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来信，大量是关于建立“读书俱乐部”的。在去年第十二期里，我们就这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想不到有那么热烈的反应。不少读者希望有这么一个为他们服务的机构，愿意支持和参加，有的还十分热心地表示愿意为它奔走。
《读书》杂志的“班底”，我们在刊物第一期上公布过了。公布之时，不无踌躇。这样一个“班底”已经工作了恁多年，不说出去，也许不无神秘之感，使人莫测深浅。但是，对自己的读者来说，保持神秘感莫如现出透明度。这么一些人，这么一个“班底”，怎么还能搞什么“读书俱乐部”呢？
当然还有资金来源、办公场所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现在也都在筹措，也都在未定之夭。
但还相信事在人为。现在走的第一步在这期刊物上印发一张调查表，希望读者帮助我们考虑一些问题，提出自已的要求。相信读者中不乏事业人才，经营能手，能够为我们设计、筹划。我们特别寄希望于在北京的离退休的《读书》老读者。如果能得到一批不在编制的同志的协助，则此事也许较易成就了。
关于这期刊物，我们组约了几篇谈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问题之间的关系的文章，作为开篇。提出“读一读周作人罢！”并不是赶什么热门。周作人可能谈得很多了，书也出得不少了。但也正因为此，才需要更加深入地谈谈。我们还是相信“开卷有益”那句话，也不赞成在读书问题上设立不必要的限制和“禁区”。仅仅说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往往属皮相之见，要之在如何读法。此鲁迅所谓陈年旧帐本也可以一读之也！
读书当然要引导。其中，开书目是一法，而对稍高层次读者说来，则介绍适当的见解，提供必要的资料，说明实际的背景，更是一法。这就是一种引导。仅仅主张“开卷有益”而不加引导，是不合适的，而如果办杂志，写文章，努力帮助读者正确理解底蕴，洞悉堂奥，则“开卷有益”何罪之有！
当然，这也不否定根据书目来对工作进行指导、管理。只不过想说，对管理工作者和帮助读书的人来说，其之所司也许略有分别而已。
有了这种想法，我们又大胆地请柳苏先生连续三期畅谈几位香港作家，包括新派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作者。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新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读他的文章，更可见读书一事具有何等复杂的内蕴，在这问题上“一刀切”，日此书绝对可读，彼书绝对不能读，此类书必要，彼类书不必要，往往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