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戏与历史之间是一片广阔天地，按照不同的艺术观，可以在这片广阔天地中形成不同的交点。一种可以称为“学者史剧”，典型的例子就是吴晗应马连良之邀写成的《海瑞罢官》。这个戏几乎笔笔出自史实，使得“戏”难以展开，尽管有马连良、裘盛戎、李多奎等名伶努力支撑，结果还是“立”不起来。如果说今天三十岁以上的人无不知晓这一出《海瑞罢官》，那只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而绝非它在“戏”和“史”的结合上有所建树。由此可知，“学者史剧”是一条死胡同，由于历史学者中喜欢京戏的不多，所以敢钻死胡同的人就更少了。与“学者史剧”相对立，京戏大量的传统剧目都可以称为“传奇史剧”。李渔“无奇不传”四个字算是道破了京剧生存和“发展”的奥秘，历代艺人和他们的观众大多缺乏历史知识，往往是捕捉到一点历史的影子，便大肆生发开去，编织出跌宕起伏的故事，安排上难度空前的技巧，于是艺人和观众就在这种对历史的偏颇中“乐呵呵”了，都获得了满足。李泽厚同志曾把中国传统文化定名为“乐感文化”，我感到是很有道理的。京戏作为一种俗文化，“乐”的成份就更加突出，演员和观众都很容易“乐呵呵”，他们很少在“戏”的行进途中受到思想震撼，往往一个“绝活儿”(指高难度技巧)，往往几点韵味，就使他们津津乐道，绕梁三日了。“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相比，“乐”与“罪”相比，很难讲孰高孰低，但是我们自己凭心而论，现阶段的“乐感文化”还有欠深刻。而要想做到深刻，就绝不能象往昔那样排斥和摒弃历史。举一个例子，目前京剧舞台上的“热门戏”《打金砖》，戏迷们究竟是爱听什么呢？无非是两处——前半场要听刘秀“孤离了龙书案”那一大段唱腔，要品其中或“余”、或“谭”、或“言”的“味儿”；后半场注意力则集中在“太庙”一场，要看刘秀那种“三合一”(忽而唱、忽而扑跌、忽而甩发)的“忙活劲儿”！一位饰刘秀的当代名伶曾背后对亲近者讲：“观众看‘太庙’的心理，就是‘累死你龟孙子’！”此语虽近乎玩笑，却也曲折道出一个事实——“乐感文化”有待提高层次。上面是仅就《打金砖》的技巧而言，如果再将其历史背景考察一番，就会发现问题比比皆是——舞台上的铫(即姚)期与史不同，铫期不曾镇守草桥关，铫期还朝时并非由马、杜、岑代归，铫期在东汉开国功臣中的地位非如剧中所示，史无铫刚其人，史无郭荣其人，马武不曾逼宫，刘秀更未因贪恋酒色而杀功臣……够了，《打金砖》不是在亵渎历史吗？我很有些担心，在由于发现不景气而提出“振兴京剧”的今天，如果再原封不动地上演这些与史大谬的“传奇史剧”，将给新一代的观众带来什么后果？！今天的青年有两个特点：一是忙，他们的学习、工作、娱乐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他们的长辈；二是追求和信奉科学。他们如果舍得抽出一点时间来观赏京戏，除了了解、欣赏京戏的艺术特点之外，也完全有理由要求知道一些关于这出戏的历史背景——不要求反映历史多深多广，但起码的一点是不能有悖于历史。可惜的是我们如今众多的传统剧目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戏中的“历史”与典籍中的历史在明显“打架”。《谈史说戏》的及时出版，一方面在“说戏”部份很扼要地向读者进行指点，同时在“谈史”篇幅则不客气地“拨乱反正”。
前文谈到京戏与历史之间有一片广阔天地，那么从这两个“极端”所引出的交点，也不应仅仅是“学者史剧”和“传奇史剧”。建国后两度举行过有关“历史剧”的讨论，意见逐渐一致起来——“历史剧”首先是“剧”，至于“历史”(这里是作动词用)到如何程度则可因戏而异，换言之，只要是在不悖于历史的前提下，不同新编历史剧中依据历史的成份尽可有多少和深浅的区别，对于那些新设立的不同交点，戏剧界人士又分别给它们按上了“写真史剧”、“传神史剧”等等名目。但是就京戏目前的情形看，按新名目行新创作的成绩还不是很大，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传统遗产(即“传奇史剧”)还不能有效地实现批判的继承。而《谈史说戏》一书的出版，恰恰帮助戏迷从剧场中的如醉如痴状态中解脱出来，通过冷静的“摆事实讲道理”，引发深刻而准确的思辨，从而积极地支持那些脚踏实地而又目光高远的京剧革新。愿这本书能在茶余饭后发挥效能。
(《谈史说戏》，来新夏等著，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第一版，2.30元。)
品书录
徐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