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为“真事隐”而打掩护，无非是想加强效果，取得似真性。归根到底，是要读者把作者撇开，视作品为独立的客体，以便“纯粹”地欣赏——就事论事，就诗论诗，就传奇论传奇。元稹倒是“客观描写”，没声明什么。但杨绛先生说的两种形式，在小说中都有所反映——反映在构思上。即通过史实见其真，通过一些细节证明其虚构，尽管作者未声明是虚构。或许正是这真真假假的缘故，元稹千余年来反未能逃脱干系。“纪实说”与“虚构说”都是为了强调“奇文”之“奇”。只要作者不会因作品而受人指责，诸如攻讦他人、始乱终弃等等，打掩护都大可不必。
那么，《莺莺传》有无打掩护之处？小说“真”在何处？“假”在何方？
首先，我认为元稹不曾打掩护——为自己辩解什么，开脱什么。其“真”，在背景方面的切合史实，其“假”，则在情节设置及作者与人物的交流方面。得赶紧说一句，这“假”不是“虚假”而是“虚构”，相对于“史”而言。请试述之。
因《莺莺传》中部分情节可征之于史，故有一些学者据此认为传奇乃“自叙之作”。传奇写张生游于蒲，与莺莺相见于普救寺，“是岁，浑<SPS=0918>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而这一段文字又是有史书为据的。《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五年，“十二月庚午，朔方等道副元帅、河中绛州节度使，检校司徒、兼奉朔中书令浑<SPS=0918>薨。……丁酉，以同州刺史杜确为河中尹、河中绎州观察使。”其实，焉知元稹不是在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节”以塑造“典型人物”？但信史之材料出现在传奇中，传奇也就仿佛成为信史。根据此段文字以及后面的情节，学者们考订出了元稹在贞元十五年前后的年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认为这是“回忆录”。此说由来已久。自宋起，王<SPS=1759>《<传奇>辩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瞿佑《归田诗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王桐龄《会真记事迹真伪考》、陈寅恪《读莺莺传》、孙望《莺莺传事迹考》均认为张生是元稹本人无疑。《元稹年谱》则在此基础上集大成。
既然传奇变成信史，根据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来研究作者的恋爱经历、并进行道德评价，也就顺理成章。结论嘛，自然不妙。又由于“先入为主”，在论证上也就难免出现“倾向性”。以《读莺莺传》为例，作者认为崔莺莺出身娼家，结论由“会真”得出。“真”有仙义，而唐代之仙，固有指娼妓者，但二名并不等同。“仙”不是“娼”的代名词。“仙”还有美女的意思。崔姓为贵族高门，这倒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不能根据作品提供的材料确定莺莺出身高门而非寒族呢？陈先生推论“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方法仍是以《莺莺传》为“回忆录”。又云元稹“舍弃寒女……乃正当行为。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又说“微之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而其后复举制科者，乃改正其由明经出身之途径，正如其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于仕于婚，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者也。”以上议论，均由双方(莺莺)为寒族、娼妇而引出。原因仍在于“以假为真”，即如作者所说：“不仅为唐代小说之杰作”，“亦是贞元朝之良史料”。此说对以后研究影响甚大。于此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对作品进行“解码”，使“传奇”变成了“自传”。自传说既已成立，传奇中张生矛盾复杂的情感也就简单化，人物形象也跟着脸谱化：张生＝忍情之薄情郎＝元稹。
元稹在传奇的背景安排上有意向史实靠拢，结果这些文字被用来考证他自己的生平，这大约不是作者“以真为假”的初衷吧。而作品的后半部，作者与诸位好友一齐上场，还赋诗聚会，与张生谈心发议论，本是想证明张生确有其人，会真确有其事。不料作者的障眼法这回竟被识破，研究者“将计就计”，假戏真唱，把元稹送到被告席上去了。
这后半部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一是《会真诗》，二是信，三是关于“忍情”的议论。这三点，在我看来，都是“假”，而不幸被“认了真”。《会真诗》之“假”，在于其情节与气氛的再创造，与传奇有别；书信之“假”，是说信非莺莺手笔，而实为元稹杰作；“忍情”论之“假”，是说此论为张生所发，难以附会作者本心。这些问题，杨先生都有很精采的议论。关于《会真诗》及艳诗，杨先生说：“考据者因此断定传奇所记是真情实事。但艳诗的作者元稹，和传奇里的张生并不一样；艳诗里的莺莺，和传奇里的莺莺也不大相同。”我认为即使是艳诗中的莺莺，也是被诗化了的，她与元稹的交往也同样富于诗意，其描写仍不能以“自述”视之。传奇中莺莺之信，是考据者们的重要证据。有论者也认为那信是元稹“改过的”，未免欠痛快。杨先生说：“但看崔莺莺写的情书，若没有元稹的才学，很难写得那么典雅；莺莺的才艺显然是作者赋与她的。”说得极幽默。关于张生“忍情”的议论，则是历来评论元才子人品的重要依据。如前所引，陈先生说元稹热中仕宦，不会抛弃大家闺秀，给自己讨麻烦，故莺莺必为娼妓，因而当时世人可以原谅元稹的喜新厌旧。而我一直以为，元稹之所以大胆描写这个故事，广为传播，正是为了开辟进取之路。一来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赵彦卫《云麓漫钞》)；二来作者根本就不是写自传，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那“忍情”的议论，是人物的性格语言，而非作者的天机泄露。杨先生分析了崔张的悲剧之后，说“张生的忍情，不仅适合人物的个性，也适合故事的要求。”“张生忍情不是元稹的主张，只是由小说自身的规律、小说内在的要求造成。传奇里‘坐者皆为深叹’云云，无非大家都深为惋惜，亦见作者本人并不赞许。”“元稹这个始乱终弃的故事，分明不是旨在宣扬什么‘忍情’的大道理，而是要写出这一段绵绵无尽的哀怨惆怅。”可是，在千余年来的评论中，元稹竟因为张生此段议论被视为始乱终弃德行凉薄之人。元稹可真是“为他虚构的故事蒙受不白之冤”的一个典型。不知元才子黄泉有知，是否会“悔其少作”？！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与张生同时出场的安排。这固然可以认为是作者在设置障碍、混淆视听，逃避谴责。但如此理解，实在求深。尽管从创作方法看，是“有意为之”的路数，却也见出作者一片匠心。如于此情节设置不顾，径直将张生和元稹看作是演双簧，岂不让元稹一片苦心白费。
近年来对元稹及小说有所注意，检书所得，掩卷所思，随手记之，原想从《郑氏墓志》之有无入手，也来考据一回，为还《莺莺传》之传奇性而呼吁。不意杨先生在“举例说明”小说创作中事实、故事、真实的关系时，深入浅出地谈清了这个问题。惊喜之余，遂改初衷。衍成此文，权作附议，以就正于读者。
读书献疑
刘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