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设在西湖孤山南麓，周围风景幽美，名胜古迹荟集，读者到此，既可观书，也可观景，若有兴致还可观游人。可惜馆内设备欠佳，虽装有风扇，还是闷热得很。好在随时可到湖边透透风。每天早出晚归，过断桥，走白堤，不用惦念白娘子和许仙的相会，也不用吟诵“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的诗句，单是观赏西湖的晨雾暮霭也就够了。如此读书，也算享福。
也许正是仗着西湖风景好，图书馆上午十一点四十分闭馆，下午两点半才重新开馆。这中间两个多小时逼着读者游西湖。
每个图书馆都有轻易不肯借出的“海内孤本”，浙图也不例外，据《一八三三——一九四九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知道他们藏有一九0六年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小说社报》第一至第九期(这杂志公共图书馆中另外只有上海图书馆藏有第七期)，恳求了大半天，还是没能“挖”出来。除此之外，其它我所需要的“新小说”，管理员倒是都同意出借，且取书速度甚快，每次都不超过五分钟。第一天刚读了几种书，就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把我叫到外边，单独“审查”了我的研究课题，然后旁敲侧击询问在我的研究成果上，是否注明是在哪里看的书。我装聋作哑，“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注明每本书的阅读地点，只怕出版社和读者都会嫌我的“小说史”过分冗长。不过话说回来，我对浙图还是相当感激的，此次江南读书，在杭州收获最大，看到了《自由结婚》、《女娲石》、《天足引》等一批在北京找不到的书。
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对《自由结婚》评价颇高，并作了大量引录。可所述限于“上编”十回，作者误认为“二编”未出。前些年有人撰文介绍《自由结婚》，订正这一错误。此书自由社一九0三年初版，一九0五年三版，署犹太遗民万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译，实为张肇桐的创作。“上编”后有《自由社附志》：“乃知女士磨厉以须，跃跃欲试，一俟机会成熟，便当单刀直入，今日之避世隐逸，岂无故哉！……(此书)为吾国民下一针砭，普天下须眉巾帼，倘亦有闻风兴起者耶？”可见说“结婚”是幌子，论“自由”才是本意。也就是第一回里说的，“起初得了结婚自由，后来把一切自由都得到手。”“二编”述黄祸、关关投河自尽，可均被救，先是离别，后又重逢。因参加光复大业而双双被捕，狱中吟诗、演讲，感化狱卒和县太太。结尾处县太爷准备将黄祸、关关押赴京师，县太太则决心爱国一番。中述一革命妓女，深夜床上痛说亡国恨，感化嫖客，说是为维新党人运动，托迹勾栏救护无知少年，以一身救同胞。于此可见当年文人心目中“浪漫的革命。”
此类“浪漫的革命”，“新小说”中屡见不鲜。《女娲石》中主人公金瑶瑟留学归来，自愿进妓院，以便进宫谋刺太后；而革命的春融党则设百大妓院三千勾栏，勾引得腐败官场消魂摄魄，无心理政。《女娲石》甲、乙二卷，一九O四、一九0五年由东亚编辑局出版，海天独啸子著，前有作者所作《凡例》和卧虎浪士《序》。《序》中引录作者语：“予将欲遍搜妇女之人材，如英俊者，武俊者，伶俐者，诙谐者，文学者，教育者，摄而成之为意想中之一女子国。”小说明显借鉴政治小说之说理、科学小说之声光电化、虚无党小说之刺客谋杀，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镜花缘》的布局，想像和笔法。不过最有趣的是对妇女革命团体“花血党”的描写。据说进“花血党”须灭“四贼”：“灭内贼”即抛弃夫妇儿女情谊；“灭外贼”即断奴根；“灭上贼”即不做死奴忠鬼；“灭下贼”即绝情遏欲不近秽雄，如果需要繁衍子孙，则用温筒将男子精虫接种在女子腹内。如此决绝，目的是达到“三守”，关键在于“世界上男子是附属品，女子是主人翁”，“世界明权暗势都归我妇女掌中”。如此“妇女解放”，未免有点可怕。但我怀疑倡导这种“妇女解放”的，恰好是当惯了“主人翁”的男子。
吴绮缘的《冷红日记》一九一六年由小说丛报社刊行，浙图藏的是一九二二年的第四版。此书是继徐枕亚的《雪鸿泪史》后又一部用日记形式写作的长篇小说，起“元旦”，终“除夕”，共三十七节，144页。徐枕亚、吴双热为此书所作的《序》以及作者的《自序》，说的都是一句话：唯此书得“言情之正”。惜霞女史的《读<冷红日记>琐言》则赞其“于《红
楼梦》得其憨，于《西厢记》得其艳，于《花月痕》得其痴，于《镜花缘》得其博，众美毕臻，可谓极小说之能事矣”。如此不着边际的吹捧，倒令人怀疑此书是否大杂烩。最有趣的是姚民哀那比较《雪鸿泪史》与《冷红日记》的《跋语》：前者述薄命红颜，个人伤心史，未免笔墨不大干净；后者则除一老父、伯父和弱弟外无男人，“力矫秽亵之弊病，与寻常言情之作不同”，故名之曰“至情”。鸳蝴作家这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想的爱情”，一经漫画化，居然成了不要异性的“至情”，不亦怪哉！
梦花馆主江阴香的“醒世小说”《九尾狐》共五集，一九○八——一九一0年由社会小说林社刊行。初集有灵岩山樵《序》，比较其与《九尾龟》、《胡宝玉》的异同，着实把《九尾狐》吹捧了一通。《九尾孤》从立意、体例乃至命名，均得益于张春帆的《九尾龟》，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至于其与吴趼人的《胡宝玉》，确实有很大区别：一为长篇章回小说，一为文言笔记小说；一着重写胡宝玉一生经历，一着重表现北里历史。不过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九尾狐》二集再版广告说的“以胡宝玉为全部主脑，贯穿近数十年北里历史”。以男女之情为线索，表现社会风貌和历史事变，《桃花扇》、《<SPS=0541>杌闲评》已开此先例。只不过“新小说”家借鉴西洋小说一人一事贯穿始终的“布局”，而又不忘小说“补史之阙”的古训，故此类结构的小说特别多——当然，好多只是表达了这么一种“良好的愿望”。
“新小说”多演说调，但唯有《天足引》在封面标明“程宗启演说”，而不是“程宗启著”。阿英介绍过这部小说，可没说明出版时间。此书由上海鸿文书局出版，后附若干鸿文书局广告和一则《新世界小说社报》广告。前者提到《上海之维新党》去冬出初编，而《上海之维新党》一九0五年出版；后者只讲“内容分五大目”，当系初创刊时广告，而《新世界小说社报》一九0六年创刊于上海。另外，徐念慈《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录新世界小说社一九0七年所刊小说《宪之魂》等十七种，其中没有《天足引》；而《宪之魂》一书则附有《天足引》等已刊小说的广告。由此可推定程宗启的《天足引》一书出版于一九○六年。
中山大学是我的母校，图书馆藏书真不少。这次来主要查阅《大陆报》、《女报》和《小说七日报》上几篇文章。据管理员称，《小说七日报》是编完《全国中文联合期刊目录》后才购得的，故未编入，也算中大的“珍本”。可惜找了半天没找着，不知是否误记。
中山图书馆正在搬迁，新馆坐落在中山大学旧址大钟楼(现为鲁迅纪念馆)旁边，相当宽敞，也很漂亮，院中四面墙上关于书籍发展的一组线刻尤为可观。到“港台书籍阅览室”看看，这是中山图书馆、广州图书馆、中大图书馆和暨大图书馆的优势，港台出版的重要的学术著作基本上都能找到。当然，不少是“出口转内销”。前几年，国内很少出版国外学术著作的译本，广州的读书人好多靠港台译本来了解海外学术动向。港台译本不精，但数量多速度快，对于渴望了解世界而又无法获得原著或无法阅读原著的读书人来说，还是极令人羡慕的。这两年，国内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势头很猛，成果斐然。在这种情况下，有出版社还不断盗印颇多谬误的港台译本，可就不大好理解了。在出版社是赚了点钱，在读者则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这里象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一样，中午不借书，但读者可留在阅览室看书，不用遛大街。可我中午还是跑出来了，有时逛自由市场，有时逛书店。逛市场并不想买什么，只是听人家讨价还价，觉得亲切好玩；逛书店真想买点什么，可又没见什么特别想买的好书。最后在古籍书店旁边见到一块“华南图书贸易有限公司”的小牌子，顺着不到一米宽的楼梯上楼，在一片电锯声、电焊声和嘈杂的人声中，售货员正介绍这批书是参加香港中国书展后送回来的，一律六折出售。挑了一套我一直想买而又买不到的《唐戏弄》，精装本，上、下册一千五百页，才花了五块多钱。读书人的心理真是怪，你白送他十块钱他不稀罕，可要是买书便宜了三、五块钱就高兴得不得了。我自然也未能免俗。
在中山图书馆也读到好几种值得一记的奇书。同样讲妇女解放，《女狱花》显得稳妥多了，大概跟作者自身是女人不无关系。《女狱花》共十二回，西湖女士王妙如著，一九0四年由其夫罗景仁自费印刷出版。罗氏在《跋》中介绍夫人如何抱病著小说，自称“不能如我佛释迦亲入地狱普救众生，只得以秃笔残墨为棒喝之具”，“非但一我妙如之现影，实千百万我妙如之现影”。书中两女英雄意趣不同，结局也迥异。沙雪梅自幼从父学少林拳术，一黑虎偷心拳打去，胡作非为的丈夫当即丧命。出狱后决心组织一女界革命党，将男贼尽行杀死，让那些求降的男人服侍女人。最后，沙英雄因大事不成而率众自焚。许平权不同意沙的主张，留学归来，办女学堂讲平权道理。且怕后人误以为女革命党不悦男人，故与支持女学堂的小说家黄宗祥结婚。大概那时候讲妇女解放的，大有要天下男子为两千年“夫权”赎罪的趋向，自然颇多偏激之辞。这才诱使王妙如女士在小说中设置两种类型的女革命党，表达她的妇女解放理想。
碧荷馆主人编的《新纪元》，一九○九年由小说林社出版，共二十回，220页。小说述未来中国如何富国强兵，打败各国列强，订和约十二款。各国君主都签字了，唯有英、俄两国王不服，“说是签了这字，世界上的白种人就要做黄种人的奴隶”。小说第一回有一段话，表白了作家对这种预言式的理想小说的向往。作者认为，中国过去小说题材，不是取之于过去，就是取之于现在，“从来没有把日后的事，仔细推求出来，作为小说材料的”。只有西洋小说进来后，才有专就未来的世界着想的理想小说这样“别开生面的笔墨”。喜欢扮演预言家角色的，“新小说”家中不乏其人；此书的特点是从科学角度入手。
同样是预言，《瓜分惨祸预言记》“却是评叙中国光绪甲辰年以后，万民遭劫，全国为墟，积骸成山，流血成河的惨祸”。一九○二年，新小说社提倡“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的政治小说，本准备同时推出一正一反《新中国未来记》和《旧中国未来记》，一述已变之中国，一述不变之中国。《旧中国未来记》后未见刊出，而《瓜分惨祸预言记》实可代之。小说共十回，138页，上海独社一九○三年出版。尽管封面署“日本中江笃济藏本，轩辕正裔译述”，《例言》中也声明“所有叙事，悉照原书，毫无增减”，可第一回译者如何得书，第十回先知如何赠言，该不会是“悉照原书”吧？“新小说”中此类假译本不少，并非都如此书及《自由结婚》、《轰天雷》等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好多作家伪造译本，只是那时候翻译的比创作的吃香，好卖钱。阿英评彭俞《东瀛新演义》五种译笔流畅，实则彭兄只是拿着日本地图编故事，“译笔”当然流畅。
一九○六年小说林社出版的《哑旅行》(未广铁肠著，黄人译)，中山图书馆只藏有下册。书后附有《谨告小说林社最近之趣意》，声称为坚持“寓诱智革俗之深心”，防止小说界因宗旨不明而黯淡无光，将已印之书分为十二类，“其无所取意者绝版不出”。用心不可谓不佳，但真正绝版的只有两种，实际上还是一种广告，不过高明点而已。“新小说”家大都参与编辑报纸杂志，或者自办书局，颇了解广告的作用和魅力，不乏自拟广告者。在我的印象中，广智书局的小说广告，小说林社、新世界小说社、小说丛报社的广告，都是很有特色的。商务印书馆的小说广告数量多，但平了些，大概不是作家所拟。小说广告当然不是小说论文，可很能代表当时一般读者的趣味。比如清末小说广告常用“思想高尚”、“情节曲折”，而民初小说广告则常用“哀感顽艳”、“文笔雅丽”，由此不难揣摸公众阅读心理的转变。小说广告的作者一般是无法考定的，但《哑旅行》后所附《辽天一劫记》广告，则很可能是该书作者徐念慈所自撰。因其时徐任小说林社编辑主任，拟广告应是他份内事；更何况此书后来因作者早逝而流产，旁人很难代拟如此详细的广告。包天笑《剑影楼回忆录》曾谈及此书构思，可互相印证。录下此则广告，一来为这本构思中的小说留一面影，二来为小说林社的广告作一例据，三来证实“新小说”广告对于小说史研究的价值：
“本编记日俄甲辰之战，首尾完备。旅顺攻击、对马海战、奉天铁岭诸役，引据报章、日记以及局外观战员之报告，成此一大集。我国民身受之惨祸，应留为一大纪念，不仅对岸观火已也。出书后，再行广告。”
说来惭愧，行程近万里，历时月余，读书不过百十种，且多是粗粗翻阅而已。书读得少还是一回事，因读书而呕气，可惜了多少名山胜水，那才令人懊丧。“行万里路”这人生一大乐趣，在书本的压迫下一闪而过，只留下一片汗渍。以我的愚钝，也许最好是“行万里路”时不读书，“读万卷书”时不行路。
一九八七年十月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