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在这部小说中起码犯了如下两个错误：
1.对过去的情感认同；
2.对现在的潜在拒绝。在张承志的作品中，永远具有一个“过去的空间”，这个空间由各色人事构成：老额吉，草原，传说中的金牧场，黄泥小屋，醉醺醺的知青，长途跋涉的红卫兵……。过去是美好的，那里充满了光荣、憧憬和梦想；过去是圣洁的，那里有温情、友谊和博大的母爱；过去又是飘飘渺渺的，充满着梦一般的情怀，梦一般的情怀常常撩拨起他对过去的怅然与遐思。在《老桥》，在《黑骏马》，在《黄泥小屋》，当然，还有《金牧场》，都充满了这种对过去的梦魂缭绕般的眷恋。因此，张承志小说中的人物通常都是通过回忆来展开他们的心理行动，并具有一种静的美学特征，象《黄泥小屋》中的苏朵三，《残月》中的杨三老汉等人。这种对过去的情感认同，常常被人认为是一种“非历史化倾向”。
张承志对现在具有一种潜在的拒绝心理，这种排斥主要作为情感态度，尽管它们常常通过一种非常漂亮的哲理般的文字表现出来，但却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理性分析基础上，它在本质上仍是属于诗的。现在在张承志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这样两种形态：一种是城市的嘈杂、拥挤和闭塞，主要体现在《绿夜》等作品中；一种是人事的庸俗、功利和相互倾轧，主要表现在《胡涂乱抹》等作品中。这两种形态更多的是糅合在具体的场面描写中而形成一种强烈的情感或道德的愤怒倾向。不错，张承志曾经努力承认过现在，《绿夜》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自己粉碎着自己，打破着过去的梦。但这种努力渐即又被强烈的诗人气质所湮灭，不久便又有了《胡涂乱抹》这一类更为猛烈的对现在抨击的作品，在《金牧场》中，现在主要由J(日本)部分承担。这种对现在的拒绝常常被人认为是一种“非现实化倾向”或者说是一种逃避城市的倾向。
仔细研究张承志的小说，可以把他的作品大致分为这样三类：
1.对过去的情感眷恋，象《老桥》；
2.对现在的强烈拒绝，象《胡涂乱抹》；
3.对过去与现在均持一种理性的观照，象《绿夜》。
这三类作品在接受中常常引起三种不同的文化态度：
一般来说，《老桥》这类作品更易引起老知青的情感认同，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过去。
更为年轻激进的青年则欢迎象《胡涂乱抹》这样的作品，他们没有现在，但更没有过去，他们欢迎《胡涂乱抹》，但不能容忍《老桥》。
王蒙对《绿夜》曾有相当高的评价，这可以窥视出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心态，他们更实际，他们能够宽容梦想，但不能允许自己永远沉溺在梦一般的记忆中，他们紧紧抓住现在，哪怕现在如何的艰难平凡。人必须也只能在现在中走向未来。
当《金牧场》把这种种态度都统统揉合在一起的时候，分歧便产生了。
在《金牧场》中，过去与现在紧紧缠绕在一起，由对现在的心理拒绝而引发出对过去的情感回归，由对过去的情感认同又加深了对现在的情绪排斥。张承志的许多小说都由这两种态度构成叙事块面。在《金牧场》中，过去——M，现在——J，块面色彩分割得非常明显。
非历史化与非现实化。这是两个老而又老的问题。
不过在张承志的作品中，则具体为另一种特定形态。
对现在——常常表现为城市——的拒绝在他的作品中时常引申出一种对人的总体异化的忧虑和愤怒。非人化倾向。在《黄泥小屋》中，张承志曾经列出四种异化倾向：吃的异化(贼娃子)，色的异化(丁拐子)，劳动的异化(韩二个)，宗教的异化(老阿訇)。在《金牧场》中，具体为一种城市的异化，目光短浅、势利庸俗等等。人的理想追求的丧失。由这种对现在的批评可以引申出某种现代主义的倾向。不过在一些批评中，衡量现代意识的标准常常不是对城市的批评而是对城市的皈依，也即是城市文明仍然或明或暗地成为人对自身或外在社会的追求目的。在两种文明(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相互缠绕在一起而被强迫纳入世界性的现代精神轨道中，这种标准的混乱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被理解的。
对过去——常常表现为草原——的眷恋，在张承志的作品中常常引申出一种对人的美的追求的肯定或象征。人对人自身的最高企求。在《北方的河》中，由自然物(河)成为这种美的载体，在《黑骏马》中，则转为草原与索米娅等，而在《金牧场》中，则主要分割为红卫兵长征与金牧场的草原回归。在对过去的情感认同中，人的精神得到高扬，理想由虚渺落实为某种具体形象。对张承志这样一类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来说，作为思想支撑的主要是情感(形象)而非理性(比如哲学分析)。过去的情感回归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又的确引伸出某种古典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主要表现在他的非实在性的目的论上。严格来说，张承志的作品缺少一种向外或向前的扩张努力，他的目的常常建立在一种情感指向上，而这种情感又主要由回忆构成，因此他在作品中缺乏因明确的目的而引起的行动性，他的行动常常在回忆或纯粹的精神漫游中完成。往往是回忆结束，故事也随之结束。比如《金牧场》，J部分的展开主要建立在M的回忆上，当M的回忆结束时，主人公也从J返程回国。这种倾向使《金牧场》显得冗长累赘，而在《黄泥小屋》中，此种现象已略有显现。
这两种态度——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相互缠绕的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
关于非历史化倾向。
历史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一般有如下三层含义：
1.曾经发生过的人和事的客观记录；
2.对曾经发生过的人和事的社会性评介；
3.对曾经发生过的人和事的情感性理解。
第一种层面主要表现为纯历史记录，严格说来，文学很少取这种观照角度。
第二种层面主要被运用于历史哲学，它常常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过去的人或事作为符合社会理性的评介与判断，含有某种价值论在内，一部分文学作品沿用这种角度进行历史的回归与创作，这些创作大都具有某种明确的社会化倾向。
第三种层面则已经暗喻，个人的情感因素在内，必须承认，人与社会并非总是处于某种同步状态，它们之间常常会产生某种“错位”现象。当现在(社会)不能满足人对自身美的渴求，人便会返顾过去在历史中寻求美的形态，这时，历史便会分解为“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一般来说，在这种角度的情感规约下，人常常会略去具体的历史内容，略去蕴含在这种内容中的社会性评介，而常常为一种美的历史形式所感动，这种形式在艺术家的感觉中常常表现为一种情调，一种画面，一种片断的个体心灵的美的历史显现。严格来说，这已经不是历史，而只是人凭借这种形式来倾注自己对美的感受。
《金牧场》正是属于这样一种历史范畴，它注重的不是历史的实际结果，而只是过程，在过程中所展现的个体心灵。可以想象：在长征路上蠕动着的几个小黑点，在重返金牧场的草原上所滚动着的勒勒车队……，这悲壮的自由长旅本身就拥有一种美的形式，一种青春的象征，这种形式融注进人的情感中，就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而时时召唤着人的心灵返顾过去。
因此，这两种历史的观照角度在文学中各有其自己的适用领域，也因此，任何用一种判断尺度代替另一种判断尺度，都会造成批评的混乱。
关于非现实化。
严格说来，现在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当人处于现在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合，是一个社会角色，而当人处在这样一种角色身份中，他就必须服膺于现实的运动规则，这往往是一种社会功利性极强的运动规则，而在这种运动规则的制约下，又意味着必须牺牲人的许多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历史的代价。承认这种代价的历史合理性，只是属于实用政治的范畴，没有必要把文学也统统塞进这一框架。因为，在人的社会性以外，还存在着人的美的属性，这是一种人对自身绝对的美的渴求，对绝对自由完美境界的渴求。可以理解，为什么自有人类产生，便渐即有了无数理想的产生，从老子的小国寡民到陶渊明的桃花源，从孟子的井田制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从柏拉图的大西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同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明显受惠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一种人类的永恒理想而体现出辉煌的人道精神。当然，这些还都基本上属于社会理想的范畴。即便如此，它们也从未在人类发展史上真正实现过。因为任何现实的完成都会使人产生一种同原定理想相去甚远的感觉。然而它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却一直召唤着人类，在社会意义上显得荒谬的理想主义在美的领域中又会变得完全合理。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常常以否定现实为其出发点，它永远跋涉挣扎在理想的自由长旅中，它以人自身为自己的美学目的。我觉得，对于《金牧场》所流露出的所谓非现实化倾向也应作如是观。
这也就是说，在张承志作品中被分解开的过去与现在两大块面之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统摄着小说中的过去与现在，这种东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想主义。
在今天来说，理想已经成了一个可以供人嘲笑的概念，它时常同保守、幼稚、荒诞、正统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又常常被视作非现代意识的象征，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古典精神。
导致这种认知倾向的多少含有一种唯观念至上的态度，这种态度常常影响了批评的价值指向。他们时常选择一种或几种观念作为自己批评的图腾，并以此对照检查作品，这种在观念上对号入座的方法常常形成一种批评的“对位效应”，尽管这种批评方法也发现或阐释了一部分优秀作品，但在其更根本的意义上，却容易产生许多后遗症，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生命产生观念，而非观念组合生命。真正从生命对外界的深刻体验中所形成的感觉永远比我们现有的流行观念更为重要。当我们不能用现有的观念去分解对象时，也许正意味着某种新的观念正孕育在这种生命的体验中。这种创作现象常常对批评形成一种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又是一种对挑战的反应。无视这种生命现象，仅仅依靠现有的观念去包囊一切，在方法论上必然会陷入一种简单的两分法境地，诸如现代／古典，理性／非理性，新／旧，真／伪，异端／正统等等词汇仍然不时出现在我们的新批评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讽刺。同时，这种观念图腾的态度常常容易忽视观念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引进观念，更重要的还应了解产生这一观念的全部文化背景。不能否认，整个现代主义的文化背景中充满着一种失乐园的悲观精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才产生了许多现代意味的观念，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环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对这些观念的片面理解。我想，对《金牧场》中的理想主义也应作如是态度的文化综合的分析。
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理想，它的意义更多的还在于美的领域，是一种人对自身的最高企求或愿望。在作品中，常常表现为永恒、自由、宁静、美等抽象的情绪。
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意象，太阳的意象。在《金牧场》中，张承志用那漂亮的黑体字反复凸现着这一意象，这个意象本身就可以理解成生命永恒的象征。远在《大坂》、《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作品中就已经渗透着对永恒的向往。
严格说来，这种追求在张承志的作品中更接近宗教般的情绪。在宗教学中，具有圣性时间与俗性时间两个概念。一般来说，俗性时间是日常生活的秩序，是现实时间，圣性时间是超越日常生活的幻想世界，是人们潜在意识愿望所投影的超越性世界，也就是超越现实时间的神话时间，“圣”的心理体验是战栗与魅惑的神秘组合，战栗是对神秘的超自然威灵的敬畏与恐惧，魅惑是对此威灵的不可思议的憧憬。《金牧场》中对太阳的描写，比如结尾女儿奔向太阳的描写，都能找出这种对圣性时间的战栗与魅惑的痕迹，而这种痕迹在《残月》与《九座宫殿》等小说早有所显现。比如《残月》中杨三老汉对寺院灯火的等待。我所奇怪的是，张承志为什么没在这种情绪上更加开掘，在这点上，《金牧场》也未能超过《残月》，这很遗憾，因为其中蕴藏了极为丰富的人类情感，并且张承志本人的气质也极适合这一领域。
张承志对永恒的追求，在时间观念上，时时有一种圆形回归的痕迹，也就是说他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具有无限恢复的可能性的时间信仰，由这种信仰产生了在圆形周期的时间之中，一切再生的愿望。这种观念普遍存在于古代人的时间信仰中，在神话中便有“原型回归”的故事结构：
圆形回归的时间观念后来逐渐被直线时间观念所突破，象基督教的过去(原罪)——现在(悔改、赎罪)——未来(末日审判)等，在这种直线时间观念影响下，逐渐形成近代西方人向外向上的无限扩展与追求，《浮士德》正体现了这样一种对未来充满乐观精神的时间倾向。
在中国，即有老庄那样一种更加哲学化的圆形时间观念(“复归于婴儿”)，也有儒家那样一种“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直线时间倾向，但在儒家的时间观念中更多悲剧意味，“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又是受中国特定文化环境制约的。
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是相当复杂的，它既充满一种“失乐园”的惆怅精神，但是又不同老庄那种静待时间循环的思想，它含有一种逆转时间的努力，在他的小说中，人永远具有他的原始，比如苏朵三和他的黄泥小屋(《黄泥小屋》)，白音宝力格和他的黑骏马(《黑骏马》)，我和金牧场(《金牧场》)等。而张承志小说中人物的最终目的总是逆转时间重新回到它的原始状态中，这种努力在作品中多少含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在内。
这种逆转时间的努力，这种重返乐园的渴求，这种对自己原初状态的眷恋也许正是张承志理想主义的古典精神的一面，在他这一代人来说，这种精神的复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实在过于强大的过去。应该不应该，这是一种批评，为什么会如此，则是更为困难的批评。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金牧场》中，所有逆转时间的努力都被归入了幻灭的结局：等待草原牧民的并不是一个辉煌灿烂的金牧场，等待长征归来的红卫兵也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青春已经死去。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张承志索性无情地调侃了自己，“您想想它要拉着我上‘北京大学’去我能不扒住它么。”我不知道，这种失败主义是不是现代人文思想的烙记。
青春已经死去，然而死去的青春才会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并时时召唤着我们的心灵。尽管《金牧场》对现在无情地嘲讽最后又辛酸地无可奈何的认同，但它的心却时时回头留恋地怅望。有时，创作并不总靠正确的观念导引，它更多的还受于自己心灵深处那块最为隐秘并不时激颤的东西。正确的东西并不总是美的。
辛涅科尔说：“人注定是要毁灭的，也许如此。那么，就让我们在抗拒行动中毁灭吧，再说，如果等候在我们前面的是‘空无’，那么我们不当在意它，否则它将成为不可改变的运数”。
我很喜欢这段话。如果人们同意这段话，人们也就会同意张承志关于人，关于生命，关于世界，关于青春，关于理想的见解。
青春已经死去，但心仍然活着，活着的心灵使人不满于现在而企图时时超越现在，也使我们永远地重复着张承志的错误。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一种唐·吉诃德式的绝望挣扎。活着的心，它使人的生命时时地沸腾，使生命永远地处于零度状态，永远地孤独飘泊，永远地自己倾听自己的声音，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金牧场》，张承志著，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第一版，3.65元)
蔡翔