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观之,《读书》既要谈书,自然也要谈人——谈作者,谈一切与书有关的人。文学家冯亦代有作品题曰“书人书事”,大可成为《读书》的一个宗旨。这个宗旨,在《读书》创办之初,贯彻得较好,年来却有忽视,主要是谈书多,谈人少。
李文俊先生于主编《世界文学》之余,对“书人”有了兴趣,迭寄佳作来此。第一期谈加尼特,一位文学翻译家,这一期专谈一位出版家。在一切劳作都要凭是否可以得到“职称”来估量的时代,李先生的这种雅兴,值得我们佩服。因此再邀约几位专家,专写“书人”。篇幅所限,这期只能发表三篇,列于刊前,余容续刊。
纸张短缺,纸价飞涨,《读书》第四期已用劣纸,今后如何演变,更不可知。李文俊先生大作告诉我们:出版家在困难条件下,也未始不可工作。希望窳劣的纸张、模胡的印痕不致过分减杀读者、作者和出版者的兴趣,大家继续把《读书》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