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叹‘寿则多辱’，活了一把年纪犹在说男道女，蔼理斯、福勒尔、勃洛赫……一大串性学家，没完没了说下去，对我们的现实，对我们的新的人民共和国，起着什么作用呢？说穿了就是麻醉。”(《鲁迅研究动态》，一九八八，一，49页)
堂堂“比较论”，却效“大字报”体，令人骇然！
前事不忘。《诗·关雎》“窃窕淑女，君子好逑”，为孔老夫子所首肯。《孟子·告子上》“食色，性也”，《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数千年前的儒家经典早已津津“说男道女”；绵绵瓜瓞，“没完没了”。虽历经“存天理，灭人欲”之漫漫长夜，大防“说男道女”，“管人及于床第之私”(唐德刚先生语)。但口碑却以“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一针见血。
知堂老人之功过，即使如“附逆”之大节，论者或辩解，或惋惜，或痛斥；历史无情，自有公论。惟不当因人废言。周氏《净观》煞尾云：
“中国现在假道学的空气浓厚极了，官僚和老头子不必说，就是青年也这样，如批评心琴画会展览云，‘绝无一幅裸体画，更见其人品之高矣！’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们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起来反抗？……”(《雨天的书》)深邃的目光，严正的态度，沉重的心情，“实在是极不易得”。尤其是献身于艺术的modele，在新中国的大地上竟然惨遭不幸的今天，知堂老人的“说男道女”，依旧“隐伏着锋芒”。(黄裳先生语，见《读书》一九八八年第二期94页)
“如 在”
四十年前，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三位先生分处沪、平、宁三地“合编一书”——《开明国文读本》。大手笔通力合作选注高中文言、白话教材，当轻而易举；甚至可大名虚悬，“垂拱而治”。然而不然。白纸黑字，有叶先生日记《在上海的三年》〔九〕为证：
“缮抄三人所选文篇之目录，分寄佩弦、叔湘，并作书，商工作进行步骤。”(三月十三日)
“竟日写覆信。与叔湘讨论国文本格式，较有兴趣。”(三月三十一日)
“写长信与佩弦，皆谈编辑国文本事。”(四月十日)
“竟日作注解及提示，梁(启超)文一篇始完毕，已历三日矣。”(四月三日)
“佩弦寄来所作白话本之注释及讨论练习等五篇，详审活泼，余所不及也。”(四月十三日)
“叔湘寄还余与佩弦之作，疏漏处皆细心指出，此君之精审可佩。”(四月二十四日)
……
举轻若重。三位先生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切磋琢磨，“一点一滴地做去”(叶先生纪念朱自清先生语)。
读叶圣陶先生《日记》，念《文言读本》(改编本，上海教育版)，敬而愈觉叶老先生“如在”！(叶先生纪念夏丐尊先生语)
“底 本”
梅节先生主持校点的《全校本金瓶梅词话》，最近由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据《光明日报》报道，“新校本根据两个系统的《金瓶梅》本子”云云(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第二版)。书名明明白白地点明“全校本”系“词话本”，却介绍说根据“两个系统”的本子，令人费解。
检出香港《镜报》(一九八八年第一期)所刊“书讯”，开宗明义，云：“全校本以日本大安本为底本，北京人文本和台北联经本为参校本。”(第13页)按，日本大安株式会社于六十年代影印《新刻金瓶梅词话》，以慈眼堂藏本与栖息堂藏本“两部补配完整”。这在胡文彬先生《金瓶梅书录》(辽宁人民版)中有“录”可稽。由以“大安本”为底本，已大略可知梅节先生之识见，“全校本”之情况。
整理校勘古籍乃至“五四”新文学作品，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得“先说定什么做底本”(《序跋集》第180页)。这是常识。
“书有何用”
巴黎大学熊秉明先生《关于罗丹——日记摘抄》(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提及米开朗基罗为教皇米力斯二世造像时，想在手里放一本书，教皇说：
“书有何用？放一柄剑！”十足霸气，堪与拔山盖世、粗记姓名的西楚霸王后先辉映。
可惜，古往今来的霸才，一窍不通“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这一平凡的真理。
书，还是有用的；书，寿于金石！
“勿放笔”
对鲁迅先生，林语堂氏“私心终以长辈事之”；先生辞世后，林氏又以“幽默”悼之。这正应了“幽默大师”的夫子自道：“一捆矛盾”。
在《悼鲁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林氏谓“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是的，鲁迅先生曾有“荷戟独彷徨”之叹惋，亦有“匕首和投枪”之名喻，但先生更有冷静的自白：
“……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
是的，鲁迅先生“只有一枝笔”；先生姓“文”。
“金不换”，当子子孙孙永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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