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文艺报》上写文章，谈香港作家，说是“有个笔名叫‘小生姓高’的青年作家(已故)，写作基础本来是不差的，后来转变成为一个专写黄色小说的作家。人家形容他写小说象踏缝纫机一样，迅速如飞。他的收入确实很高，但开支也比别人大，人品堕落，生活糜烂，结果导致自己短命天亡”。这使我想到，应该写写他了。
他，小生姓高，高雄。
“高雄，一九一八年生。原籍浙江绍兴，广州出生。虽读小中大学皆未毕业，历任小中大报编辑，现以卖文为生。”这是附在他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封底上他写的几行自我介绍。
在内地，他知名度很低，低到恐怕几乎接近于零；但在香港，他却是大大有名的，属于所谓“名气界”中的名作家。
小生姓高，是他早年用得多的笔名，从早年到晚年都用得多的笔名是三苏。此外还有吴起、许德、史得、经纪拉、但丁、石狗公……等等。经纪拉、但丁、石狗公都是他以第一人称写的小说的主角，他就用这些主角的名字做笔名。
一部香港影片是许多人看过的：《新寡》。主角是夏梦，原著的作者就是史得，就是高雄。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说》(双月刊)去年曾经刊出过《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这也是高雄的作品。
但他在香港目睹怪现状并不止二十年，至少有三十六七年。他一九四四年就从广州到了香港，一九八一年才从人间到阴世。他活了六十三个春秋，说他“短命天亡”，因此只能是笑话了，人世间哪里找得到年逾花甲的短命鬼？
他到香港的第二年，就进了一家报纸工作，这家报纸先出日报，后改出晚报，他先编副刊，后做总编辑。后来有一段时期还和梁厚甫(梁宽)轮流做总编辑。
在这家《新生晚报》中，他们两人可以说是一时瑜亮。做总编辑时两人都写过新闻评论(梁宽是从香港移居美国后，才以梁厚甫的笔名替香港、新加坡的报纸写时事分析的文章而声名大起的)，替副刊写稿时两人又都写怪论和“艳情小说”。高雄的新闻评论写不过梁宽，当然更写不过后来的梁厚甫；梁宽的怪论和“艳情小说”就不如高雄的名气高了。
他们写的“艳情小说”是每天一篇的千字文，用浅近的文言来写，写各种各样的“偷情”，尽管也是黄色小说，但只是点到为止，并不怎么绘声绘影作淋漓尽致的描写。由于是每天一篇，在日报就叫《日日香》，在晚报就叫《晚晚新》(专栏的名字)。而高雄就在写这样的文字时，署上了小生姓高的笔名。这样的名字容易使人记得，也容易使人对作者产生不怎么好的印象。他是应“买方市场”的需要，一开始就写这一类东西的，并不是“后来转变成为一个专写黄色小说的作家”。
正相反，倒是后来他转变成专写反映香港现实社会的小说，而放弃了那些“艳情”的笔墨。从这个意义来说，这应该是“堕落”的反面吧
和“小生姓高”同时出现的三苏，是他写《怪论连篇》的笔名。所谓“怪论”，就是正言若反的杂文，讽刺幽默的文章。先前一般都是以社会现象做题材，到了后来，才逐渐侧重于政治，特别是“文革”以后的一段长时期，差不多完全成了反共的文章(也可以说，其中不少是反“左”)。
这些怪论是用“三及第”的文字来写的。所谓“三及第”，就是文言、白话加广东话。香港的居民多数是广东人，说广东话，用广东话写文章，容易受到欢迎。香港又是长期受到封建文化影响的地方，文言文的遗留也就不足为奇。虽然如此，时代的文字到底还是白话。就这样，形成了一种文字上特殊的三结合。
这样的“三及第”就是梁宽、高雄首创的。把梁宽放在高雄的前面，是因为有这样的事实：《新生晚报》上的《怪论连篇》和《经纪日记》都是梁宽出的主意，怪论是两人同时写，后来还加进了别的人；《经纪日记》原来是梁宽先写的，写了没有多久，就不写了，才由高雄接过来，写下去。高雄原名高德熊。高德熊和梁厚甫，是《新生晚报》的一对鬼才。
《经纪日记》就是用“三及第”的文字写的，通过一个在商场上做经纪的小人物——经纪拉每天的活动，反映出香港社会的形形色色。许多时候带有纪实的性质，头一两天的具体事件往往被生动地写了进去，而不止是干巴巴的记述，因此很能吸引读者。从那当中，可以看到市场情况的发展，一些商品和吃喝玩乐的场所也往往被介绍出来。使不少人感到，它的文字有趣，内容有用。
这里是《经纪日记》中第一日的文字：
“早上七时，被她叫醒，八时，到大同饮早茶，周二娘独自回家去了。她说自己要买钻石，恐怕是‘水盘’，大概和人家‘踏路’是真。王仔走来，‘猛擦’一轮，扬长而去，真是愈穷愈见鬼也。
“九时半，打电话到贸易场问金价，仍是牛皮市，自从上月被绑，亏去六百元后，真是见过鬼怕黑矣。莫伯到来，邀之同桌，据称：昨日经手之透水碧玉，已由一西人买去，赚价二百元，此人好充大<SPS=0518>，未必能获如是好价，逆料赚四五十元是真。余索莫伯请饮早茶，彼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算总算中计了……
“披衣到陆羽，途中遇见大班陈，我说等钱将军，作了他一尺水。到陆羽，周二娘介绍一陈姑娘相见，另细路一名，陈姑娘谓系其弟，细路无意中却叫起阿妈来……”
这里的“猛擦”就是大吃，“充大<SPS=0518>”就是摆阔气，“一尺水”就是一百元，“细路”就是小孩，讲如此类，都是广东话。
有人说：“香港有一本名书，在新生晚报连载了四五年，可以说是最通行的了，那便是人人知道的《经纪日记》；香港有一个作家的笔名，他几乎已成‘香港名流’了，这人便是《经纪日记》的作者经纪拉。这篇连载数年不衰的日记体长篇小说，不但为一般读者所欣赏，文人学士，商行伙计，三百六十行，几乎包括香港的各色人等，都人手一篇”。这说法是离事实不远的。
这以外，他又写了《但丁游天堂》、《石狗公日记》、《济公新传》、《猪八戒游香江》……都和《经纪日记》是同一类型嬉笑怒骂反映现实的作品。它们由于带有纪实的性质，就更可以起帮助认识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的作用。
这些作品以外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纪实性就更浓了。它的每一段故事都有一件轰动一时的新闻做背景，而写出了许多内幕，这些内幕又是新闻报道中不便写出，或不能写出的，写出来就要引来法律上的麻烦。如有人绑架自己的亲生的儿子，向岳父勒索钜额的赎款之类。
这些小说用纯文学的观点来看，大概得不到很高的评价，但作为通俗文学的作品，情况就应该不同了。有趣的是，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的《纯文学》月刊(和台湾的《纯文学》月刊是联号)就用过相当的篇幅，刊出了《经纪拉的世界》和对高雄的访问记(还附录了高雄写的《揭开自己的底牌》)，对这些小说作了高度的评价，尽管还是只把它看成俗文学，却认为是在香港可以流传于后世的文学作品。
高雄自己说，他写的这些只是通俗小说，不是文学作品。他自己只是一个“写稿佬”，一个“说故事的人”，而不是作家，一定要说作家，也只是不同于“文学作家”的“职业作家”，写稿卖钱。
他大概也是首创每一天都要写稿一万多字的人。平常一万二千，最高纪录一天二万五。长长短短，每天总有十多篇。一家报纸曾经有过每天刊登他四五篇稿的纪录。最多的时候每天有十四家报纸登载他的作品。
他说，他每天只工作六小时。这样，写稿的速度就非快不可了。他说：“很多朋友都常常笑我，说我写稿是‘车衣式’的……就是左手推稿纸，由上而下，右手楂笔，唔郁，就好像车衫一样。”所谓“车衣”，就是用衣车(缝纫机)缝衣裳；“晤郁”就是不动，右手拿住笔不动。这就不是“写稿佬”，简直有些写稿机器的味道了。
他承认自己的“车衣式”，却不承认可以一边打麻将，一边写稿。“传闻而已”，有点神乎其说了。
并不神乎其说而是事实的，有一家报纸为了和另一家报纸竞争，不仅以高价买他写稿，还以高价买他不写稿，要他把原来替另一家报纸写的稿停了，而由他们照付稿费。这样他就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也算得上“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吧。
日写万言以上，一年就至少要写下接近四百万字，十年就是四千万字，就算三十年吧(他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六七年)，也写下一亿两千万字的作品了。他可以说是“写稿界”中的亿万富豪。就是从数量上来说，也绝对是香港的“大作家”。
但我们这位大作家却是书产极少的，以成书的著作来说，生前只有两部三本，就是那使他大大成名的《经纪日记》和《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这日记至少写了一百五十万字以上，印进书里的只不过十万字左右，两本不厚的小册子。第三本还未出，书店老板就宣布不能出了，因为书里写到了他生意上大有来往的人，万万碰不得！
为什么就没有别的书店、出版社愿意出这部书或他别的小说呢？因为当年的香港不像现在，出版事业并不发达，书出得很少。他自己对待自己的作品又从不“敝帚自珍”，出不出书，并不在乎，以至后来出书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时，他也无意使它们和纸张油墨过不去。
但在他身后，他的家人却以四五个月的时间，就替他出了一本装帧印刷都比较讲究的《给女儿的信》。蓝底金字的封面，乍看就像一本雅致的线装书。四十多封信，从《交友篇》、《那容篇》到《待客篇》、《事亲篇》，这目录使人感到像是出自一位老夫子的手笔，特别是每一封信的开头，“字付三女(或次女、长女)知悉”，以及最后的“父字”，更使人有十分“老土”之感。但细看内容，就完全和这些形式是两回事，尽管谈的是教女儿做人、立身、处世的道理，却是并不陈腐，颇为清新的，没有道学气，富于时代感，而又很通情达理，既不唱高调，也没有低调到近于下流。写给女儿的信就像是写给朋友似的，一点也没有“字付”和“父字”似乎应有的那种板起来的面孔。举一个例，在谈“妇德”时，他表示理解婚外情，却提倡重操守。
他有两个女儿，都去了美国，先读书，后定居下来，信就是这样写给她们的。但当然不必真是私人信件的原样公开，实际上这是为一个妇女杂志写的专栏，尽管其中不乏父女之间的真情真事。
从文字看，一点也不像出于写《晚晚新》、《怪论连篇》以至《经纪日记》的同一支笔。从内容看，一个似父如兄的形象，就更加使人会忘去那“艳情”“小生”的“恶形恶状”。这是一个正面，不是负面。
这些信是他晚年的作品，最后一篇是死前两个月写的。这一“后来转变”也可以证明，并不是“转变成为一个专写黄色小说的作家”，并不是“堕落”和“糜烂”，而是相反。至于他青年或中年时代是不是有过，或有过多少“艳情”艳事，那就不是我们需要多所关心的“风化”问题了。
这本书，这些信，凭那些清通平实的文字，是可以使作者赢得散文家之名的。
全面来看，高雄首先应该是文体家，由于他和梁宽首创了那特殊的“三及第”文体，四十多年了，至今还在香港流行。七十年代以后，有人创造了另一种“三及第”——英文、白话加广东话，那是“书院仔”和大专生的新一代“三及第”，流行得并不广，远不如老一代的“三及第”。
高雄当然也应该是小说家，通俗小说家也是小说家。要了解四十年代后期以至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香港社会，他的小说尽管未必全面和深刻，但总是很可参考的，是可以看到一些风貌的。遗憾的是没有印成书本(除了《经纪日记》和《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而且已不容易找到)，要看就只能向旧的报刊去寻找了。
高雄也是杂文家。他那许许多多怪论，他和别人首创的社会性的怪论，用他的话说，真是“论尽香港”，入木三分。“论尽”，在广东话里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有麻烦、不好办……的意思，恕我不能很恰当的表达出来。他后来所写的反共或反“左”的怪论，有论得对的，也有并不实事求是以至漫骂的。至于末流所及的另一些人写的怪论，这里就不提也罢。
最后，还要加上一个：散文家。尽管这方面的文字不多(也不是除《给女儿的信》以外就完全没有)，他自己却是很重视的。他曾不止一次对朋友说，写这些文字他要付出加倍的精神，不是“车衣式”所能制造得出来的。高雄是个显得有些玩世不恭的人，但说这话是却是很正经的。他那些《给女儿的信》也很正经，尽管文字轻松活泼。
这里不妨引一段他的散文：
“香港号称东方之珠，最多不过二十年光景，大陆成为‘红色中国’之前，香港还不过是一个普通商埠，也是中国官僚富豪的退步之所，以及私运财产出口的第一个站头，甚至有人说，香港是罪恶的渊薮，逃逋的安乐窝，这且不去说了。然而二十年过去了，多少达官贵人在这里生了根，也有许多倒了下来，千千万万的美金和金条，埋藏在英皇道。有些人从半山区遭到了另一个半山区——从洋房住到木屋；有些人从木屋区爬上了渣甸山。多少一掷千金无吝色的阔少们已经变做伸手大将军，许多在大陆曾经显赫一时的真正大将军们在新界‘孵豆芽’，豪门的公子要坐钱债监，左右政局的美人已经改嫁了外国大汉做洋太太，千金小姐下海做舞女，用安眠药了结她的璀璨的一生。一些名女人把她的未完成的责任交给下一代；有些新的富豪崛起，凭了他父亲见不得人的勾当，而他却用绅士的脸孔见人；有些衰败了的世家靠卖家当度日。在宇宙运行之中，二十年的光阴实在太短了，仿如一刹那。但在我们短促的生命来说，二十年的日子又实在太长了，使许多青年人白了头发，使美女的脸上涂了皱纹。在这些日子里，香港在玩着滚雪球的把戏，一块小冰从山口滚下来，越滚越大，结果变成了今天的东方之珠。”(《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现状》楔子)
高雄替电台写过广播剧，以《夜夜此时听》为名播出。他也写过《十八楼C座》的广播小说，通过大厦中的一个单元，反映香港社会的人生世相。在一九六七年香港陷入“反英抗暴”的纷乱中时，这一广播节目对左派天天作无情的攻击。
他和左派其实是有过良好关系的，整个五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的前半期，他是几家左派报纸副刊的特约写稿人，一个时期一家报纸每天用他四五篇稿子的就是左派的晚报。他替别的报纸写的怪论，偶然有点讥刺左边的声音，并不经常，“文化大革命”以后，这样的声音渐多渐厉，左派报纸就停用他的稿，于是决裂，“反英抗暴”一来，讥骂就更多了。
“文革”过去，他和左派朋友私人间虽然逐渐恢复了来往，但写稿的关系始终没有恢复。当他准备重新写稿时，还没有来得及替左报“车衣”，就离开了人世。他曾经表示，对正牌左报不“车衣”，是要写得用心一些的。
他曾经表示，写小说得力三部书：《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和《阿Q正传》。
高雄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他使人想起广东旧日颇有鬼才的文人何淡如，也使人想起他小说中的人物劳道化(谐音捞到化，意思是“捞世界”的手段已经进入化境)。
但说来说去，他总是几十年中在香港写作圈子里有过很大影响的人——名符其实的香港名作家。
柳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