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此之前，海外的文化人一直就有机会阅览海峡两岸的文学作品，品头论足之余，下一点比较的结论。在种种结论之中，有两种说法，我认为是似是而非的废话。
最流行的一种“文学评论”是说：大陆文学可敬不可爱，台湾文学可爱不可敬。这个说法翻译出来就是说，大陆作品题材伟大，写的是可歌可泣的民族血泪，但艺术手法粗糙。台湾作品讲究文字技术的娴熟复杂，但是题材琐屑、小鼻子小眼睛，都是男欢女爱的庸俗小事。
这不知是谁先创出来的，却蔚为流行公式。这个半通不通的文学“评论”至少有两个谬误。首先是没有认清现实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距离。抗战八年、文革十年，在一场一场浩劫之中，可敬的，是那些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旧努力维持了人性尊严的人；悲壮的、伟大的，是这些人的生与死，痛苦与挣扎。可敬的，不是一部以此为题材而艺术处理拙劣的作品。不论题材如何“伟大”“悲壮”，写得不好，作品就是死的，没有什么可敬可爱的余地。
以题材大小来论断文学优劣往往是意识形态挂帅的表现，主张文以载道，而且“道”必须是感时忧国、民族血泪之类的大道。相对之下，儿女私情就是琐屑的、堕落的小题材。“文以载道”与“为艺术而艺术”之间的争执在中外的文学史上是个老掉牙的题目，暂且不提。值得一提的是，何谓题材的大与小？
人性，是最大的题材
在西方传统中奉为经典的希腊悲剧“伊底帕斯”，写的是一个人如何逃不过命运的摆布，仍旧弑了父，娶了母，导致自己的毁灭——这个题材既无关国家大事，又无涉民族仇恨；究竟是大还是小呢？张贤亮的《绿化树》就写活了那么一个明快果敢的中国女子，那题材是大是小呢？李昂的《杀夫》刻画的不外乎性虐待，这又是不是个琐屑而堕落的小题材呢？
当然不是。无关乎感时忧国、民族血泪，《伊底帕斯》探讨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绿化树》用文字塑成一个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的文学人物。《杀夫》剖露了男人与女人之间最原始的对抗关系。看似狭窄而个人的题材，其实有着不可测的深度；人性，正是一个不可测的深度，人性，也正是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题材。把感时忧国、民族血泪作为唯一“可敬”的文学素材，实在是简化僵化了复杂的人生。
今年七月在柏林开的欧华学会上，谈到文学，一位旅欧女作家气血奔腾的说：“有人说抗战文学是八股文学，我就不同意！那是不懂事的年轻人说的话，我们这一代是经过那个浩劫，千辛万苦过来的，抗战文学绝对不是八股文学——”
“写得好，就不是八股；写得不好，就是八股，”一个年轻的作家忍不住反驳。
她继续说：“抗战的经验是最伟大的，我是想起来都要哭的——”
“哭没有用，要写得好。写得不好，你哭死也没用。”
短短一段针锋相对，充分显露出两个文学观的对峙。后者主张用艺术的标准评价文学，前者却以生活经验来诠释文学，运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抗战是可歌可泣的，所以抗战文学也是可歌可泣的文学，题材“可敬”，其他就都不重要了。可敬不可爱、可爱不可敬的文学“批评”大致就基于这个头脑简单的逻辑。
“中国味道”是什么意思？
在海外，还常听到另一个论调：大陆文学比台湾文学值得研究，为前者比较具有“中国味道”。
听到这样的评价，大陆作家是否会沾沾自喜呢？我倒觉得，这个听起来像赞美的论调里，其实隐藏着某种微妙的歧视，中国的作家不能不戒慎恐惧。试问，当一个英国评论者读一本当代法国作品时，他会不会先问：这本小说有没有“法国味道”？他会不会因为那本小说没有法国味道而认为它没有读的价值？
当然不会。在面对与自己平等的文学时，他寻找的是艺术价值：这本小说，在和所有他读过的小说相比的情况下，究竟有多大的艺术成就？他会用与他评读本国小说时一样严苛的艺术标准来褒贬这本法国小说，而且毫不留情。诺贝尔奖得主威廉·戈尔丁的新作问世之后，被西方各国评家批得体无完肤。没有人在乎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更没有人问他的作品中是否有“英国味道”。
为什么在转向中国文学时，“中国味道”却成为一个评价的标准？一个因素，如前所提及，当代中国文学仍旧被许多西方人当作社会学辅助材料。另一个因素，我称为文学观光客心理。一个欧美观光客到了非洲，他所希望看见的是当地的“土著”生活，越“土”越有异国情调，能目睹人吃人、满嘴血的镜头就更精彩。如果他到的非洲城市竟然也有高楼汽车，行人衣冠整齐，一如观光客自己，他会感到失望，因为他寻找的是“非洲味道”。
观光客文学评论
许多观光客到中国去，找寻亭台楼阁、鸦片小脚、站着可以睡觉的苦力；当他发现现代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在为名利与物质享受汲汲营营，为民主自由呐喊，他觉得“中国味道”没有了，于是失望。读一本中国小说，不去问它结构是否严谨，意义是否深刻，文字是否紧密精到，也不问它人物刻画是否生动，意象是否具创意，更不拿它与世界其他文学杰作相论衡，却一味的强调书中有“中国味道”，这就是观光客程度的文学批评。喜欢看土著吃人、中国小脚的观光客并不能拿土著当成与自己同类而平等的人看待，犹如人到动物园里去看两条尾巴的猩猩一样；只讲“中国味道”的西方评家，也并没有把中国文学当平等的文学看待。观光客与观光文学评论家所共同流露的，是一种自觉的优越感。
近年来大陆作家突然之间“受宠”，络绎不绝的到西方来与其他文化接触，谁也不能否认是件好事。我相信海峡两岸的人都希望见到中国文学受到国际的瞩目，不管是由哪一边带动。但是，有器识的大陆作家必须洞悉这个“受宠”现象的环境因素。目前，越是在大陆遭受政治批判的作家，越容易受到西方重视。也就是说，西方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接纳角度，仍旧是新闻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还有，观光性的。这种取向对大陆文学的茁长有极坏的影响。
第一，良莠不分。争议性大的作家不见得是真正好的作家。但经过西方媒体的渲染，汉学家的趋之若鹜，争议性大的作家就变成名作家、大作家。这无形中鼓励作家“政治化”，而对那些没有政治性却极具艺术功力的作家却是个打击；他们反而没有因艺术而受到肯定的机会。
第二，价值的混淆。观光客的文学品味可能诱使年轻作家刻意的去营造所谓“中国味道”。现在的“中国味道”，指的往往是近数十年来中国人民所受的种种创伤与痛苦；“三反五反”、“土改”、“文革”等等名辞与制度构成特殊而新奇的中国景观。然而大陆文学要成熟，从而光华灿烂，它势必要从记录文学——包括报道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等——中成长、超越、而至脱离，进入高度的艺术领域中去。在高度的艺术领域中，文学要表现的，是“人”的味道，而不是狭窄的、层次低的所谓“中国味道”。我相信，一个真正伟大的中国心灵与一个真正伟大的南美心灵最终极的关怀应该是一致的：人的价值。
作家的自省与清醒
对大陆作家的“得宠”，台湾的作家应该以平常心看待。台湾的政治孤立是当初国民党政府打的死结，近两年来破了一些禁忌，或许政治孤立的死结竟也有松开的希望。孤立的死结解开之后，台湾可以与外国推动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动，台湾的作家也可以有尊严的回到国际文坛中来。至于与大陆作家较量，书解禁了，在台作家可以大量的看到大陆作品，那个时候，文评家就不难作有凭有据的比较与批评。谁好谁坏，让我们以白纸黑字来讨论，不必意气。
“得宠”的大陆作家却有着一个危机，有的受邀作家显得深沉笃定，有的，却在西方记者与汉学家的簇拥之下，言谈之间志得意满，常有人自称为“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世界知名作家”。胸有丘壑的作家在受到西方推崇时，应该保持一种冷静，一种清醒。他必须逼问自己几个问题：我的作品受到推崇，是因为它的新闻性、政治性、社会性，或是它真正的艺术造诣？西方的文学评论家在面对我的作品时，是否也用了和他批评本国文学时同样缜密严格的标准(尽管这个标准的内容用在异国文学上必须有所调整)？或者我是第三世界的作家而对我特别“宽容”？
维持一种清醒，同时尽量去了解其他国家的当代文学，扩展眼界胸怀，中国作家才可能独立自主的为自己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定位。我也期待大陆本身会逐渐发展出严格深刻而专业的文学批评，澄清干扰文学领域的政治、社会、新闻等等外在因素，使中国当代文学走回正常的、艺术归艺术的路线。
龙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