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博华介绍道：“他(指老舍)认为，中国的艺术理论至少是不够发达的。其所以不发达，盖由于我们的先贤古哲多半把文学当成‘载道’、‘明理’的奴婢，故而很少研究文学自身的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的文学基本上循着依附于道德、伦理这样一条极褊狭的道路上走过来。文学被当成一种改头换面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等说教的工具，它固有的规律反倒成了不足道的微末之技。”
“文学概论讲义”是老舍先生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在齐鲁大学执教时，编写的讲稿。当时已经出版过《老张的哲学》等四部长篇小说，在执教期间，还写作了《大明湖》《猫城记》《牛天赐传》《离婚》这许多作品。这部“讲义”，是一位多产作家对文学理论的探索，是带着实践中的甘苦，叫喊出来的文学主张。不无偏颇，因有激情。
这本“讲义”据说先前没有公开发行过，迟在一九八四年才由北京出版社出书。不过里面“讲”到的“义”，今天读来，又有一番滋味。
米博华的介绍，我大体同意。若依我的感想，率直说来，全“讲”贯彻一个主“义”，就是反对“文以载道”，包括“明理”。
反对的情绪，在理论文字之间，也掩盖不住，或是不想掖着点儿。第一章“引言”中就说：“作文读文的方法是由师傅传授的，对于文学到底是什么，以弄笔墨为事的小才子自然是不过问的，关心礼教以明道自任的又以‘载道’呀，‘明理’呀为文学的本质；于是在中国文论诗说里便找不出一条明白合理的文学界说。”
“文以载道明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中国文人读诗的方法。无论读什么，读者必须假冒为善的声明：‘我思无邪’！”
在“文学的物质”一章里说：“感情和美是文艺的一对翅膀，想象是使它们飞起来的那点能力；文学是必须能飞起来的东西。使人欣悦是文学的目的，把人带起来与它一同飞翔才能使人欣喜。感情，美，想象(结构，处置，表现)是文学的三个特质。”
“文学须有道德的目的与文学是使人欣悦的问题争斗了多少世纪了。到底谁战胜了？看看文学的物质自然会晓得的。”
“……其结论是：感情是文学的物质之一；思想与知识是重要的，但不是文学的物质，因为这二者并不专靠文学为它们宣传。”
在“文学的倾向”一章中，竞强调到“我们可以勉强的把中国文学倾向分作三个大潮：第一个是秦汉以先的，这可以叫作正潮。因为秦汉以先的作品，全是自由发展的，各人都有特色，言语思想也都不同……”
“第二个潮流是自秦汉直至清代末日，这个长而不猛的潮可以叫作退潮。因为只是摹古，没有多少新的建设。‘文以载道’之说渐渐成了天经地义，文艺渐渐屈服于玄学之下，失去它的独立……”
“设若秦汉以后还继续着这种精神自由的前进，中国文学当不似我们所知道的那么死板。可怜秦代不许人们思想，汉代又只许大家一样的思想……”
自秦汉到清末，换了多少个朝代？经历了多少个世纪？只算得一个“退潮”，因为“文以载道之说渐渐成了天经地义”。
在“中国历代文说”中，最后说到当年正在兴起的“普罗文学”：
“最近有些人主张把‘文学革命’变成‘革命文学’，以艺术为宣传主义的工具，以文学为革命的武器。这种主张是现代的文艺思潮。它的立脚点是一切唯物，以经济史观决定文学的起源与发展……”
“这种手段并不是新鲜的，因为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也是想以文艺放在政治之下，而替政治去工作。就是中国的‘文以载道’也有这么一点意味，虽然中国人的‘道’不是什么具体的政治主义，可是拿文艺为宣传的工具是在态度上相同的。这种办法，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好与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以文学为工具，文艺便成为奴性的；以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的伺候他……”
“普罗文艺中所宣传的主义也许是很精确的，但是假如它们不能成为文艺，岂非劳而无功？他们费了许多工夫证实文艺是社会经济的产儿，但这只能以此写一本唯物文学史，和很有兴趣的搜求出原始文艺的起源；对于文学的创造又有什么关系呢？文艺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乎它有艺术价值没有，它内容上的含蕴是次要的。因此，现在我们只听见一片呐喊，还没有见到真正血红的普罗文艺作品，那就是说，他们有了题目而没有交上卷子；因为他们太重视了‘普罗’而忘了‘文艺’。”
有些读者和观众，是在建国以后才熟悉老舍先生的作品的。作家五十以后，倍加勤奋。政治运动，宣传运动首尾衔接，实无空档。每有运动到来，不分大小，就有作品配合宣传。这一点非常突出，老少作家，只怕都难以比拟。
一九五四年，老舍先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一篇短文：“生活，学习，工作”。其中说：
“……用具体的小故事宣传卫生，解释婚姻法，或破除迷信等等。文章小，文章通俗，并不损失作者的身份，只要文章能到人民的手中去，发生好的作用。我匆忙中写出的一个不很好的通俗小歌剧，《柳树井》，在宣传婚姻法的时候，全国各地用各种民间的说唱形式上演了它。我不知道它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可是我知道它的确起了一些作用。这使我满意，满意我的小文章深入了民间，满意我能认识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
前后对照，那差别的巨大和强烈，也很突出，也是许多作家不能比拟的。五十以后的作家，满膛满馅的、紧跟紧追的、全功全德的去“宣传”“具体的”“临时的”“直接的”政治任务。
米博华的文章题目是“回到文学本体”，岂不是后来又出去了吗？那儿耽不住人还是怎么着？就不说出去，说是拐了个大弯吧，这个弯儿是怎么拐过来的？这是叫人思索的事。
我读过老舍先生一些有关自己作品的短文，大致是说说写作经过，回答几个具体问题。也读过一些谈新生活、谈思想、谈感受的文章，大都就事论事，没有读到“讲义”那样的理论探讨，找不到弯儿拐过来的足迹，这叫人更费思索因此觉得更要思索了。
一九六二年，建国十四年后，老舍先生也六十多岁了，发表了一篇《五十而知使命》的文章。
“首次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已年届五十。这篇文艺理论杰作使我在文艺习作上得到了新的生命。”
“像我这样年过半百的文人，往往容易犯两种毛病：保守病与贫血病……”
“……可是，我学习了毛主席的那篇‘讲话’。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忘了我的年岁，要和年轻的小伙子们作笔墨劳动的竞赛。这就是十几年来，我可以算作多产作家之一的原因……”
“……我不再像解放前那么孤独，那么毫无目的地在黑暗中独自徘徊，写些不三不四、无关宏旨的东西……”
一九六六年，“浩劫”的风暴初起，老舍先生就辞世了。那年头兴写检讨，老舍先生也可能写过，不过那是不算数的，就是算数也在档案袋里，无法摘引。
辞世前几天，我听见老舍先生以沉吟口吻，说过一些回顾往日的话，那都没有记录，也不能引以为据。当时大家说话，都云苫雾罩，别人能不能意会，也顾不得，只是不得言传。比如老舍先生说，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
但，等身的著作在。解放后，堪称劳动模范的著作中，同行间议论，小说，数《正红旗下》好。剧本，当然是《茶馆》。《正红旗下》非常可惜，只写了个“开篇”就放下了。这里暂且不说。《茶馆》声震中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屡演不衰，看家的保留剧目。这样的戏，又只有北京人艺上演，没有别的剧院剧团演出过，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是好作品。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艺术家中间，还有别的老作家老同事中，对《茶馆》的产生经过，有一些不能磨灭的回忆。可惜很少见诸文字，无法引用。
大体上，《茶馆》的前身，本是一个配合“选举”的剧本，没能用上。北京人艺的大导演大演员们舍不得其中一场戏(后来演变成《茶馆》的第一幕)和老舍先生说了些想法，意思是这一场戏真是好戏，能不能照这么写呢？
据说，老舍先生思谋着说了些话，其中有一句是：
“那就配合不上了。”
这又是一个很叫人思索的题目。其实没有这么句话，也一样叫人思前想后。我曾想把我听说的《茶馆》写作经过，还有自己也略略参与过的情况如实记录下来。但必须如实，才有意义，这就不能随手提笔了。
林斤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