义与语言的分裂所揭示的，是生命的本体及其表现“欲望”对语言的反抗。在人生活的世界中，语言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使用语言，语言给予世界以表述，但语言也就成了控制和压抑人的东西，离开语言无法思维，而运用语言思维本身就限制了人的可能性。语言构筑的世界取代了真实的世界成为人的唯一的实在，人迷失在语言之中。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只要我们粘着文字和它的含义，我们便无法接近物象本身。”(《形而上学序论》八七页)语言是一切意识形态幻觉的基础。在余华的作品中，暴力变成了嘲弄和反抗语言统治的方式，成为一种人类宿命和无奈的“征兆”。《一九八六年》就是一次人类苦难的语言展览。这是一个带有幻想性质的作品，它写一个失踪的教师曾仔细地研究中国古代的刑法，这些刑法的语言表现他已了如指掌，但它们被闭锁在语言之中，与现实世界不再发生联系，因此，这个教师开始将这些刑法使用在自己的身上，在使用时大喊着刑法的名字。他变成了一个疯狂的个人，他使宁静地归于历史的语言回到了这个世界，“疯狂”变成了一种超越的方式。对于疯人来说，语言的压抑和控制被他超越了，他的感官体验了生命本体的意识。但对于小说中的疯人过去的妻子和女儿来说，他的行为是完全不可理喻的，是超出一切逻辑和语言解释的范围的东西。疯人被人类所摒弃了，因为他的处境和行动是对人的一次挑战和冲击。
余华的另一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也是对语言幻觉的揭示和破坏。一个少年发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他沉迷在对这个世界的语言表达之中，他被各种语言的幻觉搞得精神紧张，他认定“四月三日”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他觉得这个词有一种奇异的魔力，这个词使他魂萦梦绕，难以忘怀。他在周围的人们身上莫名其妙地感到了“四月三日”的恐惧，这种恐惧威压着他。他只有用出走来反抗“四月三日”将要出现的事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出走恰恰变成了“四月三日事件”。在这里，语言的网络所构成的宿命几乎是不可超越的。人在语言之中，他也只在语言之中，他是无可奈何的。
余华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语言与暴力交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不再具有主体的意义，他变成了语言和暴力的载体，这是中国文学从未有过的观念和意识。余华究竟给了我们什么？
二
无论如何，我们发现历史已经跨出了一大步，在余华、马原和洪峰等人的作品中，一种可供探讨的文学意识已经出现。这种文学意识开始脱离五四以来文学的整个传统，也开始脱离新时期文学的整个传统。
“五四”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崩溃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构想了一个东西文化碰撞的文化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接受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一整套关于“人”的意识形态，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人具有着最伟大的力量。五四时代中国新文化的创造者们把“人的发现”，也就是从传统意识形态中解放中国人作为文学的历史使命。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就是以西方古典人道主义的观念和意识解释中国现实的一次尝试。“人”的发现，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成了一种神圣的历史信仰。“人”是这一信仰的中心，而“科学”和“民主”则是这一信仰的两个支撑点。“科学”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完整的认识论，而“民主”则从人的平等和尊严的角度提供了完整的价值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主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近七十年来，我们总是不断地听到对人性，人道精神的热切呼唤。这呼唤尽管时强时弱，有时甚至完全衰竭但只要外在的压力减退，只要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重新恢复，寻找五四的精神就是一个神圣的历史主题。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灾难过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认定灾难来自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回到五四去”，重新开始思想的启蒙变成了新时期文化的最基本的主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一次陶醉在关于“人”的热烈的呼唤之中，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五四的历史境遇之中，重温鲁迅、胡适这一代先驱者的著作，试图从中发掘出再造民族精神的瑰宝。从李泽厚、刘再复的理论著作到巴金的《随想录》，从王蒙、高晓声的小说到北岛、舒婷的诗歌。中国的当代知识分子似乎走进了一个精神幻梦之中，“五四”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个神圣的梦，“五四”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它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难以超越的“情结”。他们在呼唤着人的“主体性”，但却在五四的先驱者面前提不出新的思路和观念；他们倡导批判精神，却在神圣的“五四”面前失掉了批判精神。他们反传统，却在五四面前表现出传统的敬仰。“五四情结”成了我们意识形态的中心。这种思维模式一直贯穿于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之中。
但是，这种思维模式却存在着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它在两个方面遇到了困难。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二十世纪的文化思潮，我们处身于一个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之后的世界。在这些思想家一再地对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提出质疑之后，是否还有可能无视他们的挑战，是否可能恢复“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的完整性？而当代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在回避了思考西方学术最新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不但没有回应海德格尔、拉康或德利达的挑战，我们也没有关注弗洛伊德或尼采。这就使得我们的人道主义处在软弱、幼稚的水平上。因此，我们的人道主义所构筑的“人”的观念就缺乏历史、文化和语言的限定，它只表达了一种情感渴望，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
其次，在人道主义的“人”的观念与当代迅速变动的中国现实之间，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裂痕。人道主义的历史解释面对着日益汹涌的商品化的大潮，前所未有地显示了其软弱无力的处境。它根本无法解释人们日益强化的对于物质和生命冲动的渴求和追逐，这种渴求和追逐正是与人道主义关于“人”的完整性的理论和对“人”的信念相冲突的。现实的冲击不能不使持人道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感到深深的惶惑，他们似乎无法不惶惑于他们所面对某种“人格”的沉沦。面对人们被物质和欲望所激发的热情，人道主义应该说面临着五四以来最深刻的危机。在以往人道主义面临危机时，它的挑战者只是一种旧的意识形态——封建主义，因此它的一套话语是强有力的，而现在，它的挑战者不仅仅是具有西方背景的各种理论，而且是一个走向商品化的新的社会格局，这里的危机乃是动摇其基础的危机。
余华等人的小说创作，以独特的敏锐对深刻地贯穿于当代中国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提出了质疑，在他们这里，人道主义对人的更高标准的要求和对“人”的信念受到了异常强烈的攻击。人不再是生活中强有力的主体。余华的小说所不断强调和说明的，是人在语言之中的无能为力。人变成了语言的客体，他无可奈何地沉迷于自己所创造的符号秩序之中找不到出路。在余华的小说中，人淹没在语言和暴力的汹涌的潮流之中并无把握自己的能力。在余华对人类语言的反思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人道主义的“人”的总体构想的深深失望的情绪。应该说，余华尖锐地批判了人道主义的整个“话语”，他把它们当作一种历史的幻觉，当作一种具有深厚传统的渴望，然而是非现实的渴望。我们可以举出一部同样深刻地表现了当代历史中的暴力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张纬的《古船》与余华的小说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余华已经走了多么远。
在张纬的《古船》中，暴力也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张纬描绘了一个叫洼<SPS=0655>的镇子在几十年的当代历史动荡中血雨腥风的历史和两个家族之间深刻的历史仇恨。但张纬从不把暴力看作一种宿命和生活的常态，而是看作“人”的实现的过程的一部分。他的主人公隋抱扑在对历史思考中得出了超出历史暴力的启悟，得出了走向人道主义的历史结论。他最终拒绝了他的兄弟隋见素“以牙还牙”的建议，为了实现更人道的社会，他超越了家族间的仇恨，用人道的精神面对人生。张纬深刻地表现了自五四以来中国人道主义的核心。
但在余华的小说中，无论是《四月三日事件》还是《现实一种》都有一种逼人的宿命感。他所强调的是暴力的无可回避和无可超越。而且他所面对的，不是隋抱扑式的人的历史主动性的爆发，而是人被纠缠于无尽的语言符号之中的盲目和无奈。张纬在提供着远景和理想，而余华则从根本上怀疑这些远景和理想的现实基础。如果说张纬在构筑大厦，那么余华则在动摇大厦的地基。如果说张纬把暴力视为历史的偶然，余华则认定它是无处不在的。在余华这里，个人似乎是无能为力的，他根本无法超越先在于他的话语，他只能感到他被外在的力量导向不可知的未来。
总之，我们在余华的身上看不到五四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也看不到新时期文学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余华所做的是对这两个传统的核心——人道主义的质疑和反思。余华和他的同代人马原、洪峰、残雪等人一道开始脱离了中国新文学既定的传统轨道，他们开始创造了另一套话语，其核心是一种弥漫性的、社会性的“欲望”。他们极力强调的是欲望的无始无终的涌流，这种“涌流”超出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的整个构想，也就跨出了人道主义之外，取得了另一个文化一历史视野。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余华和其他“实验小说”的作者能走多远，但他们已经跨出了脱离中国新文学的整个传统的一步，即对“人”的重新思考和质疑，他们的创作的出现，也说明着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的整体构想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说明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已经站在了我们面前。五四是否也将复归于它的历史性，而让当代人重新思考和探索呢？
八月十九日京郊魏公村
(《四月三日事件》刊于《收获》一九八七年五期，《一九八六年》刊于《收获》一九八七年六期，《现实一种》刊于《北京文学》一九八八年一期)
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