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微笑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充满激情的声音几乎伴随着钱理群所到的一切场合，但倘若你留心，就会在他偶尔显得疲乏的眼神中读到几丝深沉的悲凉。悲凉对于钱理群来说是一种人生境界，它的基础不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失望与憎恨，而是对于自己的失望与憎恨，对于自己渴望自由与无法自由的自我认识。钱理群显然感到自己身上潜藏的追求和力量与实现之间存在一种难以逾越的平衡，有一次，他竟当着许多朋友的面为此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曾特别注意到钱理群讲课时那副挥舞眼镜、满头大汗的形象，但此刻我认识到，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时流露出的湿润而悲凉的目光更深刻地表明了他是一个终生受苦的殉道者。从某一点上说，老钱就象黑塞笔下的那只“荒原狼”，整整一生，他将把全部想象的天才、全部思维能力用来反对自己。在为北京大学九十诞辰而出版的散文集《精神的魅力》中，唯独钱理群不是带着念旧与感恩的心情，而是带着批判与讽刺的眼光描写北大和逝去的年代，而结尾竟然又是更加无情的自我审判：他终于从自己安贫乐道的生活中觅出可恶的奴子性！
这是典型的钱理群的“心灵的形式”。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他对鲁迅的选择。他把最具内省精神的《野草》作为探寻鲁迅心灵的切入口，正基于他自身的这种内在心理基础。尽管钱理群在书的结尾处想要“竦身一摇”，将一切“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但我敢断言，他已病入膏肓，永难摆脱这种心灵的劫难！
这么说也许过于残酷了，因为对于钱理群来说，悲凉的人生境界包含了某种肯定性素质，这种肯定性素质甚至引起了他对“悲凉”的隐秘的迷恋。我还不至于残酷到说这种迷恋纯系心理的病态，因为那悲凉的心境中有一种很深沉的对人世的宽容、对生活的热爱、对后来者的善意。据我所知，钱理群这本系统性很强的著作原是他在北大开设鲁迅专题课的讲稿，他的学生一面在他那里看到了一个先驱者复杂的心灵，但同时又觉得他的鲁迅形象仍然有一种内在的神圣性。事实上，钱理群对绝望、孤独、悲凉、寂寞等心灵形式的体悟本来就蕴含着一种自我崇高感。我对钱理群的经历所知不多，从片言只语中知道他曾从京城被发配到贵州的山地，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磨难对这代人本来是不出意料的事，但令人惊叹的是，他的心灵仍然保存得相当完整，绝不象有些炫耀苦难的愤世者那样。我猜想他曾有道金色的童年和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教育，这些使他的怀疑主义背后总是隐藏着对他人的挚爱和对自己的省察，他无法把自己同自己批判的对象分割开来，因此激烈的批判性总是和苛刻的自我审判一起扎根于他的心底。就凭这一点，他的怀疑、痛苦、孤独或是失望就不可能与当代青年的现代虚无主义简单地认同，尽管他一再地谈起“二十世纪”，但从本质上说，他距离萨特、加缪、卡夫卡还相当遥远，倒是和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有更多的关联。
成长于五十年代、成熟于六、七十年代的一代人，是中国政治意识最强的一代人，也是社会批判性最强的一代人。钱理群这本书通过对鲁迅的研究表达出的那种对中国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尖锐剖析，显然联系着这代人社会政治意识上的使命感和文化上的启蒙主义精神。但真正构成钱理群特点的是他对鲁迅心灵中那种内省精神的独特而深刻的分析。读他这本书，我感到的正是这种自我深省的气质。这本书的核心是探讨二十世纪中国先驱者的心灵，命题本身就体现了作者内省的精神特点。老钱在书中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批判和揭示，对如何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明枪暗箭的思索，显示了他的人生智慧与鲁迅批判精神的独特融合；但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置身现实世界的孤独斗士的内心感受：孤独感、寂寞感、绝望与反抗、眷恋与复仇、自我牺牲与悲剧感……——对这些深微曲折的心理经验的描述与阐释，不仅呈现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鲁迅的丰富内涵，更显示了研究者自身的精神趋向。
这就是为什么钱理群对鲁迅种种精神现象的把握环绕着“历史中间物”这一中心概念的深因。“历史中间物”这个概念不仅意味着，无论是在二十世纪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历史纵坐标上，还是在由国别文化的封闭体系向世界文化开放体系的历史横坐标上，鲁迅都处于“过渡的”位置；而且更重要的是，“中间物”这一概念体现的是一种深刻的内省精神或自我意识；它意味着鲁迅对自己既反传统又在传统之中、既追求光明又不属于光明、既憎恶故乡又摆脱不掉与故乡的联系的悲剧命运的洞察；它标志着鲁迅对自己的孤独、寂寞、绝望、反抗、悲剧感等等心理状态和现实际遇所达到的充分自觉。怀疑、叛逆、否定、探索、创造、开放、自我牺牲、矛盾与痛苦——这一切构成鲁迅基本的历史文化性格和实践性品格的精神现象，由于“中间物”意识的建立而不再是自在的、偶然的个人心理现象，而是在自我深省、自我澄明的过程中，作为历史必然的精神现象由主体自觉地承担起来。从表面看，钱理群把他的关注投射于“先觉者与群众之间”、“改革者与对手之间”、“叛逆的猛士与爱我者之间”的现实关系，但他内心始终萦系着的，也许更是这种现实关系背后的心灵的骚动与挣扎。
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灵的探寻呵！它充满了崇高与忧虑、恐惧与信念、混乱与追求、阴暗与期待。钱理群用自己的全部经验颤抖着摸索那个大憎大爱者的灵魂，那种心灵的契合使我默然领悟了在共同的“中间物”意识中隐然存在的联系：钱理群与鲁迅一样属于生活在两个时代或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人，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失去清白无辜的感觉，他们怀疑旧的政治秩序、旧的道德秩序、旧的心理秩序，却又并不能无所顾忌地拥抱新的混乱。一统的专制是他们憎恶的对象，但他们面临的、津津乐道的“二十世纪”其实也使他们感到陌生与迷惘。在这种无限的孤独和由于疏离了世界秩序而产生的“放逐感”中，留给人的除了绝望与对自身命运的深切体验还有什么呢？这种绝望和对自我的体验并不意味着人的消极的、被动的态度，相反，它意味着一切试图存在于绝对和终极之中的秩序、价值、知识或情感都是可疑的、表面的、相对的——不仅旧传统、旧秩序是可疑的，而且自我与自我的否定对象的关系、自我据以批判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价值理想也值得推敲。觉醒、幸福、期待、拯救民族的使命——从终极的诚实来看这一切会不会只是幻象？！鲁迅和他的这位虔诚的研究者为此忧心仲忡、劳命伤神，在焦灼的绝望体验中洞悉了自身的“无家可归的惶惑”状况。但是，他们没有颓丧、畏缩、消沉，那种顽强地反对自己的精神趋向，那种力图澄清自己在与旧秩序的关系中的不清白感(有罪感)的内心愿望，使他们选择了“绝望的反抗”的生存形式。
单纯的生活由于它的无可选择而使人觉得其中的一切——哪怕是苦难——理所当然，这就是专制时代的人们自愿放弃自己的思想权利的心理原因。一位西方作家说过，只有在两个时代交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交错的时期，生活才真正成了苦难，成了地狱。鲁迅的痛苦就在于他觉醒了却不得不生活于专制秩序之中，而钱理群也生存于我们这个失去了一切确定无疑的价值体系的时代；就象汤因比说的，他们不仅“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如果说鲁迅那时以他深切的敏锐忍受着苦痛而不被人理解，那么今天体验着这种“分裂感”的知识者又何止千万？怀疑、反叛、寻找、不断地告别与流浪——这就是他们的精神宿命！
鲁迅终于不是尼采，钱理群也似乎并不那么孤独。打开此书，扉页上赫然写着：“谨献于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钱理群正象他笔下的鲁迅一样对“中国”终究不能忘怀。我忽而憬悟：“中间物”意识更是一种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自我要求，所谓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悲壮场面充实了分裂的心灵。更有意思的是，借助于这种意识，人把自身投入了必然的历史进程，既然是“必然”或无可选择，那么即使是“绝望”也无碍于人坦然地走向未来。
你想想，鲁迅承受着那样沉重的历史负担，经历着几乎象咬啮肉体一样的精神痛苦和冲突，可他没有自杀，没有消沉，他那样坦诚而韧性地献身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事业，终生不逾，矢志不移，为什么呢？他是如何在剧烈的心理冲突中维持心理平衡的呢？
至少，那种“中间物”式的精神内省起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悲剧感、悲凉的况味和绝望等内心体验又确实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意象与现实
我一点也不奇怪钱理群会去做这样一种“心灵的探寻”，既然他在鲁迅那里获得了许多关于自身心灵的理解。然而，怎样去贴近一个人的心灵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钱理群看来，每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对于生活独特的观察感受与认识，表现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从而构成了我们所要紧紧抓住的最能体现作家个体本质的“典型现象”。而作家(以及思想家)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独特观念、意象总是通过独特的语言(词语)表现出来的。这样，钱理群从鲁迅世界中惯用的、反复出现的词语入手，找出作家的独特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包括范畴)；然后，对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其内在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美学等的丰富内涵，并挖掘出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多种因子，以达到对作家与古今中外广大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具体把握(见该书15—16页)。钱理群以鲁迅的“哲学”——《野草》为中心，提出了四组意象和观念作为结构全书的纲目，通过对这四组意象和观念的阐释形成完整的思想、艺术体系：
第一组：“一切”与“无所有”，“天上”与“深渊”，“希望”与“绝望”；
第二组：“先觉者”与“群众”，“改革者”与“对手”，“叛逆的猛士”与“爱我者”，“生”与“死”；
第三组：“冷”与“热”，“爱”与“憎”，“沉默”与“开口”；
第四组：“人”与“神”、“鬼”，“人”与“兽”，“梦”与“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单位意象、观念或范畴总是以对立的形式出现的，而每一组又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从而显示出鲁迅心理结构上的复杂的、悖论式的特点。把对立的意象、观念、范畴同时作为阐释对象，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对它们的阐释必然包含了对它们相互间的关系的阐释，即对鲁迅的心灵辩证法的阐释。
意象分析法显然是在现代心理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它的特点是从形式入手。以瑞查兹为开端的“新批评”显然多少影响了钱理群的思路：在展示对象的意义的同时，展示对象的呈现过程和形式，而这两者密不可分。然而，钱理群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一部艺术品，而且是以思想家为前提的艺术家，意象仅仅是他通达思想、呈现思想的形式。对于老钱来说，那些富于魅力的意象多少有点象哲学的概念与范畴，他更热心于“透过”它们去把握他所说的哲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美学等的丰富内涵。钱理群显然更长于对这些意象作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分析，对于意象本身、对于意象之间的形而上关系、对于意象所呈现的心理图式，他似乎远不如对“内涵”——社会的、历史的、伦理的……内涵那么重视。
这是钱理群的最深刻之处，也是他的局限所在，从中，我还隐隐地感觉到苦难和坎坷对于一个研究者的难以抗拒的心理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钱理群这本书的每一章往往以一个意象命名，并且在进入正文前他都引上一小节原意象，但我觉得，当钱理群抄录下这个意象时，在心理上他早已沉入到漫长又坎坷的经历所给予他的人生启示之中，于是，他用个人的体验与对鲁迅精神世界的理解来解释这一意象的丰富含义，意象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似乎并不重要，它仅仅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命题。怀疑精神，否定精神，牺牲精神，“中间物”意识，悲剧意识，复仇意识……对敌人，对传统，对朋友，对群众，对自我……老钱以巨大的热情和详实的材料探寻着一个伟人的心灵，又仿佛在借助于这个伟人诉说着自己的心声。他以坚定的、自信的、诚恳的平等态度面对那个矮小又高大的历史巨人，又以同样的平等态度向年轻的朋友们交流着人生的经验，他似乎很耽心那些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象他当年那样有过多的幻想，他竭力通过对鲁迅的阐释让那些阅历甚浅的一代深味人间的复杂和改造的艰难。那种对自己的人生历程和身在其中的社会变迁进行思考和总结的巨大的人生责任和历史责任贯注其间。对于这样一种积久的、强烈的、广阔的心理冲动和需要，从语言到语言，从意象到意象，或从观念到观念地进行分析似乎难以胜任。因此，钱理群实际上只是把意象作为进入鲁迅世界的入口，而不是把意象作为这个世界的同一个东西来把握的，这就形成了他与西方“意象派”的区别，也使他的研究获得了更为深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钱理群与传统鲁学的那种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他避免了西方“意象派”完全不顾作者和作品产生的历史社会生活的弱点，并给他的研究以深厚的人文基础。我称他为“意象—文化”分析而非“意象”分析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然而，那种强烈的内心冲动和社会激情又往往使他过于迅速地越过作为语言存在的意象本身，而恰恰是这种语象不仅表达了作者对问题的态度和看法，而且呈现了这种态度和看法的形成过程。老钱在第十五章“梦”中引用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理论，并精辟地指出：构成《呐喊》来由的，不仅是以往的外在的生活积累、经验，而且还包含着年青时的“梦”——主观的精神发展、内心体验的历史。正是那些“梦”的“隐意”构成了鲁迅小说内在的心理内容。在这些地方，我发现了钱理群对形式的高度的敏感和经由形式把握内容的探求，发现了钱理群对形式的心理体验的深度。不过，也许是出于结构上的需要，该书的许多章节似乎没有充分展现老钱对形式的这种敏感，而过于迅速地进入“内涵”的开掘。钱理群的意象分析有一种特别的倾向，即他始终想“穿过”观念或语象、穿过语言而达到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某种非语言的现实——现实的社会存在和作家的心理体验。但我觉得他似乎太急于穿过语言了，例如他对“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这一重要意象的分析，几乎直接进入关于“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的理性认识，从而忽略了由这一意象(词语范畴)与由它形成的感性的经验之间的内在关系。按照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鲁迅在现实中获得某种直感，但这种直感尚不足以形成完整的经验，还必须有诸如“一切”与“无所有”、“天上”与“深渊”、“无所希望”与“得救”等概念——它们是经验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对适当的词汇的掌握，经验的确是不可能的。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看作是在每一点上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活动互相渗透的东西；当我们研究语言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研究经验的结构。就鲁迅笔下的意象言之，意象本身显示了主体的经验和存在的不同方式。因此，只有把意象看作是与作家的看法和感受相同一的东西，才能通过对意象的研究洞察作家形成经验的过程。
钱理群的“意象—文化”分析法构成了对传统鲁学的突破。“传统鲁学”的最重要的方法即“历史—现实”的方法，但实际上，这种方法是在一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形成的，因此，传统鲁学的基本结构是由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决定的。在这种先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模式中，人们并不是从鲁迅自身的精神特点出发，而是用一系列普泛性的、未加界定即作为前提的概念——如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来涵括极其复杂的鲁迅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而研究的结论也因此是先定的，即对权威意识形态的一系列命题的论证。钱理群从鲁迅的独特意象入手，力图摒弃鲁迅研究中的那些先验前提和概念，更真实地趋近了鲁迅精神本体。另一方面，这种对意象的解读显然依存于作者心灵中由这一意象激发起来的新的意象，溶合着钱理群独特的人格力量和生命体验。这种灵魂的交流显示了鲁迅研究中极其难得的人格平等的意识，形成富有研究者个性的鲁迅形象——与那种单一的“民族的鲁迅”“阶级的鲁迅”或“党派的鲁迅”不同，钱理群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个体形象，它与社会、历史、民族的丰富联系恰恰是通过个体的独特的精神品格呈现出来。
这的确是一个说不完的鲁迅……
(《心灵的探寻》，钱理群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3.50元)
汪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