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接触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作品还在少时，那时偶然从巴金先生译的王尔德童话中，读到一篇《快乐的王子》，深为作品的隽永与深刻所感动，时至今日还依稀可以在脑中搜索当时的印象。以后我热中于话剧，读了一些外文译成中文的剧本，王尔德的名剧如《少奶奶的扇子》、《认真的重要》等都经我国话剧的拓荒者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诸人改编在中国舞台上上演。特别是《少奶奶的扇子》一剧简直成了大学的业余剧社上演的保留剧目之一。可以说改编的王尔德剧本一时曾风靡了中国的剧坛。我即使初起时热中于这些改编为中国话剧的王尔德剧本，但真正知道王尔德其人，是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他的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翻译出版的时候。我总有一个不成熟的意见，认为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对中国早期的话剧运动，是有一定影响的。
王尔德生于一八五四殁于一九○○，幽默大师肖伯纳比他迟二年出世，却活到一九五0年，几乎是王尔德生年的一倍。肖伯纳在生前得到了一切的殊遇，而王尔德却在屈辱中郁郁死去，同是爱尔兰的奇才，结果却大为不同，后世实在不得不为王尔德一掬同情之泪的。肖伯纳生前曾为王尔德作了一个切实的评语，说王尔德是“地道爱尔兰式的爱尔兰人”，意即是一个执着的讽刺家。王尔德尽管才华出众，诗坛上几与叶芝齐名，剧坛上也独树一帜，但却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他承袭了法国的唯美主义思潮，并以此来嘲弄英国维多利亚皇朝的文化风尚，开罪于英国的上层人士。正当他成名之际，却遭到了英国贵族社会的毒手，以风化罪被告于法庭，而且遭到败诉，被判服苦役于里丁监狱。他虽在牢狱中写下长诗《里丁监狱之歌》，成为英国诗坛绝唱，出狱后却潦倒巴黎街头，以四十六岁的华年死于贫病羞辱之中。
同样处于逆境中的肖伯纳，因为摆脱了狭隘的民族性，拿起政治武器在英国剧坛上打出一条崭新的讽刺喜剧之道，成为世界闻名的幽默大师。就因为如此，他才比王尔德多活了半个世纪，把摇摇欲坠的维多利亚文坛致以最后的一击，而博得世界的喝采。肖伯纳即使在中国也是走红的，他与鲁迅的会晤成为中国文坛的佳话，而介绍他的文章也比比皆是，他的作品也几乎全译成了中文，在我国造成了一时的喧嚣，可是王尔德的作品，虽然如讽刺剧《少奶奶的扇子》、《认真的重要》及寓言小说《快乐的王子》， 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在二、三十年代时都已翻译出版，但他的一些诗歌小说和美学论文只有部分译出，而且欣赏王尔德文采的人却在少数。王尔德短促的一生业绩和悲剧的终结，最近由李却·爱尔曼撰写了一本《王尔德新传》，对他作了重新的评价。该书生动地描绘了一位玩世不恭奇才的遭遇，立论较为公允，同时也是一本比较文学的佳作。
王尔德的文学生涯几经英国同时代人的讥讽与嘲笑，使他成了众矢之的，举步维艰；俟他进入中年，始悔青年时期的狂妄不羁，略有收敛，然为时已晚，终于被投牢狱。他曾对友人说过：“少时不谙世故，任性作纨绔状，如今始悔不该向世俗披露赤忱之心。”但在书信中又显示另一种心情，他写道：“艺术是人世最严肃的事业，而艺术家的生涯却是最不宜认真严肃的。”在他的时代里，他确以机智善辩见称，风流倜傥超群，而纯真的才华似未发挥尽至。即使如此，他仍不失为当年浮华世界的一颗明珠。他少年得意，长诗《拉凡纳》早在牛津求学时即获得文学奖，为文坛所瞩目。一八八一年出版的《诗集》也为不少读者所称道。一八九九年《里丁监狱之歌》问世，终成英国诗坛的珍品。从某种意义论，他是英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开拓者，正如他给予寓言与散文诗以新的生命力，使读书界得以重新欣赏古老的艺术。在美学与书简方面，更非维多利亚盛世中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他用法文写成的美学舞剧《莎乐美》(一八九三)震动了英国的剧坛，终于招致了禁演的噩运，但也禁不住此剧在英国掀起象征主义戏剧的旋风。一八九一年他的力作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出版，当时在欧洲被视为用英语写成的唯一法国象征派的小说。他的多种喜剧更是风行一时，甚至经过日本的<SPS=1701>译而传到了中国，开拓了中国话剧运动的视野。一八九二的《少奶奶的扇子》，同年的《理想的丈夫》，一八九三的《无足轻重的女人》，和他最成功的《认真的重要》(或译《弄假成真》当时被看成是哲理性的喜剧)，都在早期中国话剧舞台上出现过。
但是即使他享有如此盛名，却不能挽救他充当西方文艺祭坛上的替罪羊。这在《王尔德新传》一书中剖析得十分精辟。王尔德成长于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时髦文艺圈子里，最先出现在他母亲主持的伦敦诗歌戏剧沙龙的晚会上，结交了一批形形式式的名流淑女，继而出入于巴黎风行的艺术界，一八八二年去美国旅游讲学，博得极大声誉。他逐渐把他的“为艺术而艺术”不受功利与道德约束等等主张付之实施，因之不能为英国上层社会所容。他少年得志，于是公开宣称天赋机智和自我宣扬是人生成功之道；尤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严肃的艺术事业不受重视，文人欲步青云闻名天下，往往不择手段，即遭受莫落讽刺亦所不惜。王尔德为了要独树一帜，以便在语言和风格上出人头地，他从写诗到开创散文诗，从写散文到编写剧本，最后则从舞台跌入监狱。他虽然终身未忘他的艺术至上和生活享受，事实上他在被剥夺全部物质享受的情况下，反而写出他有生以来最感 人的狱中书简《从深处》，诉说他落难的沉痛经过，事实上是他的忏悔文字。他出狱后在法国发表的长诗《里丁监狱之歌》，又成了英国诗坛的不朽之作。这些都是非他始料所及的。他标榜的唯美主义当年曾显赫一时，并以此来与维多利亚末代文艺分庭抗衡；无论在时髦的沙龙中，艺术的舞台上或上流交际社会里，王尔德和他的一伙“才子”，都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而被他讥嘲的旧派文人与宫廷生活，正如他在《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一八九一)这篇小说里所百般挖苦的那样虚伪与丑恶。当时也只有他通晓牛津大学的美学权威华尔脱·佩特(一八三九——一八九四)教授的文艺复兴思想，和美学批评家约翰·罗斯金(一八一九——一九○○)的新学说。他善于把这些新思想运用到艺术的各个方面，从而反讥了千孔百疮的旧文坛。王尔德在文艺沙场上十分擅长轻取论敌，却低估了垂死敌人的毒辣手段。依他的才华，他足以继承美学哲理家的事业，可是他之崇拜叔本华与尼采的虚无主义哲学思想竟到了家，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亦步亦趋，自愿以身体现西欧的“唯美哲学”，他不惧眼前的所有敌视而甘当急先锋与牺牲者。他在生活中专找俊美少年为生活伴侣，以寻求他所崇奉的美之永恒。这显然是他崇奉的唯美主义在作祟，而终于导致他的身败名裂，以英年受屈早逝，为天下惜才人所痛。
(Richard Ellmann，Oscar Wi－lde，New york，Knopf，630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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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