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是国际文坛的巨人，他的声名与萨特，加缪、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卡尔维诺，海明威，福克纳等相齐。对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名誉曾有过热烈的争论。他是一个继承欧洲颓废传统的有独创性的作家；他的想象力形成了真正的创作自由。他特别受到美国大教授与学生的欢迎，成为无数篇博士论文的主题。他的存在主义的号召力似多集中于青年读者群。拉丁美洲著名的作家多是政治性的、左倾的。博尔赫斯的读者群以为他不关心政治(apolitical)，因此是位纯粹的创作艺术家。
他在欧美的声誉较他在拉丁美洲为高。在操西班牙语的新大陆中，他是个容易引人争论的人物。拉丁美洲年轻一辈的作家不喜欢他，主要就是因为他是不关心政治的。一般政治与经济的局势(右派独裁、贫富悬殊)造成拉丁美洲有良心的知识份子的左倾趋向。在较为年轻的作家们眼中，博尔赫斯成为落伍的老人，好似一个出卖了儿女的父亲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对这位拉丁美洲作家前辈的评论是毁誉参半。他以为博尔赫斯在创造新的拉美“文学”方面未曾成功。可是他一面又无疑从博尔赫斯学得不少小说技巧。(在博尔赫斯之前，拉丁美洲的小说都着重社会问题，用自然主义写法，充满政治说教，因而非常单调乏味。)
另一阿根廷作家胡里奥·考德札尔(Julio Cortazar)的整个写作生涯都受博尔赫斯深重影响。他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后者所编的一个刊物中发表的。考德札尔把博尔赫斯尊为老师，不过他后来作品倾向于博尔赫斯所并不欣赏的超现实主义，造成双方的不和。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政治上与博尔赫斯不合，但重视后者的作品。博尔赫斯的全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书房中的“永久”藏书，每次搬家必不放弃。同时，博尔赫斯虽然不喜欢左派作家的自然主义作风(“任何成果都有起因”的自然主义)，却欣赏寓言式的《百年孤独》。他们之间是互相钦佩的。
拉丁美洲文学于五十年代开始，即在现代世界文学上占了独特重要的位置。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风魔了充满理想的拉丁美洲作家。他们对博尔赫斯在政治上的保守很起恶感，但他们忘记了青年时代的博尔赫斯也是一个反帝主义者。年老趋于保守是一件很自然的现象，历年来各国政府所颁予的荣誉更使他靠往政治稳重的一边。他不满富恩特斯，考德札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些年轻一代作家对古巴卡斯特罗的毫不批评的支持。在文学上，博尔赫斯保持了“欧洲的传统”；拉丁美洲独特性格的名誉属于年轻的一代。
博尔赫斯在国际的声望起始于法国人对他的兴趣。而法国读者的兴趣则起源于第二次大战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避难的欧洲难民。法国于战后开始翻译博尔赫斯作品，在那同时，美国学术界也开始注意了这位阿根廷作家。意大利于一九五四年首先翻译他的短篇小说集ELAlepl。同年，他的几篇小说也被翻为德文。到了一九五七年，巴黎著名的茄里玛书局(Ga11imary)已出版了不少博尔赫斯作品的译本。他于一九六一年获得法国的国际出版家奖(法名Prix FOrmentor)。从此以后，他在世界的声誉大扬。
在美国，研究拉丁美洲文学的专家是博尔赫斯的第一批读者迷，后来英文译本的发行也引起了一般读者的兴趣。
一九六五年一期《纽约人》杂志的评论奠定了博尔赫斯在美国的地位。作者是约翰·厄普代克。他相信这位以前“无名”的外国作家“降临”美国文坛后，将对美国文学发生重要的影响。厄普代克自己在当时也在文坛崭露头角，他的深刻的见解，很受人注意。这篇评论文章有三点特别显著：一、厄普代克将博尔赫斯与卡夫卡相比，明确指出他们之间的异同处；二、他将博尔赫斯作品中的色情成份(eroticism)与“女人气”(femaleness)作独特的分析；三、他阐明了博尔赫斯对小说艺术的看法。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界一般对博尔赫斯的狂热程度可在那时的《时代》周刊书评编辑这句话中见之：“阿根廷没有民族性文学，可是却产生了一位文学天才，其神秘与难以捉摸的程度犹如月光下草地上的波动影子”。(载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一期)
模仿博尔赫斯作风并不是一件易事。其他作家对他的作品具有钦佩心理，但是不一定受到他的激发。不过读过纳布考夫的《苍白之火》(Pale Fire)的也许会察出一些博尔赫斯的痕迹——当然，纳布考夫自己的风格也是很显著的。
我们谈到六十年代的文艺，就不免想到当时社会动荡情况对艺术的影响。这种影响很使较为严肃的人士沮丧。例如，市间充满当时所风行的所谓“普及艺术”(popArpt)、“偶发”(happenings) 以及用电视机荧幕所构成的艺术等等。巴思认为这类艺术发展是歧途的，但是同时他相信文学作品如要赶上时代，必须要“在技巧上合乎时代”。巴思说：“许多当代(六十年代)小说家写的是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期式的小说，用的是二十世纪中期的文字，内容则是有关当前的人与话题。这些作家，在我看来，并不如那些在技巧上合乎时代的作家有意思，例如，乔伊斯与卡夫卡在他们那时代是创新的；在我们这时代就有山缪尔·倍克特与博尔赫斯。
巴思把当代的作家归于三个范畴。第一批作家根本不理二十世纪这时代；第二批是那些极合时代但是没有技巧的“普及艺术”式的作家(这里我马上想起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作风)；第三批则是那些杰出的作家，“非常时新，但也能恰当地、难能可贵地道出充满人性的内心与环境，正如伟大艺术家一向所做到的”。巴思把博尔赫斯归于第三个范畴，而他自己也似从博尔赫斯受到启发，在技巧上创新，进而成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派小说的一个先锋。
博尔赫斯无疑在国际文学上留下很深的痕迹。他的最后(一九八五年)一部著作《地图册》(Atlos)就象征了他的“国际性”。这是薄薄一本游记式的作品。他用诗用文(雅致的散文)写出周游世界的观感，到过的地方有爱尔兰，土耳其，冰岛，西班牙，马来西亚，加拿大，日本等。书内附了不少朋友所拍的照片：在加里福尼亚登大气球，在日内瓦望风景，在阿根廷一个动物园内抚摩老虎。诗文之中谈到法国的女神，德国的梦，希腊的戏剧表演，瑞士的风景，阿京的墓园。那本图文并茂的书最后一页照片是博尔赫斯一只皱老的手抚摩汉字碑刻。那只手在碑上的流连摸触，好似象征了这位几乎失明的老作家对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碑刻显然是在日本，但是汉字与手指发生接触的一瞬间把这位拉丁美洲文学天才与中国文化连在一起。我除了伤悼他未能踏足中国古老土地之外，也惋惜他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