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藏书家，总数到底有多少，至今也没有详细的统计。叶昌炽是最早做研究统计工作的人，他的《藏书纪事诗》也是一部开山之作。不过这书是以诗为主的，关于具体的个人，材料并不丰富，只不过是简略的小传和一些零碎的资料，对读者的帮助不大。继起而作藏书家事略的也有一些，但总摆脱不掉同样的缺点。大抵藏书家并非同时也是名人，也不一定都有自己的著作，传状资料也稀少，这些都造成了困难。
明代晚期浙江著名藏书家祁承<SPS=0784>，是留下了不少书面材料，使我们有可能对他进行较深入了解的一个例外。淡生堂的藏书，清初就散佚了。但今天我们还能接触到一些仅存的遗物，特别是他家的抄本书，还有那有名的藏书印记，看了都使人感到亲切。他的著作，在清代都是禁书，所以流传极少，但到底并不曾断种。他的传状，由范允临等手写的，现在也还在。他的手写、手跋本也多少还留下了几种。他的家书手迹更是进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珍贵的遗墨。这些遗藏的一部份原来是祁家深藏密锁了几百年的东西，直到解放之初才陆续流散出来。崇祯刻本《淡生堂文集》就是其中之一。
原集大约刻于崇祯中叶。刻成不久就遇到了甲申国变，所以流传很少。过去只在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初集中有过著录。那是陶湘的藏书，后来展转归北平图书馆，现在台湾。书前有陈继儒、范允临两篇大字序，范序做于崇祯六年，可以约略推定刻成时代。接下去是十篇旧序，都是为承<SPS=0784>生前著作单行刻本而作的。作者有梅鼎祚、冯时可、邹迪光、姚希孟、杨嗣昌等，都是晚明有名的作者。这些单刻小集今天也大多亡佚了，只能从这些旧序中知道那些名目。“文集”是合编重订本。计诗、序跋、奏疏、记、读书志、传志、杂著、尺牍、吏牍等共二十一卷。
与这部文集同时流出的还有《淡生堂诗文钞》稿本四册，是祁家后辈从文集中精选写成的，待刻而终未刻。对比之下，可以知道“诗文钞”即据“文集”抄出。被删落的大都是有干时忌的处所。在选抄过程中还对“文集”动了手术，将奴虏字样都一一用浓墨涂去了。因此可以断定“文钞”写成的时代是清初。而在国变家难之余，祁氏子孙仍念念不忘想使先人遗著流传下来，又为了安全，涂去了触眼的忌讳，但并不销毁，一直秘密保藏着，即使经过乾隆禁书那样的大风波，还是坚持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藏书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叶。
全书涂乙最多的是十七、十八两卷尺牍。有的篇章几乎是满眼墨丁。现在引一首《上赵明宇·高莹塘》书作例：
“窍计中国之制夷狄，不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其来。此为寻常言也。若今日则直须有以制其来，而战之胜不胜，守之坚不坚，又为第二着矣。何者？职见人心摇摇，略无固志，若一闻虏骑渡河，都门不知作何景状。故今日惟在海上多方出师，以扰其巢穴，老酋如恋栈之马，或未敢一意西向。所以海上之师，惟频益妙，正所谓胜固可欣，败亦可喜者也。前台壹防边八议，固以及此。职之<SPS=0384><SPS=0384>，一念，敢以附于临岐之献。”
承<SPS=0784>在这里提出了对东事的见解。象这样的尺牍颇不少的，但都不选入“诗文钞中”，那道理是不言而喻的。篇中“中国”、“夷狄”、“虏骑”、“老酋”等字样都涂去了。在其他诸篇中涂去的还有“建酋”、“辽左”、“四卫”、“奴酋”等字样，甚至连叙述战事的词句也一并涂去。直到今天，我们仿佛依然可以摸到祁氏子孙翻阅先人遗著时惴惴的心。
祁承<SPS=0784>一直在宁国、长洲、吉安、宿州、磁州等地做地方官，在南京兵部车驾司职方司任职，平生精力大部分耗于吏治，这在两卷“吏牍”中可以见其大略。不过他到底是一个爱书的人，在藏书上花费的精力尤多。卷十四为“读书志”一卷，其中的“藏书训约、训略”，缪荃荪已经刻入《藕香零拾》中。这是万历四十一年家居时所作，是检阅藏书，分别部居以后写下的有关藏书总结性的文字。其中“整书例略”部份，是有关图书分类的论文。他提出的收书要点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举自己收书的实例来加以说明，又罗列古今藏书家的故事激励子弟。这一卷“读书志”可以算得是系统论及藏书的开山之作，给予后来者的影响是大的。只清初藏书家孙从添的《藏书纪要》约略可以相比。他当然逃不掉“子孙世守”的老思想，声明在他自己生时，要每月增添藏书的种类，对子孙则只要求每年增加若干种。还详细规定了藏书楼的规则，但他似乎也感到无论如何细心规画，藏书是否能守而勿失也还是个未知数。他说，“至竭力以守，而有非尔辈之所能守者，夫固有数存乎其间矣。”他所说的“数”自然是唯心的，但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知的事物。没有多久，甲申国变，祁家随之破家，藏书自然也不可问了。其实世变的发生与发展，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早已多次涉及，只是没有料到来得如此急速而已。
祁承<SPS=0784>说他自己特别看重的是史书，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藏书思想。在以尊经为主的时代，是一种难得的卓识，也可以说是浙东学派的一种特色。他回忆少年时的故事，
“然性尤喜史书，生欲得一全史，为力甚艰。偶闻华容魏学博有《全史隐括》颇悉，郭相奎使君以活板模行于武林者百许部，一时竞取殆尽。遂亟渡钱塘购得其一，惊喜异常，不啻贫儿骤富矣。”这是很有趣的故事，同时又可以知道明末在杭州是有活字板的，至于这部全史的名目则已不可知。当日活板印书大抵一次只刷印一百部左右，随即拆版，这是活字本特别罕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祁承<SPS=0784>很早就有著述的志向，也大抵是属于史部的居多。在南京时有致管席之一书，略云，
“白下山川自佳丽，寒署自寂寞，惟堪闭门读书，自快蠹鱼之癖，日来喜阅古人嘉言懿行，意欲自三代至国朝，将名哲品格之可采者，辑为《古今范》，勒成一书，藏之名山，吾意足矣。但业须遍索之正史稗史之间，偶于记闻得数种，皆此中藏书家所绝无者。或宅上邺架中一检，不妨借阅。录竟即专人函璧。”
为了著书而向人借书，借得以后即抄成副本，淡生堂的抄本书，就是这样陆续积累，终于成为巨观的。他在与郭青螺书中，又劝他为吉安一郡编文献志，建议“采之豫章全书中，已十得其六七；若文，则采辑名公之著作，亦易事也。……所以文献一书，关系不浅。望老公祖慨然力任之。一应笔札刊刻之资，则郡吏事也。”明人任地方官，多喜编刻有关地方史志类书，其中有不少是所谓“书帕本”，是附庸风雅的草率之作；但也有谨严的撰著，无论如何，总是为地方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不是毫无意义的事。在这信的后半，他又提出了借书的请求，
“某表彰前哲之意，颇亦不敢自后于人。即书架中所收者，乃古人之蠹简残篇，无不珍重藏之。……今所收古人裨官野史之类，颇不下千种，至于记载朝政之书，更不易得。凡老公祖邺架所藏，如宋元人之文集，除耳目常见之外，或前代与国朝记载及小史之类，俱烦命掌记者录一目见示。如向所未曾经目，则当借抄。在宋朝如刘须溪诸公，皆贵乡人，其遗集定有副本也。外一单皆贵乡前辈名公也，其集有存于其子孙者，并一查示之。”
大约他每移一地任职，总是要搜访遗书，借抄收藏。这是谈生堂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是在河南的日子抄得的最多也最重要。这些情况在他的家书中也有所反映。在“与黄寓庸”书中又劝他作表章地方前辈的工作，江右名家如周益公、刘须溪、杨诚斋、洪景庐、刘贡父、刘原父，“著作不下数百种，今海内尽已失传。兄可加意访求，即以其人，刻之其郡。”在同书中又提到他自己纂辑的一部重要著作，
“浙中辑著作考，虽古人之遗书十不存其一二，而使后人尚识其著作之名目，犹有存羊之意也。合十一郡中大约有八十余卷。此书于世道无所关系，而于吾乡亦有小生色。”
这部《两浙古今著述考》的稿本是他在万历戊午半年中所编成的。淡生堂蓝格写本，也是祁家世守先世遗书之一。
在“与徐季鹰”一书中，他又进一步提出纠合同志，共搜遗书的倡议，
“弟以半生食字鱼，改作牛马走。驽步屡顿，钝退同于六<SPS=2092>，仅此蠹鱼之癖，日老日肥。<SPS=1978><SPS=1978>焉访求异书，搜辑残编者，二十年如一日也。然苦于僻居海滨，闻见有限。必须相结同志者五六人，各相物色，而又定之以互易之法，开之以借铢之门，严匿书之条，峻稍延之罚。奇书秘本，不踵而集。……弟知兄台有此同好，不识可收弟于臭味之末否？”
感到个人的力量究竟有限，自然不免想到要联合起来共做收集的工作。这是图书馆思想的早期萌芽，虽然粗略，也没有脱出个人收藏的局限，但到底是可贵的初步设想。
《文集》卷十九有“与潘昭度”一书，长达千言，是论藏书的重要文献，可以看作“读书志”的提要。其中说，“大约觅书如觅古董，必须先具赏鉴，乃可称收藏家。若只云漫尔收藏，则箧中十九皆赝物矣，虽多莫为。”他主张以“文献通考”和“艺文志”所载者为第一格，著述中又应以表章九经者为第一格，“次之则记载前代治乱得失事，再次之则考证古今闻见所未及事。”对诗文集则评价不高，但说汉唐宋元人集亦应珍重。“故弟于文集中，凡宋元人遗稿，倘得寓目，亦无不抄录而存之。盖文集一事，若如今人所刻，即以大地为书架，亦无可安顿处。惟听宇宙之所自为销磨，则经几百年而不销磨者，自有一段精彩，不可埋没者也。”这里所说的自然淘汰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规律。人们常说书籍有水火兵虫等灾难，其实历史地看，这还不算是严重的祸患。推而广之，就连“文革”中的毁灭文物也不是最致命的症候。读者的鉴别、筛选才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坏书，不够格的低劣作品往往逃不过无情的抛弃，要不然真是以大地为书架也将容纳不下了。相反，好书、好作品的生命则是长久的，即使遭遇怎样的厄遇，终于还是保存下来，因为它们得到了读者、不是一代而是多少代读者的批准和保护。
在给潘昭度信中还提到搜求会试录事，“我朝会试廷试二录，自开科至今，其板俱存礼部。此昭代大典，藏书家不可不存。知兄亦须办此，亦为弟刷印一部。但一科不可使缺。所刷者即留之都门，弟自差人来领，至嘱。”登科录是原始的历史资料，不过不为一般藏书家所重视。在这里可以看出祁承<SPS=0784>的眼光识见。同一时代以收藏登科录著名的还有宁波范氏的天一阁，至今还大量的保存着，比淡生堂要幸运得多了。这种登科录，并非一本本零碎收集，而是整套地从礼部刷印得来的。
祁承<SPS=0784>还打算修河北三郡的地方志，请阮太冲主持编辑，“不佞欲合河北三郡为一志，名为《河朔外史》，而体裁不同于郡乘。”(与竹居宗正)在与陶公望书中更详述自己著述的计划，是重要的史料。
“弟今老矣，……惟好裒辑古人之遗书，表章前哲之遗范。……故如《绍兴文献志》、《两浙先辈感德录》、《越中隐佚考》之类，皆有志而未能者也。如《世苑》、如《友鉴》、如《前贤大事案》之类，皆已辑而未就者也。惟自通籍二十余年来，回环郡邑之间，曾辑有古今守令之事，足为后人取法者，名曰《牧津》五十卷，分为三十类。于弥变安民化导肃法之事，颇为详尽。此书或于世有小补乎。至于两浙著作之考，为卷亦六十有四，于吾乡前辈之著述，无不备载其名目，弟尚恐有遗于耳目闻见之外。此二书虽已成卷，然更当请裁于兄者也。”
从这些已成未成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的著述旨趣，也还是着重史的因素为多。特别重视的是地方史乘，这与他在“读书志”中所说是一致的。
《淡生堂文集》的前六卷是诗，如细细排比，可以得到不少传状的资料。不过就诗论诗，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文集”中最别致也最有趣的是收于卷十二、十三的几种日记，“数马记”、“出白门历”、“江行历”、“归航录”、“戊午历”、“己未历”。其中有的是南北行旅的记事，也有家居琐记。这中间说到访书的很不少，很可以看出他毕生收书的情况。现在从后面四种日记中择录几条，可以约略看到大致的面貌。
“七日，密云不雨。早至姚江，市书七种。内有于文定公《读史漫录》，大有识力。《乔庄简集》，亦简令有体。舟中读之甚畅。午后雨甚。”(万历四十六年正月)
“十日。风雪俱狂。舟泊四明邮亭，推篷四望，大雪弥漫无际。欲觅友人作白战不可得。呵雪水研墨作诗，复检甬东所市书二十余种，内有熊仁叔《象旨决录》，此我朝解经第一手，觅之数年，如渴得饮。急取读之。时雪从篷隙入，遍满几席间。余以一毯褥拥身，都忘风雪。因跋为辟蹇编。”(万历四十六年正月)
“二十二日。有贾人持蠹余残书来，市得三十余种。内有陈植《木锺台》，此宋人解经史语也，颇类王伯厚《困学纪闻》，不免作头巾气耳。他如杨铁崖《史义拾遗》及新刻张献公《曲江集》，皆佳本也。”(同上，二月)
“十五日，得范元辰年兄寄示《天一阁书目》，并见贻司马文正公《稽古录》。此书大约与吕成公《大事纪》相类，晦翁独称其简要有体，恐亦公编摩通鉴后所成也。”(同上，四月)这是见于纪录的天一阁书目的最早本，也即著录于“淡生堂书目” 中的一本，可惜已不可见了。四明范汝梓，是天一阁后人，曾为承<SPS=0784>《初集》撰序。
“二十一日。贺新郡公张泰符公祖。是日闻奴酋突发，抚顺失事，大帅与全军俱没，辽事几不可为。为之堕箸。余自园居以来，终岁不阅除书邸报，至是亟索近报，不胜藿食之忧，取古人应卒制夷之略，为作《辽事案》。(闰四月)
士大夫居乡，但仍不能不关心国事。不过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从故书中寻找有关文献，加以纂辑论述而已。晚明这类著作颇有一些，虽多不免空疏之病，但究竟是时代风云的反映，禁毁之余，都是值得珍重的。
“初九日。晒书毕。数日来余躬率平头奴三四人，刷蠹理朽，挥汗插架。由朝及暮，瞬息不停，真所谓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同上，六月)“过书肆觅书，得十六种。内如宋人方秋崖集，极佳。又抄本《越峤书》，载交南古今事甚悉，得之欲舞。”(八月)“十五日。与郑孔肩坐湖中小艇快谈极畅。是日同过黄贞父寓林，树老石奇，是湖中第一境。沿堤至西冷，复至孤山。又携手过葛岭。阅闵氏朱刻书四种，精工之极。此简编中清玩也，孔肩戏呼为书妖。天色已暮，始从钱塘门归寓。至寓则居停主人已治具集几辈待月矣。至漏下二鼓乃罢。”(八月)
这是游杭的日记。闵氏朱墨套印本书，过去一般不为藏书家所重，以为不过是给儿童阅读的坊本。但在祁承<SPS=0784>看来，则是精工之至的雕版书，大加称赏。这也可以算是藏书佳话吧。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