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此书读者如果一封封顺序读下去，当读到序列第二十七的信，那么下面这一句话决不会等闲掠过：“你的小冬冬一定比我们的小端端更乖！”杨苡于此写了一条注解说：“小冬冬是我的外孙，生于南京。”冒昧写信的小姑娘转眼之间已做了姥姥！而从这一信数起，到现在又已十几年了，来日犹长，鸿飞那计？“人生到处知何似？”这是无可比拟的遇合，我忍不住要用“古久先生”的陈腔老调来赞叹了：委实是文坛佳话！
可是要说做佳话，却也不全是。既然从一九三六年就开始通信，为什么编为第一号的信乃是作于一九三九年的呢？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六六年，整整三十年的信统编在这本书里，怎么又只得寥寥的二十三封？而在一九六六年之后，为何竟是六年的空白？杨苡在《前言》中写道：“造反派红卫兵在提审我时曾经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这是我一生中所承受的唯一的耳光！这一记打得如此之重使我几乎倒下，但我还是站定了，而且突然痛切地清醒感到我本不该如此胆怯得听任我家人烧毁了那么多珍贵的信件……，到末了我仍然躲不过这场羞辱！”
几乎倒下而终于站定，且从这儿获得了痛切清醒的感悟，这是想玷污历史、毁弃文明者所万万意想不及的吧。第一次遭劫是因为日本侵略军进占天津租界，第二次便是在这史无前例的黑暗十年。这二十三封信终于在“专案组”长期审查封存之后幸得珠还，自然成了“老外婆”枕箱中的珍宝，《雪泥集》的读者因之也从全部书简中品味到言辞之外的辛酸和甜蜜。
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个转折开始，接读那封作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的第二十四信吧。巴金写道：“看到你给小林的信，很感谢你的关心。……这些年我和蕴珍也常常惦记你们一家，可是一直无法知道你们的情况。我想总有一天会得到你们的消息，蕴珍也是这样想，但是她等不及，病故了。”杨苡在信末注解说：“自从林彪事件之后，大家的处境略为‘松动’一些。这是进入七十年代巴金给我的极其珍贵的第一封信。信中只能谈些家庭中亲人们的情况。”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杨苡在注解里说，“萧珊是在一九七二年八月由于治病延误而死于癌症”，是这本小书注解中提到死于非命的第三人，前面还有王树常和方宇晨。真该有一个统计，一本名册，一部厚厚的不得终其天年者的传记，留住这么一个触目惊心令人转侧难安永矢勿忘的记录。杨苡接下去写道：“我原是同年四月被宣布‘解放’的，却直到十月才打听出上海作协书记罗荪同志在奉贤县文化干校劳动，考虑再三，便在八号寄一信给罗荪同志，中旬收到了他的回信”，下面就是这条注解中附录的回信：
“十月八日来信已收到。得悉近况甚慰。附信未能代转，因有所未便，想当能见谅。李已于八月初即离于校返沪，当时因陈蕴珍患病甚重，由他去照顾，而陈因所患癌症，已于八月中旬不幸去世。故李即留在上边，未再下来。他仍住武康路113号原址，问题尚未解决，此信是否要发，请你考虑。如写信去，也不要提到曾要我转信一事，陈去世一事，也不要提是谁讲的，免得麻烦。原信附还。……我仍在干校，因问题尚未最后解决，通信多所不便，请不要再来信，容俟解决，当再奉告，以谢关怀。”
真是文献足珍！这短短几百字的信包括它的注解和附录，抵得一部《文化大革命史》的几许章节！朴质无华，却又如“冤霜夏零，愤泉秋沸”，令人难以为怀。而这些却又只是“泥上偶然留指爪”，并不是刻意为文亦非有意讽世，因之愈益动人。在第六十号信上，巴金恰巧写了这么几句话：“人写信，如果想到要在自己生前发表，那就只会贩卖一些‘大路货’，连牢骚也不敢发了，有什么意思！”我要补说一句的只是：这里的六十封信并无什么不合时宜的牢骚，它是了解和研究这位重要的深得人心的作家的珍贵资料，它们原本不为发表，因之愈见其真诚。
对此书的评价，自应包括为全部六十封信所加的注解在内，关于这些注解我却又吹毛求疵觉得有两处未能尽满人意。一处是注解一九三九年一月本书中第一信的署名“德瑞”，杨苡说：“全名是黎德瑞，是一九四三年巴金去日本时改用的姓名。”这样说来岂不有点时序颠倒？另一处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第五十信，信中有云：“刘的确讲得不错，我听见不少人这样说。可惜我自己没有听到，据说他认真在考虑问题，看得较深一些。而且他敢讲，有胆量。”杨苡注解道：“当时著名作家王西彦、罗荪、刘真、刘宾雁、林斤澜、邓友梅、刘绍棠等应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邀请，作了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讲座，介绍了各自的创作经验，和对各类文学问题的意见，深受南京大学生与青年文学工作者们欢迎……”。注解原原本本，只是七个名字三个刘，巴金以为讲得不错的究竟谁属又是些什么意见却竟未交代。
但这些显然不关紧要，本书的编注出版理该受到感谢，它让尊敬巴老的读者同享了杨苡的欢乐。而认真考虑问题，看得较深，敢讲，有胆量，也正是巴老本人为霞满天的晚晴丽景，我以为，这是探索世界寻求真理而奋不顾身的可贵素质，雪泥鸿爪，它为继进者留下了航标。
(《雪泥集——巴金书简》，杨苡编，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五月第一版，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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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