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偶”者男女双方固定关系(新的婚姻关系？)，但不同住在一个屋顶下，持续十几二十年每周固定约会，甚至有共同的子女，子女或归男的抚养，或归女的抚养，这些“分偶”独居而不同居，彼此不见对方的“丑态”，彼此相敬如宾，爱情久而弥笃云云。
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或引以为忧，或称之为突破的传统。分偶与配偶，进步与灾难，主妇与主夫(英文有mr.Moen一词)，从语汇学看只不过是相对应的语词，它们却反映出社会思潮的变化与变革。
会有哲人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续篇或加新注么？
(87)符号。符号学界多推崇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为“祖师爷”。索氏说的“符号”(sign)实即记号，是由两个侧面所组成——即索氏所称的“能指”(台湾译“意符”signifiant)，“所指”(台湾译“意涵”sig-nified)。L.Hjelmslev称前者为“表现”(expression)，称后者为“意义”(meaning)；他说表现和意义为矛盾的对立物，而矛盾的统一即为符号。
(88)滑坡。“上海地方财政两年连续滑坡原因何在？”这是导入科学技术名词(术语)来评论社会现象的新例子。上引句中的滑坡一词，以前使用连续下降或连续减少等等词语——但八十年代的社会习惯，却喜欢使用科技术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描绘出语言色彩。对此，有人反对，有人称道。能“定”于“一”吗？不能。
(89)“国科联”。报载：“国科联第二十二届大会在京召开”(88.09.12《人民日报》)。报道说：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性国际学术团体——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简称‘国科联’)第二十二届全体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
由此可见，“国科联”实为“国际科学联合会”的略语。说者谓：不知道为什么不简作“国际科联”，而简作“国科联”；“国际科联”比“国科联”只多一个汉字，但其传递的信息对社会成员心理说更完整，更准确。正如：
“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而不简作“国计委”；
“国家教育委员会”简称“国家教委”而不简作“国教委”。由于现代汉语的“国”字可构词为
“国家”或“国际”，因此国内机构简称“国家”，国外机构简称“国际”。例如：
“国际世界语协会”简称“国际世协”，而不作“国世协”；同样，“世界和平大会”简称“世界和大”而不作“世和大”。与此相类似的，UN(为United Nations的缩写)在现代汉语简称为“联合国”，而不作“联国”；UNESCO(为United Nations Educationl，Scientific and Cuctural O-rganization的缩写)简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不作“联国教科文组”(相对应于英语六个单词的缩写)。注意：这里用联合而不用联，用组织而不用组。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这叫做语言习惯，这里还牵涉到现代汉语的构词法习惯。
(90)婴儿也会思考。 报载美国康乃尔大学心理学家史贝尔克博士新发现，婴儿也会思考。她认为思考、感觉、运动功能三者都是“与生俱来”，并非后天习得的，因此，思考是一种本能。
报上只寥寥数语，未见论证，不知其详。
思维和语言哪一个先发生？这个两难问题困扰了我们很久了。说先有思维，那么，用什么媒介来思考？说先有语言，那么，没有思维又何来语言？——那岂不是一系列无意义的噪声么？
看来只能根据实验心理学和神经语言学取得大量数据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我近期观察了一个小男孩从0岁到1.5岁的语言行为。当他长成到0.75岁时，他还只能说出“爸爸”“妈妈”等几个词；但他能听懂大人某些语言(不是全部)，因为他能按照他所听懂的指令去作某种动作。到他1岁时，他能模仿大人教给他的单词发音，这时，他一般能对大人发出的指令(语言)作出准确的反应。差不多到1.5岁(一周岁五个月)时，某一天，当他爸爸下班回家时，他突然发出了“爸爸回来了”五个字——事先并没有人教过他说这一句子，但是“爸爸”“回来了”甚至“爸爸回来了”他都反复听见过，个别也模仿过单词(不是句子)的发音。这说明：他的大脑信息库中存储了这几个词并且存储了反映这种行为的句子，在适当时候他居然会调出来使用。他有思考，尽管他没有足够的语言材料。
(91)灰市场。 用颜色来表达某种语义，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语言现象。近来增加了一个灰市场理论，与红市场、黑市场相比对；据说这个词来源于苏联经济论文。红市场指国营市场，黑市场指自由市场，而那种靠关系或“走后门”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则被目为灰市场。
(92)语言经济力。 语言经济力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新概念。设E=语言经济力，G<SSB,W,/SSB>＝世界总国民生产值(GNP)，G<SSB,L,/SSB>=某种语言使用地区或国家的国民生产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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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新闻》(1988-08-06)按这个公式发表了一个语言经济力的情况和预测：情况是一九八五年的实际，预测是二○○○年的期望数字(按照日本官方〔经济企画厅〕《2000年经济展望》一书)，是按比值大小排列，有如下表(数字为百分比)：
一九八五年(实际) 二○○○年(预测)
①英语 36.9％ ①英语 34.9%
②俄语 13.1 ②俄语 11.9
③日语 10.1 ③日语 11.4
④德语 7.2 ④德语 6.6
⑤法语 5.4 ⑤汉语 5.3
⑥西班牙语 4.5 ⑥法语 4.9
⑦汉语 3.1 ⑦西班牙语 4.6
⑧意大利语 2.8 ⑧阿拉伯语 2.8
⑨阿拉伯语 2.8 ⑨意大利语 2.5
⑩葡萄牙语 1.9 ⑩葡萄牙语 1.9
据日本预测到二○○○年中国的语言经济力将跃居世界第五位，而前四位(英、俄，日、德)语言经济力所占次序不变。
这个数字有何种理论意义，还待论证。
(93)文盲。文盲不能建成共产主义，列宁这句名言几乎是无人不知了。文盲能建成什么“主义”呢？或者文盲只能永远做统治者的奴隶？或者文盲也能维持一个物质富有而精神空虚的群体？
据说在美国，“文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日渐突出的社会问题。”(88.09.23.《人民日报》)同一来源说，纽约市文盲或半文盲约有150万人，而美国全国统计文盲和半文盲超过2300万。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不仅不能读书看报，甚至连路牌、公共汽车和地铁站牌等许多交通标志都不认识。”对文盲和半文盲，当然谈不上什么科学什么民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这么一个“令人不安”的数字：
亚太地区二十八亿人口中有六点六亿文盲——文盲占亚太地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几乎占四分之一)，而其中印度和中国文盲人数占亚太地区文盲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二分之一)！
在我国，“属全国首富的一个省，文盲比例竟达百分之二十七”——作协唐达成这样说。
按国务院规定，城镇人口识二千个汉字，乡村人口识一千五百个汉字，便达到“脱盲”状态。
文盲不只是识字的问题，应当是个综合的文化素质问题；当然，最起码的基础是识字。
不知道能否达到这样的认识：文化的起点是识字，而不是唱歌、跳舞、演戏。
(94)麦克太太。 报上有一段精采的描写：
“只要在咖啡店吃饭，麦克太太就总是买一个汉堡包，她并不特别喜欢汉堡包，可她不认识菜单上的字，只知道咖啡店里准有汉堡包。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她只挑那些她认得出的东西。她不认识商品标签上的字，要是罐头上只有字没有图，她就不敢买。”(88-09-23·《人民日报》)。
这里描写的场地是美国。这段文字不只涉及通常人们所关注的文盲问题，它关系到非语言交际和现代社会的信息传递问题。
(95)“对缝”。 这是一个当前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行话”——语义为：以沟通买卖双方的联系为手段，获取差价或一定数量的劳务报酬。妙在“对缝”者一无资金二无物资来源，只是“倒”来倒去获取报酬。这是商品流通的正道么？不。这个语词在理顺经济环境以后将会“淡化”或消失。
(96)文字的“命运”。英文《中国日报》刊有中国读者投书(88.09.28)，抱怨街道上或公共场所的公告、告示只有中文，不加英文，“对于外国人，他们不认识中文，很难让他们服从这些规定。”信中说，有洋人骑自行车要通过王府井大街，他又不认得在街头公告上的中文(每天一定时间内不准汽车和自行车通过)，引起很多麻烦。这位中国读者说：“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只需在中文告示上加上英文就行了。”
确实“很容易解决”。但为什么要在王府井街头张贴中文告示上加上英文呢？我不是排外分子，在外国人经常居留或交往的场地(如八达岭游览地或友谊宾馆)设置中外文对照的公告或指示牌，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不能认为在一切场所都要加上外文(不管是英文还是什么文)来“方便”外国人。这是香港“模式”——须知香港是十九世纪使用英语的一个强国(政治术语称为“帝国主义国家”)强占的地方(政治术语称为“殖民地”)，它是英文加上中文，而不是中文加上英文。
在纽约的时报广场树立的公告或指示牌，告示，英文之外加上中文了吗？
我看见民警的臂章是这样写的：
┌───────┐
│ 公 安 │
│POLICE │
└───────┘
上面是汉字，下面是英文。我不知道是否有过这样的规定？必要性如何？统一的还是地区的特殊规定？在我——一个中国公民——看了总不是味道。
有这么一个公开场所，解放前所有标志都是中英对照，解放了，这个美国人办的机构所有标志都换上中俄对照，因为“一边倒”。十年浩劫——俄文“修”了，因此砍了，剩下中文。开放了，中文旁加了英文。一部语言史成了一部社会史，耐人寻味。
(97)今之古文。 报上今之古文多矣哉：“出闹市，步田野，茂林葱郁，嘉禾如海，微风起处，绿波浩渺，容拥大自然之怀抱而焕发已失之青春；俯仰天地之无限而不知老之将至；且阳光灿烂，空气清新，享之不尽，用之不竭，各取所需，尽得其乐。”观古之今文：“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至于负者歌于涂，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前者刊于一九八八也，后者成于一○○七——七二也；前后约跨千年也，而古文不衰也。
(98)数字癖。报载有十不准，十坚持，十反对，十带头，九严格，八要求；还有一慢二看三通过；前有“五四三”办公室，后有“五四三二一”——十年浩劫时有三忠于，四无限。人告诫说，“不要玩文字游戏”——文字游戏不过是游戏，而现今的一个中心，两个重点，三个认识，四个结合，五个变化，六条措施，七个条件，八个保证，九个指头，十大罪状，不是游戏，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数字癖源出数字灵物崇拜，而数字灵物崇拜则导源于语言拜物教。
(99)“王後”。 电视屏幕出现过两次“王後”字样。客问：“王後”是什么呢？答：“王後”即“王后”。“后”为“後”的简化字，後简化为后，但不可逆转，即不能认为后字的繁体字为後。再举一例：“打秋<SPS=1860>”的<SPS=1860>字简化为千，可是“千千万万”不能作“<SPS=1860><SPS=1860><SPS=1494><SPS=1494>”。现在电子计算机可以兼容简繁两体，一按指示键，简体即可变繁体，或繁体即变简体，在制作这个程序时，应当注意有若干个汉字是有“不可逆”(只能单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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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图象诗。 日本《言语》杂志今年起有一个连载，是诉之视觉的诗；据说这是符号学和非语言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的理论形成以后，有些诗人不满足于传统的诗作，嫌它没有视觉效果，故创造一些新体。澳门一语文刊物称之为“图象诗”——在署名梯亚的文章中举了林亨泰的诗《车祸》——“表现了车子迎面冲来的那点有速度、有远近、有行动的紧张的感觉。”《言语》今年二月刊载了日本诗人新国诚一的诗《恋》(一九六八年作)，也有类似的图象：把“恋”字的繁体“<SPS=0409>”放在当中，上面延伸“言”字，下面延伸“心”字，左右各延申“糸”字，企图达到视觉上的强烈感受。
其实美国一个现代派诗人康明斯e.e. cummings(注意：这位诗人打破传统写法，一律不用大写字母)几十年前就提倡过诉诸视觉和听觉的诗。
照这个论点发展下去就不要语言。现代戏剧有两个极端，一是全然不用有声语言(如哑剧)，一是全用口语(独白)而不用一切动作。不论前者或后者，本质上还是以语言为媒介，都离不开语言。
<SPS=1220><SPS=1220>。写成百条，已到岁末——读者一定看腻了，作者也该走出密林，回家过年去了。<SPS=1220><SPS=1220>！(读作bāi bài源出美国英语 Bye-bye，这个新词随着各种易拉罐可乐橙宝果珍迷你巴士的士由南而北进入语词的密林，<SPS=1220><SPS=1220>！)
尘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