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异国风物的“域外竹枝词”在晚清异军突起，为“竹枝词”的创作别开生面。其作者之多，涉及区域之广，令人惊叹。伦敦、巴黎、柏林还好说，即使偏远到美洲的岛国古巴，也有忏广的《湾城竹枝词》咏其首都哈瓦那的风光。此种盛况不敢说是“后不见来者”，但确确实实是“前不见古人”。这是晚清文学界的奇观，也是“竹枝词”的骄傲。
晚清诗人喜用“竹枝词”咏海外新事，无非是看中了“竹枝词”的轻巧灵便与亦庄亦谐。对于迫不及待要把所见所闻记述下来而又把握不准的诗人，这确实是最佳选择。
笔者无意跟随近代诗家云游四方，那样恐怕是疲于奔命而所得不多。恰好“域外竹枝词”中写到近邻日本的为数最多，我便可以专谈“日本竹枝词”了。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最后一首，慨叹中国人对于一水之隔的日本了解甚少，有句云：
未曾遍读《吾妻镜》，惭付和歌唱“竹枝”。指的是明清两代宋濂的《日东曲》、沙起云的《日本 杂咏》与尤侗的《外国竹枝词》，其咏日本之事均失之褊狭与荒谬。黄诗显然有正误纠偏之意，不过，他仍然借用了古已有之的“竹枝词”形式，这就是王韬所赞扬的“殊方异俗，咸入风谣”(《日本杂事诗·序》)。以后又有人学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体，如“濯足扶桑客”的《东洋诗史》，初稿原名《日本竹枝词》；姚鹏图的《扶桑百八吟》，自述“晓梦凄迷唱《竹枝》”，便是明显的例证。以“竹枝词”歌体咏唱外国之事虽非黄遵宪的创造，却是经由他而发扬光大、蔚为大观的。《日东曲》仅十首，《日本杂咏》也只十六首，与《日本杂事诗》的二百首、《东洋诗史》的一百五十一首及《扶桑百八吟》的一百零八首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三本参看，作者的注意点还是略有不同。黄遵宪为外交官员，对日本国情的评介便相当慎重。而《日本杂事诗》又是写作《日本国志》的副产品，诗注中已言明：
今从大使后，择其大要，草《日本志》成四十卷。复举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为次，衍为小注，<SPS=1995>之以诗。
因《日本国志》本是“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日本杂事诗·自序》)的补阙之作，《日本杂事诗》便从“立国扶桑近日边”开始叙起，而穿插以对明治新政、新事的介绍。《东洋诗史》的记事类别倒与《日本杂事诗》大致相近，“惟随时随意之作，详略非一，难免赋海遗盐”(《东洋诗史·例言》)。作者是留学日本十年的军校学生，久历其境，博闻强记，故重在讲述日本史事、传闻，读着却也有趣。但与黄遵宪的注重典章文物的沿革及全篇整体的纲目清晰不同，《东洋诗史》显得随意性较大，多有繁简不当、时序错杂之处，不免予人散乱之感。著《扶桑百八吟》的姚鹏图，则是一九○三年由山东省派往日本参加在大阪举办的第五届国内博览会的下层官员“偶就见闻”，“略述近事”。虽只逗留日本四个月，然而，凭借着他作知县对中国社会的实际了解，言多中肯，且往往能在对日本新政、新风的记述之中，包孕深刻的反省意识。
不过，认真追究起来，上述诸作除了还保留着以七绝形式咏地方风土人情之外，“竹枝词”的民歌味道已流失很多，与刘禹锡“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的轻快天真、大胆表露男女恋情相去甚远。诗人的“诗史”意识，总使这些“日本竹枝词”显得庄重、沉着。其中尤以《东洋诗史》为最。即使写到婚宴，诗篇也并非是代男女双方拟词的情歌，而是一种完全客观的民俗记录，每句都有来历，读来字字窒碍：
十三衣色灿云霞，姊妹催妆入<SPS=1433>(日文“婿”字)家。
一幅鲤旗亲手赠，快依产殿筑生衙。
诗后还跟着一大篇注，解释，“赘婿曰‘入<SPS=1433>’”；新娘“于归之日，着吉衣，凡十三色，先白，最后黑。衣毕，乃登舆，姊妹兄弟皆送之”；“亲朋制旗，如鲤鱼形，高插门楣，以祝多子之意”；“生子之前，每别筑产舍，日‘生衙’，亦仿古时覆鹈羽作产殿之遗事耳”。如此非读注不能明了诗意，“竹枝词”通俗易懂的特点也消失殆尽。
用这种办法写“竹枝词”，固然适应了晚清输入西学、了解世界的需要，却不免使“竹枝词”走了味。因此，’就实用性来评价，《日本杂事诗》一类带有记事诗性质的“竹枝词”更值得肯定；而就艺术性作判断，砝码却要移到那些不加注或极少注的“域外竹枝词”一边。道理非常简单，依赖注解的诗歌，本身的可读性、完整性便很可怀疑。
融竹枝词形式与域外题材为一体，近代还留下了为数不少、风味更醇的“日本竹枝词”。其中，最可记述的是单士厘夫人的《日本竹枝词》十六首。其诗可传，也因其人可传。单士厘以一女子，而足历亚、欧、非三大洲，不仅在近代，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人。其夫钱恂谓其“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单士厘《癸卯旅行记·题记》)，确非过誉。
一八九九年，钱恂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单士厘率子女随后赴日。四、五年间，每岁“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单士厘《癸卯游行记·自叙》)，并能操日语，可充翻译。她对日本的民风土俗既十分熟悉，诗作写来也亲切有味：
乙女衣装粲粲新，共抛羽子约亲邻；
无端桃颊呈雅点，广袖频遮半面春。
大书檐额“喜多床”，理发师谙各国长；
华式欧风皆上手，只嫌坊主唤羌羌。
诗中虽也用了几个日文词，如“乙女”即“少女”，“羽子”即“羽毛毽子”，“喜多床”即喜多开的理发店，不过，与濯足扶桑客不同，单士厘本无意发表，所以没有怕人不解的忌讳，而通读全篇，诗意还是相当明了。在和谐、优美的意境中，个别日文词语的点缀，恰到好处地带出一缕隽永的日本风味。在诗人清新的笔调中，日本的旧俗新风历历如绘。
南社诗人郁曼陀及其弟、现代著名小说家郁达夫先后游学日本，又恰巧都写有“日本竹枝词”，也是一段佳话。郭沫若以“郁郁乎文哉”评郁达夫诗词，实于两兄弟都很合适。
郁曼陀的《东京竹枝词》四十七首曾刊《南社丛刻》第三集，为其七十三首《东京杂事诗》之一部分。郁曼陀先后肄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及法政大学，“在日多年，深入社会各阶层，所咏自皇室至民间，自政治至习俗，无不观感亲切，诗语温馨，雅近晚唐”(陈声聪《兼于阁诗话》)，故《东京竹枝词》流传一时。他咏日本士女春季赏樱一篇颇能代表其诗风格：
树底迷楼画里人，金钗沽酒醉余春。
鞭丝车影匆匆去，十里樱花十里尘。
晚清凡到过日本的诗人，几乎无不写过日本的樱花胜景。严复弟子侯毅更因传统的“《柳枝》、《柘枝》、《竹枝》诸词，记情里巷，体近风骚”(《日本樱枝词·序》)，而有《日本樱枝词》之作。首篇也写士女游赏樱花的盛况：
樱花三月满蓬瀛，雪缀云装<SPS=0728>眼明。
千莺万莺绕花啭，千人万人看花情。
费词四句，其实只说得郁曼陀“十里樱花十里尘”一句的意思。侯诗也有佳作，如咏樱糕一首：
菱样樱糕扑鼻香，卖糕人着紫罗裳。
纤纤检个莲花馅，蜜味要郎仔细尝。
诗写得很别致，颇具民歌情调，与郁曼陀的“小窗梅雨卖樱糕”(《东京杂事诗》)另是一种味道。
郁家兄弟大约性情相近，或许都深得日本文化的神韵，作诗俱偏好清幽之境。一九一三年，郁达夫随兄东渡日本求学，次年即作成《日本竹枝词》十二首。咏“荒川夜樱”一诗正好可以拿来和郁曼陀之作比较：
黄昏好放看花船，樱满长堤月满川。
远岸微风歌宛转，谁家篷底弄三弦。
一写白日，一写夜晚，同样一种淡淡的怅惘沁人心脾。
在日本听过日本音乐的中国人，大多喜欢三弦。黄遵宪有诗曰：
剖破焦桐别制琴，三弦揩击有余音。
一声弹指推衣起，明月中天鹤在林。
并详加描述：“有三弦琴，不用弹拨，以左指按之，右指冠决捺而成音，清穆殊有意。”这“清穆”之音，对于一个远客异国的人，恐怕很能撩乱其思绪的。推想当年郁达夫听篷底三弦，也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弦在日本很普及，艺妓也善弹此乐器。郁曼陀以之入诗，更见佳妙：
插拨沉吟态更娇，三弦奏后已魂销。
定知今夜多明月，梦到扬州第几桥？
注语说明：“新桥、柳桥间为妓家，每召至，多奏三弦。”实际上，谈日本而不提艺妓，正是漏掉了最有特色的一节。
晚清人东游，少有不招妓侑酒的，故此诗中每见吟味异国烟花丰彩之句。因惯例如此而逢场作戏的有之，夹杂着莫名其妙的得意者也不乏其人。就中王韬堪称一绝。他漫游扶桑时已五十二岁，却仍然不改“嗜酒好色”的风流态，并自解为“率性而行，流露天真”的“好色之真豪杰”(《扶桑游记》)。真是奇人奇言。诗作亦奇。他在日本曾“作《柳枝》之新唱”，成《芳原新咏》十二章，专写东京芳原的青楼风致，喜的是“十万名花齐待汝，人生何再觅封侯”，忧的是“黄金安得高于屋，买尽东京十万花”。如此老来颠狂，也是靠了日本女子特有的魅力。
何况郁达夫留日时，恰当性意识觉醒的青春期，每天见到“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肥白柔美”，因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雪夜》)。作为补偿，在这时期写出的《日本竹枝词》，便不可能放弃对日妓生活的描写，而且第一首就是：
灯影星光绿上楼，如龙车马狭斜游。
两行红烛参差过，哄得珠帘尽上钩。
王韬述芳原之景的文字，正好可移作此诗的注脚：
每当重楼向夕，灯火星繁，笙歌雷沸，二分璧月，十里珠帘，遨游其间者，车如流水，马若游龙，辚辚之声，彻旦不绝，真可谓销金之窟也。(《芳原新咏·序》)
由此想到，倘若不是到过日本，领略过这十里烟花的独特风情，郁达夫或许写不出《沉沦》这样一篇名作来。
夏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