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英语中的俚语都出自美国,也许未必恰当,但要说美国英语中充满了俚语,倒是可能被接受的。有人把俚语赞誉为“美国的光荣”,是旧式的、昏暗的世界中的一点光辉。罗伯特·L·查普曼(Robert L.Chapman)主编的《新美国俚语辞典》(New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lang)正是以这种精神为主导的一部杰作。俚语的繁荣往往是伴随战争而来的,现代美国英语中的俚语也是大部分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实,俗语是各个国家都有的。战争期间和战后,大批外国人流入美国,带来了属于“亚文化”范畴的本国俗语,而美国的生活又为它们增添了新的色彩,因而形成了现代美国俚语的主干。这部辞典不仅是一部工具书,也是现代美国文化和语言变迁的写照。
明年便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了,法国学者中涌现出一种疑问:法国大革命值得吗?雷纳·赛迪罗(Rene Sdillot)的新著《法国大革命的代价》(Le Cout de laRevolutionFrancaise)便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之作。其实,早在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时,一个叫田纳的人就提出过这个观点,认为四十代君主穷一千年之心血所取得的成就,被一阵狂风席卷得七零八落,不仅是不值得,而且是倒退。一百年来,这方面的争论从未平息。赛迪罗在书中,举出了大量事例,证明法国大革命的代价过于昂贵了,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但很多历史学家并不赞同他的结论,诚然,这场革命对一些人和物有损害,但就历史进程来说,还是值得的。
小阿瑟·斯莱辛格(ArthurM.Schlesinger,Jr.)在美国是个风云人物,他是政治活动家、政府官员、竞选策划人,又是传记作家、政论家、影评家,但知名度最高的身份还是历史学家。他的新著《美国历史的循环》(TheCycles ofAmericanHistory)在学术界很有一番影响,既有欢呼声,也有不少批评。他认为,“国事不断摆动于公益观与私利观之间”——这是打开史学的一把钥匙,可以从过去的社会生活中找到证明。被称为“进展时代”的二十世纪初的公众积极主义曾被二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所抛弃,而公众积极主义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又有所恢复。四十年代中的保守主义在社会思潮中曾让位于六十年代的“新边疆”和“伟大社会”的政策,到了十几年前随着越战之后出现的青年反文化倾向,美国思想历史再次出现了似乎以自私自利为中心的动态。作者认为,这种循环模式只不过是一种偶合,它是自生而不灭的。“有机体的本性就蕴含着循环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就存于现代人的心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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