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一九八五年二、三期)中也谈到“企恋”这一“基本母题”，认为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原始心理。
傅修延、夏汉宁编著的《文艺批评方法论基础》中遂引用刘说：“刘再复就曾运用追溯法对文学史进行思考，他领悟到我国当代文学、现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中，存在着一个不断重复着的母题：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他从《爱，是不会忘记的》开始向上追溯，在《伤逝》、《红楼梦》、《钗头凤》(陆游)、《孔雀东南飞》、《将仲子》(《诗经》)等作品中找到了这种一脉相承的‘遗传信息’(但没有上溯到原始神话)。”(132页—133页)
又见何新著《诸神的起源》论及“泮宫”遂引用《诗经·秦风·蒹葭》为佐证：“在较宽广的文学意义上，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诗中所说的‘水’看作一种广义的象征符号——暗示爱情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但这些诗歌在情感和句法表现上的质朴和真纯，却使我们倾向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它)既是一种抽象的象征性意象，又是一种纪实——从而表明了被辟雍——泮宫制度隔离开的思男、思女之间的恋情和心声。”(151页)
林、刘、何所论虽角度不同，且各有发挥，但都是基于“企恋”这一心理现象生发开去。
“企恋”即钱锺书先生《管锥篇》中所谈到的“企慕”。该著第123页“蒹葭：在水一方为企慕之象征”一条：《蒹葭》、《汉广》“二诗所赋，皆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Sehnsncht)之情境也。”并引用德国民歌、古罗马诗人桓吉尔、但丁《神曲》及中国古代诗文、小说、佛经以参证之。“后世会心者以为善道可望难即、欲求不遂之致。”“以水涨道断之象示欢会中梗……”“抑世出世间法，莫不可以‘在水一方’寓慕悦之情，示向往之境。……”
由此可知，钱锺书先生是我所见文章中最早领悟“企恋”之意的。钱先生触类旁证，举一反三，洵为学者之“悟”之典范。
读书献疑
艾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